一、辽西地域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
从考古学文化看，辽西地区史前古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不落后于中原，有时甚至更先进。辽西地域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4]下面主要从文明起源的精神层面略述辽西地域古代文明起源及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一）社会组织形态方面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从兴隆洼文化开始，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由氏族到部落，再到“古国”，率先迈入文明的门槛。从查海、兴隆洼遗址揭露的村落房址看，当时人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同一血缘聚居一处，为一个基本单位，社会以这些平等的村落组织联系起来。到赵宝沟和红山文化时期，在彼此分散的平等村落基础上，出现了中心聚落，并进一步形成聚落群。人们的关系不再纯粹以血缘来维系，而是突出了政治、经济和地域的关系，说明社会组织向更高阶段发展。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由“环壕聚落”向“环壕石城”演变，这是早期城邑的雏形。至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进入到“古国”阶段。辽西地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具有“早熟性”和“先导性”，率先在中华大地上放射出第一道文明曙光。（二）崇龙与尚玉辽西考古学文化系列很早就形成崇龙、尚玉观念。在查海遗址中，就出现了用石块摆塑的龙形堆石，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玉龙、石龙。在牛河梁遗址女神庙，还出土有泥塑的猪龙，这都说明红山文化居民的龙崇拜。夏家店下层文化，崇龙由自然崇拜向政治礼仪过渡，从而礼制化。辽西地域古文化崇龙观念对中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红山文化崇龙观念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辽西古文化的尚玉传统也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玉器，制作精细。这些玉器主要用于表达某种观念，服务于宗教或政治目的，说明兴隆洼文化已经出现礼制的萌芽。人们通过“礼”这种形式向神灵献玉。玉具有“神性”，专门用于宗教礼仪活动，所谓“玉亦神物也”“，行礼以玉”。玉成为社会等级地位高低的标识。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的主人兼有巫———王的身份。辽西古文化形成以玉为神、以玉礼神、以玉别人的“巫———玉———神”的直接联系，[5]说明“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红山文化在精神领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三）祭天祀地与崇祖尊王礼制的形成是文明起源的一个主要标志，在辽西古文化序列中，红山文化的礼仪性建筑坛、冢、庙最具有典型意义。从坛、冢、庙结合看，牛河梁遗址是辽西地域规格最高的祭祀整体，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6]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祭祀各有侧重，东山嘴遗址侧重祭天祀地，牛河梁遗址重点在于崇祖尊王。牛河梁积石冢体现了“一人独尊”的等级制，女神庙已具有“宗庙”性质，说明此时“王”已经产生。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这种反映中国传统礼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与文明起源的其他要素，如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相比，更具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7]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区与全国其它同一时期文化相比，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和超前的地位。在红山文化晚期，辽西地区社会发展进入“古国”阶段，率先出现文明社会的曙光。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辽西地区与周边文化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流，创造了远古辽西地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地之一。
二、多民族起源与汇聚之域———民族主体流变与民族融合
辽西地域是诸多民族（部族）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原汉族与北方东胡族系、东北肃慎族系、秽貊族系等民族迁徙、聚居的重要场域和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历史上起源于辽西地域的民族主要有先商、孤竹、屠何、山戎、俞人、东胡、肃慎、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过的部族、民族众多，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渤海、女真、蒙古、满族、锡伯族和汉族等。有学者认为，辽西地域的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文化区，其时空框架与黄帝部族相吻合，红山文化即黄帝时代的遗迹。当以“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先民们和以“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先民们在辽西地域相遇时，作为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纹相结合的新的文化。苏秉琦先生把花（华）与龙的结合过程形象地概括为“华山玫瑰燕山龙”，认为“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可以说，红山文化先民就是华夏族的直系之一。商人也是从辽西大地走向中原的远古民族。有学者认为，商人祖先起源于辽西，并从辽西走向中原建立商王朝。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分布着众多的商子姓方国，如孤竹。孤竹的疆域很广，一般认为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营州柳城县，古孤竹国也。”在喀左北洞曾出土刻有铭文“孤竹”的商代铜罍，说明辽西的大、小凌河流域是其主要活动区域。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辽西地域的少数民族（部族）有“山戎”“令支“”屠何”“孤竹”“肃慎”“俞人”“东胡”等。史载齐桓公曾“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8]山戎活动在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其强盛时多次侵燕。“令支”也在辽西，是“山戎之与也”。“肃慎”与先商相邻而居，据傅斯年、陈梦家、邹衡等学者考证，肃慎原居地在燕山南北地区，居于辽河、山海关之间。“屠何”亦作“徒河”，西周至春秋时期活动于小凌河下游锦州一带。“俞人”生活在大、小凌河流域，有人认为“俞人”就是后来023建立“扶余国”的扶余人的先祖。战国时期，东胡活跃于辽西地域，与燕和匈奴经常发生战争。战国末至秦汉，中原汉族大量进入辽西地域，改变了这一地域的民族主体。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迁至辽西地域，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隋唐时期，奚和契丹族崛起于老哈河和西辽河地区。奚亦称库莫奚，与契丹“异种同类”，属于东胡族系。奚和契丹最早游牧于松漠之间，过着“善射猎”、“随逐水草”的游牧生活。辽亡后，奚人曾一度立国，但很快灭亡。契丹于916年建国，称契丹国，后改称大辽。契丹政权占据北部中国，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自春秋战国以来，不同民族在辽西地域流转迁徙，碰撞融合。山戎、东胡吸收、融合其他部族，建立部落联盟。燕秦汉时期，匈奴、乌桓、鲜卑在辽西往来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辽西地域周边许多少数民族如鲜卑、高丽、夫余、契丹等迁入辽西并从辽西古廊道进入中原。隋唐时期，营州汇聚了汉、高丽、突厥、奚、契丹、靺鞨、渤海、杂胡等诸多民族，营州同西北的敦煌一样，乃“华戎所交一都会”，呈现“胡化”趋势。辽金元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辽西地域奚、契丹、女真、汉人、渤海、高丽、蒙古等杂居，出现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明、清时期辽西地区主要聚集着汉族、蒙古、满洲和朝鲜等民族，汉人与蒙古、满族等杂居通婚，文化上相互吸收，最终形成满、蒙、汉一家的民族大融合。辽西地域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不同民族通过辽西走廊迁徙往来、聚居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正是民族之间的迁徙、交流和融合，使东北民族不断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辽西地域的诸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亦颇有建树，其中有的民族不仅实现了本民族的统一，还征服了许多其它民族，在辽西、东北乃至北中国建立了辖域广阔的多民族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对开拓东北边疆，沟通中原王朝，推动东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进而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疆域的奠定起着先导作用。”[9]
三、“诗书之路”：辽西走廊与文化交流传播
走廊具有地理和文化两层含义，是民族迁徙、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自古就有西北河西走廊、西南藏彝走廊和东北辽西走廊，这些走廊通道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沟通东西方、农耕与游牧和中原与边地的重要民族-文化廊道。在各走廊通道的连接下，不同民族通过走廊而迁徙往来，不同文化得以传播交流，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形成和壮大。“辽西走廊”指的是分布于辽西地域的连接中原和东北的交通廊道。辽西古廊道在历史时期形成，并不是单指傍海通道，而是包括傍海通道在内的几条古代交通孔道，总称为“辽西走廊”。辽西古廊道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从辽西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分布看，辽西核心区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基本连成一线，[10]形成交通廊道。这些廊道也是后来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部族多次迁徙和南进的最主要的孔道。汉魏以后，经辽西地域由中原通往东北的古廊道主要有四条，即古北口———平刚———柳城道；卢龙———平刚———柳城道；无终———平刚———柳城道；临渝关———锦州傍海道。前三条古廊道的枢纽是平刚（今凌源市）和柳城（今朝阳市）。从中原出发前往东北，一般都是穿过燕山关隘，沿瀑河、青龙河河谷北上，进入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重镇平刚。由平刚北上，沿老哈河可直达赤峰以北；由平刚顺大凌河东北行，经柳城越医巫闾山抵达辽东，北上便进入东北腹地。辽金以前，这三条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辽、金时期，傍海道（碣石-锦州段）得到进一步开发，地位逐渐提升。明清时期，傍海辽西走廊“扼山海之冲要，为京师之樊篱”，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11]历史上，沿着辽西古廊道，中原汉族与东北诸民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但与西北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相比，辽西古廊道更突出的是文化交流。辽西地域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属于玉器崇拜和玉石信仰时代。玉作为礼器而传播，形成了具有精神信仰的玉石之路。“玉文化传播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史前信仰观念的传播。”[12]夏家店上层文化南山根等石椁墓中都出土有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说明夏家店上层文化所代表的部落首领或贵族仿效中原诸侯国的礼俗，辽西地域与中原通过辽西古廊道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13]商周之际，箕子从辽西去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14]即“诗书达于礼教”。辽西是商周时期中原人主要迁徙地，也是从陆路到东北的第一站。在喀左发现的商周青铜器看，一部分从中原传来，属于礼器，说明商周的礼乐文明沿辽西古廊道传播。汉晋时期，中原汉文化通过辽西古廊道不断向东北传播扩散。慕容鲜卑建立三燕政权，“渐慕华风”，而佛教也传入辽西朝阳，慕容皝在龙山建龙翔佛寺，[15]这也是东北第一座佛寺。后佛教传向高句丽，前秦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佛教通过辽西走廊传入东北腹地并传至朝鲜半岛。辽西走廊不仅是地理交通廊道，更是一条承载文化的“诗书之路”。辽西古廊道的文化符号更具有特殊意义。“诗书之路”侧重于强调和突出文化与精神层面，包括信仰观念。玉器、青铜礼器、典籍和佛教等都表现为文明与文化，属于精神层面，要高于物质层面。辽西古廊道这条“诗书之路”对于汉文化圈的拓展起到重要作用。不同民族文化认同越多，文化的冲突就越小，矛盾就越少，最终由民族心理上“非吾族类，其心必异”而实现“车书一家”。这种超越地理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正是“诗书之路”精神文化传播的结果。
四、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的转换
辽西地域处于农耕、游牧和渔猎交汇区，自然生态、气候宜农宜牧，不论农耕还是游牧，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由于气候变迁、民族分布和经济方式等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经济类型并不是单一的农耕或游牧，而是农耕与游牧等经济类型并存，且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从考古学文化看，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辽西地域农耕、畜牧、与渔猎等经济类型并存，属于混合经济，但原始农业占有较大比重，说明辽西地域农业起源较早并达到一定水平。西周以后，整个北方气候趋向干旱寒冷，森林减少，草原扩大，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大约到西周晚期，北方进入以骑马为标志的半游牧-游牧经济阶段。[16]在老哈河流域的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遗存三号墓出土的铜环上有骑马射猎立雕，说明当地人已懂得骑马，在新的生态环境下做出“专化游牧业”的抉择，由农耕定居逐渐向游牧转变。到战国晚期燕文化全面到达辽西之前，这里已经转变为游牧业。战国秦汉时期，以长城为标志的南北民族、经济和生态分界线最终形成。长城以南，为汉文化区，长城以北，属于游牧世界，农耕与游牧两大世界长期并存与对立，生产方式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不可避免，辽西地域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冲突、碰撞的前沿地带。影响辽西地域经济类型和特点的原因很多，主要有气候变迁、民族分布、人口流动和国家政策等。大体说来，辽西地域经过几次农牧转变。西周春秋时期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业。燕秦西汉时期，设置燕北五郡，由游牧转向农耕。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南下长城塞内外，此地由农耕转为游牧。慕容氏迁居辽西后，“教以农桑”，又由游牧转向农耕。隋唐时期，营州农业经济集中分布在柳城及其附近汉人、高丽人聚居区，其余地区主要是游牧业。辽金时期，由于不同民族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辽代辽西地域的农牧业北、南有别，北部以游牧业为主，南部以农业为重。金代辽西地域的原契丹等诸群牧多得以保存，但牧业所占比重恐不如辽代那么大，当地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垦田增加。元、明时期，辽西地域再一次由农耕转变为游牧为主。蒙古南下，大片良田沦为牧场。明朝时，辽西地域成为蒙古人的驻牧地，如赤峰地区有蒙古乌梁海部，承德地区有喀喇沁部，朝阳、阜新地区有东土默特部。清朝初期，柳条边以西辽西地域仍主要是游牧区。清朝中期，对东北封禁政策有所弛懈，大量流民进入蒙地垦田种地，“借地养民”使这里由半农半牧区逐渐变成农耕区。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承德平泉地区景观大变，“井庐相望，禾黍盈畴与内地无异矣。”乾隆皇帝曾感叹曰：“昔原蒙古游牧地，今作齐民耕凿场。”清末以来，大量汉人涌入辽西地域，基本形成现代以农耕为主、农牧交错的文化景观。辽西地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从一定意义上讲，二者同根同源。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辽西地域成长、发展、冲突、融合。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转换意味着民族主体、经济类型、生产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变化，农耕与游牧交替转换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裂变-聚合这一形成、发展的辩证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17]辽西地域农耕与游牧相互转换对于理解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意义重大。
五、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文化特质
辽西地域多民族杂居，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一方面，随着汉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为辽西地域文化奠定了基调与底色；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反复交叉构建着辽西地域文化，形成辽西地域以汉文化为底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辽西地域文化以汉文化为底色。从考古学文化看，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些文化因子是中华文化根系之一，如尚玉崇龙、聚落形态、祭天祀地、丧葬礼仪等直接成为汉文化的观念与制度源头，而由此演生的诸多文化层面构成了汉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辽西地域的汉文化不是外传的，而是扎根于辽西本土的。从文化传播看，汉文化对辽西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汉族人口的不断迁入和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决定着汉文化的比重。从文献记载看，辽西地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夏商时期就已出现。箕子率商民携诗、书、礼、乐、百工去朝鲜，这是华夏系汉文化在辽西、辽东地域大传播时期。战国后期，燕国袭破东胡，筑长城确定农牧分界线。这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更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整合，汉文化在辽西占据主导地位。秦、西汉进一步巩固这一成果，奠定了辽西地域汉文化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乌桓、鲜卑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丰富着辽西地域文化内涵，但受汉文化影响，他们“渐慕华风”，被汉文化所同化。辽金时期，在“胡”、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中，汉文化占主导地位，契丹人制度“大略采用唐制”，“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辽西地域的奚、契丹人也转向农耕。辽朝皇帝还尊奉孔子，儒家伦理道德对其产生影响。[18]清中期以后，汉人不断涌入辽西，辽西蒙地得到开发“，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辽西地域文化充分体现多民族文化色彩，有时甚至色彩浓重，局部湮没汉文化底色。燕国占领辽西地域后，燕文化亦深受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从燕山南北地区出土的燕国青铜器看，表现出强烈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色。隋唐时期，辽西地域为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地，胡文化对汉文化产生全面而持久的影响，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有胡化倾向，体现出强烈的胡风和多元文化因素特点。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民族文化也影响汉族文化。辽时，北方还呈现出汉民族的契丹化，很多汉族人从事农耕兼畜牧，在居住、饮食、风俗、服饰、婚丧嫁娶和性格、精神生活等方面都呈现更多的北族因素。[19]蒙元时期，辽西地域成为游牧之地，蒙古族文化成为主流，在某些方面，汉文化底色被遮盖。明、清时期，蒙古、满洲文化亦影响着汉文化。汉人因久居蒙地，亦“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等等不齐。”[20]所谓“人杂牛羊气，山多虎豹声。家家番字帜，寺寺梵文旌。”[21]辽西地域在不同时期因民族主体的不断变化而呈现文化的“汉化”或“胡化”，但随着汉族不断迁入，汉族文化的底色一次次被凸显出来，形成多元一体的新的地域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辽西地域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一是文化悠久连续，底蕴丰厚。辽西古文化具有悠久性与连续性，从兴隆洼文化中经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呈现文化传承关系，具有很强的文化连续性。漫长的农耕与游牧文化积累，底蕴丰厚。二是文化内涵丰富而复杂。各民族文化碰撞、冲突和互补、融合，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三燕文化、契丹文化、避暑山庄文化、佛教文化、蒙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等，构成了辽西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创造了复杂的文化景观。三是开放与兼容并蓄。辽西地域多种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辽西古廊道沟通南北，草原丝绸之路贯通东西，从而形成开放与兼容的特质。四是剽悍与创新。剽悍尚勇是东北各民族的基本特征，辽西地域是多民族汇聚之地，更强化了这种性格特征。“广宁，古幽州地。迨元置广宁路，其地广袤，汉胡杂处，人性犷悍，冠裳异制，习俗尚武”。与此同时，多元民族文化也使辽西地域文化富含创新精神，穷则思变，勇于进取。五、先进与落后杂陈。由于辽西地域民族成份复杂，发展水平不同，在辽西“这一特定文化场相遇的文化，不仅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存在着领先与落后的发展进程上的‘文化差’，因此，从相遇之初的碰撞，走向最终的融合或同化的艰难历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先进和落后杂陈的过渡阶段。”但经过痛苦的冲突、选择，最终向先进的文化融合，共同创作新的富含多民族因子的文化。
六、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的活标本
人类活动于特定的地理与生态环境中，人类活动受地理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影响和改变生态环境。从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看，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由对自然环境的被动性适应到对自然环境的选择性适应和对自然环境的全面改造三个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体现了人对自然支配能力的提高，但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气候和人类经济方式选择是影响、改变生态环境的两大因素。辽西生态环境变迁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但人为的过度开发、破坏是造成辽西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辽西生态环境经历了巨大变迁。据研究，全新世气候和环境经历了多次变化，在全新世大暖期，辽西地域气候温和，雨水丰沛，生态环境良好，表现为森林、草原和原始农业景观。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凌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成为人们从事农牧业的重要场所，黄土台地成为人们居住的最佳选择，因此逐渐发展为农耕定居。进入历史时期，辽西地域的生态环境并不像现代这样恶化。隋唐以前，辽西地域森林密布，水草丰茂，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奚、契丹等民族游牧其间。唐朝时松漠西部称为“千里松林”或“平地松林”，原生植被覆盖率极高，野生动植物种类很多。《新唐书·地理志》载营州柳城土贡有人参、麝香、豹尾等。辽金元明时期，由于气候变得干旱，森林减少，同时由于移民垦荒，出现土地沙化现象。但整体来说，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如西辽河冲积平原上“高原多榆柳，下湿饶蒲草”。明朝时“锦州各边，山险陡峻，树木稠密”。朝阳山深林密，“水草肥美，游牧无边”。清代中期以前，敖汉一带尚“沙柳浩瀚，柠条遍野，山深鹿鸣，黑林生风。”大凌河在辽金时期可以行船，明末清初仍可泛舟，蒙古人在大凌河上游砍伐木材，顺大凌河漂流而下，直到义州。清中期以后，随着关内大量移民迁入，辽西地域生态环境破坏日趋严重，木本植物速减，草本植物增多，气候进一步干旱化，河流水量减少，沙地扩展。如朝阳地区到处是“垦遍山田不见林”，加之官民乱砍乱伐，造成辽西森林资源枯竭，水土流失严重，昔日绿色山野变成荒山秃岭，奔涌的河流变成了干河套，土地严重沙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呈现残破之相。“在不改变发展模式的情况下，辽西地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形成恶性循环，辽西地域由原来的先进变得落后，这是造成辽西地域落后的根本原因。”①在此以东北虎在辽西地域的退却来说明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从远古到清代，辽西地域属于东北虎分布区。在喀左鸽子洞遗址、凌海市沈家台遗址、黑山县姜家屯遗址等都有虎化石发现。西汉时，右北平郡有老虎出没，郡守李广“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东汉时，辽西乌桓“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24]说明有虎存在。辽金元时期，史籍中多有在辽西地域猎虎的记载。“这一时期，狩猎的地域从辽西地区的医巫闾山到西辽河流域的炭山、黑山，再到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附近地区，范围相当大。”[25]明代及清代中期前，虎在辽西地域“诸山皆有之”，凌源东南窟窿山“树木阴翳，狼虎成群，居民常见有数大虎率小虎往来于洞中”。[26]喀左大城子一带“树木成林，虎狼群聚”。清代史料中多有皇帝在辽西一带打虎的记载。清中期后，由于移民大量迁入，开山垦荒、砍伐山林，给东北虎的生活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东北虎的活动区域日益向北退却。自1912年后，辽西再未见虎的踪迹。至20世纪50年代，东北虎分布区的西南缘已退到吉林省辉发河流域和集安、浑江一带。[27]人类在特定的地理与自然环境中创造历史，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们必须尊重生态环境，处理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典型案例，研究辽西地域生态环境变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辽西地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者：崔向东 单位：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