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之新品格
梁启超《新民说》的内容体系，主要深受西方人本主义学说及严复的“民德，明智，民力”思想影响，对新民之新品格新素养论述更为详尽。囿于篇幅，以下择要而论。1．自由意识。有感于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奴性，梁启超特地论述自由观的重要性。在对自由的界定上，梁启超与严复略同，亦将人的自由界定为“人人互不干扰的界限之类”。他注重思想自由，认为“人之奴我不足畏，可畏的是我奴隶与我”，即自己成为自己的心奴。他将自由分为团体自由和个人自由，并说明个人自由只能在团体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其不足之处在于，“他未能意识到个人自由必须首先得到确认，团体自由才能实现。”［2］在论及自由的内容时，他指出，人的自由不出四端，“一曰宗教、一曰民族、一曰生计、一曰政治”。梁启超把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并列起来，显然不妥，梁氏在论及生计自由时，已明确涉及经济自由，遗憾的是，“他未说明人的自由在根本上应该体现为经济自由，而且未将分利问题与自由论结合起来”，实属一大遗憾。［2］尽管有诸多不足，但不可否认，梁启超的自由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重大意义。2．权利义务意识。具有权利义务意识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素质，是形而上之生存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权利的原始样态“生于强”，人类社会和动物界都是强者对弱者占有绝对之权利。不可否认，梁启超看到了权利的原始属性，但未能把动物界的弱肉强食与人类的自然法权区分开来。西方人本主义确认人同时具有生存权与平等权两大天然权利，因而不至于造成像动物界的弱肉强食关系。梁氏显然不认同人类可以弱肉强食，因而他解释人的权利来源于义务，认为社会竞争乃尽义务之争。他没能够意识到，在西方人本主义学说中，人作为社会的根本存在，权利至高至大。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人必然以社会形式存在。如果每个人都只顾享受自己的权利而不顾他人的权利，那么社会将不复存在。“出于对实现自己权利的理性权衡，人才产生了尽义务以维持社会存在的意识。”［2］尽管他对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不够深刻，但是梁启超指出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种权利义务必须统一的思想实属当时的先见，具有现代性的价值观念。3．法制意识。根据西方人本主义观念，拥有现代法制意识是现代化国家公民必不可少的品性。梁启超引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说明人人在权利面前不应丝毫相让，必出力以争。然而，人的欲望无止境，欲壑难填，权利竞争也将永无休止。为确保竞争的有序合理化，竞争必须受制于法律的框架。在梁启超看来，法律是强权相争的产物。由于对西方文化认识的局限性，梁氏未能认清现代法律是人类文明进步及理性发达后，多数人自由选择的结果。现代民主国家的法律是自由的象征，亦是自由的载体。4．公德与私德，公德是梁启超新民德的核心内容，他所理解的公德是一种群德和国德。公德是为了群体利益的德行，是为了“固群，善群，进群。”［3］分析当时的中国现状，梁启超指出，人人都只知道谋自己利益，冷漠而不关心集体利益。他认为我国国民“公共心之薄弱”，公德是国民最缺乏的国民性之一，人人只知道“为我”。私德是与公德相对而提出，私德是为了自身修养和利益的德性，是培养国民的起点。公德的实现与实施是离不开私德的。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对于惊醒当时“冷漠旁观”，“无责任感”以及“私德堕落”的国人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不难发现，梁启超的德行思想中依然延续着某些传统的观念，儒家的伦理德行对他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方面，梁启超在激烈批判封建纲常名教，仁义道德对国人思想的禁锢，另一方面，梁启超又在不自觉中透露出对于儒家以道德为做人之根本的主张的认同和传承。5．国家思想与民气。国家和国民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作为一国之公民理所当然应具备国家思想。梁启超指出当时国人国家思想缺乏，“爱国心之欠缺”。国家思想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国民应意识到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二，当朝廷代表国家利益时，爱朝廷等于爱国家，当朝廷违背国家利益时，则正朝廷乃爱国家。三，在国与国发生冲突时，应有爱国之观念，维护本国之利益;四，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是理想界，竞争是文明发展进步的需要，应以国家为至上团体。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深受封建纲常名教的影响，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所倡导的“民气”是指一国之国民性和民族精神的体现。一国国民，唯有具有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国民性和民族意识，方能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方能保种争存。梁氏意在通过树立和更新国民的国家思想，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意识来唤醒国人与一切阻碍国家发展进步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作斗争。6．冒险精神与毅力。梁启超认为，欧洲民族强于中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富有冒险品质而中国人多“怯懦”。进取冒险的品质是“浩然正气”，因此，国有此浩然正气则存，无则亡。进取冒险之品性源于对理想的希望，怀有热忱之心，运用智慧去进取，有无畏之胆力。除却冒险精神外，梁氏还提倡国民应具有毅力之新品性，有毅力之品性可以化解逆境为顺境，化失望为希望，唯有毅力才能使人团结起来，顽强拼搏，破旧立新。7．自尊与合群。自尊是新国民独立自立精神的体现，自尊所以尊他人，尊人道。国之自尊始于国民之自尊。梁氏表明，中国人应克服“卑屈怯懦”，培养自尊之品性，做到“自爱”，“自治”，“自立”，“自牧”，“自任”。梁启超指出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铸就了合群的品性，合群的品行也增强其凝聚力。而当时国人固有的“傲慢”，“寡情”，“迂愚”等劣根性都是合群的大敌。8．政治能力，生利分利以及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政治能力是人类的天性。中国人缺乏政治能力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专制政体压制了中国人政治能力的发展;二是家族制度。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中国人是家族的奴隶。中国过去的制度以族制为精神，是族制的教育、族制的财政、族制的法律、族制的军政。［4］90－92中国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中国的这种自治制度蒙蔽了中国人的政治能力。三是生计问题，中国人役于生计之奴隶，故丧失了政治能力。梁启超在论生利分利时指出，经济实力的强大是新吾国、新吾民的关键因素。论及尚武精神时，梁启超强调，中国文化重文而西方文化尚武，要于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应该学习西方的尚武精神，以增强国民体质。而新吾民，培养民之尚武精神时应注意“三力”:一曰心力，心力专凝，弱者亦强;一曰胆力，有胆力者无所畏惧，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一曰体力。应注重“练其筋骨”、“习于勇力”，铸就健康体魄。
对梁启超《新民说》之评价
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启蒙时代东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下的产物。梁漱溟曾明确指出，“余为新民说，欲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从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总论任功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5］84－85梁启超的“新民说”旨在传播西学，力图用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以涤除国民劣根性和培养国民新素质。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指出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原因并进而提出改造国民性构想。总之，梁启超的《新民说》对解决人的问题提出了众多新见解，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新民说》被后来的研究者誉为“第三等级人权宣言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能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探求救国之道，体现了其思想的深度与力度。当然，“新民说”也还带有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性。他毕竟不想严复那样曾留学英国，受过西方政治哲学全面熏陶，因而显得思想的逻辑关系尚欠清晰，对于很多问题未能透彻，深入地的阐明，比如，人之利己与利他、利群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未能指明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社会公德，冒险精神、国家意识等品质的源泉等。但这些不足绝对不能遮挡住《新民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所折射出来的启蒙之光与先见之明。
作者：杨燕 林静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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