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人类面临着更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全球环境问题恶化，世界急需建立的国际新秩序都在考验着人们在学科间地交流与合作，学科研究单一化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跨学科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对外汉语教学在语言本体研究领域中一直为跨学科研究的领军者，由于其本身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理论基础即建立在语言学理论、心理学理论、教育学理论等多学科之上，因此“跨学科”研究对于对外汉语教学尤其重要。吕必松在论及学科理论时曾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具有跨学科的性质。”[1]近年来，由于学科的发展越来越朝着多元化和信息化方向迈进，对外汉语教学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科门类。
一、对外汉语教学与经济学领域的“博弈”
“博弈论”是专门研究理性个体之间相互冲突与合作的一种理论，包括局中人、策略空间和支付结构三个要素[2]。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指出，人类的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游戏，首次将博弈理论引入语言研究[3]。受维特根斯坦理论的启发，人们开始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人类的言语交际行为。将博弈理论运用到“言语交际行为”中即为：说话人双方运用语言规则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即能够持续地进行有意义的交际。美国哲学家盖尔斯在理论研究上提出了话语交际应遵循的合作原则，这一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如果说话的一方违反了上述规则，另一方必然要推断说话人违反规则的言外之意。比如这样一个例子，家长到学校问老师孩子的学习情况，老师这样回答：“他体育倒是不错的。”很明显，老师违反了会话合作的质量准则和关系准则，即所答非所问，但是家长可以从中推知老师的言外之意，即孩子的学习不太好。也就是说即使老师从字面上违反了会话准则，但是却也遵循了合作原则，违反准则也是遵循合作原则的一种表现。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这种合作原则体现为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交际策略能力的培养，“学习者为顺利进行言语交际活动，而有意识地采取一些计划措施或是方法技巧，这是语言使用者交际能力的一部分”[4]。而教学过程中常见的交际策略包括回避、简化、语言转换、母语目的语化、母语直译等15种。这些交际策略都反映出学习者在交际过程中遇到理解或表达方面的困难时，不得不求助于一些策略手段，以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这其中一些策略如“回避、简化、造词”等无疑会造成语言的偏误现象。因此教师在对语言交际策略进行鼓励和培养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配合语言知识学习和语言技能的训练。而其他一些交际策略如“使用交际套语、重复、语义替代、描述等”都是从正面体现了“博弈论”中的合作原则。如果学习者在言语交际中使用交际策略而违反上述语言规则，那另一方必然能推测出话语的言外之意（即表达或理解遇到困难），从而帮助学习者共同完成对话。因此加强这些合作原则的研究可以使语言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降低言语交际的难度，提升与人交流的流畅性，从而达到“语言博弈论”所提倡的，使人们可以运用语言规则进行持续的有意义的交际。
二、对外汉语教学与“语言经济学”
语言经济学最早是由美国人于1965年提出。在我国，最早引入语言经济学的，是语用学家何自然，他于1997年出版了《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一书，在书中论述了社会语用与经济的关系，并概述了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核心观点[5]。后来，许其潮将何自然的语言经济学理论作了如下概括：“一是从等同理论上看，语言就是一种难得的人力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在人力资本形成和生产中的投入应视为或相当于一种经济投资，这种投入可以成为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资本。所以说，语言能使学习者获得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就是使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资本。二是从实践论上说，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是对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考虑到学习第二种语言（或外语）的“投资费用”和学成语言后的“投资预期效益”。三是从价值论上说，语言作为人力资本有其价值即经济价值大小之区别。这种经济价值的大小完全取决于该语言承担何种任务、完成何种目标、被何种职业何种部门活动运用及运用程度如何。四是从哲学理论上说，语言的经济效用取决于其他诸多普遍联系的因素。这些普遍关联的因素主要有劳务市场是否急需、在私人和公共消费市场上的应用多寡、人际交往中是否常用等。”[6]受到“语言经济学”的影响，人们也开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发现其“经济学”效应。如前所述，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而语言本身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所以，在进行汉语国际推广和开展对外汉语教学时，我们应该看到人们在选择二语时考虑的经济因素，从而提升汉语本身的经济价值，影响人们学习二语的“投资预期效益”。可见，语言的经济价值大小取决于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随着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处于世界前列。全世界的人们想要和中国人进行交流与合作，学习汉语是他们的必然选择。而“目前汉语国际推广的现状是对外汉语教学滞后市场需求，很多高校没有投入到兴建孔子学院的队伍中来，使得很多优质对外汉语专业毕业生缺乏有效就业，转而进入非对口行业。造成汉语人才市场资源的严重浪费。”[7]然而，“我们在人才培养和输出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观念以及我们所培养的人才质量均存在问题”[8]。因此，首先我们应与时俱进，从观念上重视新形势下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开创性发展，其次应从源头上保证高校培养的对外汉语输出人才的高质量，使得汉语国际推广得到切实有效地实行。最后，国家和政府应加大对于汉语国际推广的投资力度，不仅体现在建立孔子学院方面，更应该体现在汉语人才输出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为人力资本输出提供畅通的渠道。
三、对外汉语教学与“生物语言学”
“生物语言学”是上世纪50年代，由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法学派对于语法属性的研究。从研究的本质来说，“生物语言学”特别强调人的生物属性中与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十分相关的一种机能元素，也就是“语言机能”。乔姆斯基著名的“普遍生成语法”理论认为：人自出生以来，先天具有一种习得语言的特殊能力，表现为儿童头脑中有一种受遗传因素决定的“语言习得机能”。这种习得机能是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体中的，它既和人体的其它机能相联系，又不同与其它功能，独立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研究人员发现，其中一个功能和作用表现为以一定的数码组成的语言规则，这就是研究人员通常所说的语法规则。这种普遍的语法规则在母语习得中的巨大影响已经得到一定的证实。正是根据这一理论，研究人员能够说明一个健康成长的孩子很容易学会自己的母语，并能够随着时间的增加，更加清楚地理解自己的母语，不断提高表达能力。在二语习得中，这种普遍的语法规则理论是否仍起作用，人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有研究人员用实验表明，在二语学习中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这种语法规则同样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和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学习者对于获得的第二语言的系统信息能够按照母语学习时的语法规则进行整合[9]。也有研究人员通过实验证明语言信息系统参数不能进行第二次定值，其中重要原因是学习者在过了青春期之后，他们的左右脑进行了分工，分工后人脑中的思维功能形成了新的机能体系。因此，这些研究人员就此得出结论：成人二语习得就不再是自己先天的语言机能自觉发挥作用，而是一种像学习数学、物理那样的有意识的学习[9]。不论人们对于普遍的语法规则看法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生物学为出发点和基础的普遍语法理论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几年来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并将成为今后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作者：方晓敏 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