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闯关东”促进拳种的繁荣
就关东地域主要传习的拳种分布而言，外来拳种占据主流地位，包括戳脚、通背拳、少北拳、鸳鸯拳等关东特色拳种，与查拳、太极拳、八极拳、螳螂拳等拳种一样，传入时间主要集中在清朝中后期以及民国初期，这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动荡、军阀割据以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农民和手工业者“闯关东”最为频繁的时期。据辽宁武术拳械录记载：1910年前后，山东福山人肖树斌在大连传授七星螳螂拳；20世纪20年代有“霸州李”之称的河北霸州长拳名家李茂春前来沈阳，以教拳为生，著名武术运动员李文贞就是李茂春之女，李茂春的弟子王子章与李文贞合著的《太极十三剑》就是李茂春所传；20世纪30年代前后，杨汝霖、程有功来沈阳传授八卦掌；而关东地域形意拳的主要传播者辛健侯，祖籍河北省新安，拜尚云祥为师，习练形意拳，后随父亲的评剧班子“闯关东”来到沈阳。辛健侯在张学良所主办的第一届“国术考”中获得第一名，后来开馆授徒，传授形意拳；而诸如戳脚、鸳鸯拳等关东典型拳种也是在外来拳种的基础上改创而成。由此可见，人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人的流动同时也促进了关东武术拳种的繁荣与丰富。此外，现在关东地域流传较广的通背拳就是由通背拳大师修剑痴独闯关东，先至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后到大连授徒传拳，将通背拳传播到关东大地。修剑痴晚年定居大连，对通背拳拳法进行理论总结，著书立说，提升了关东武术文化的内涵。修剑痴在其所著的《武术健康丛论》中就明确提出武术是一种体育项目，具有健身、防身的功能。这些“闯关东”的移民通常是以个体或家庭、小集体的形式进行的，当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势单力孤，为求生存，必求互助。形成了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新的社会关系与秩序。“他们由对家族的依附转向了对乡亲的依附，乡音、乡俗、乡土神灵直至乡土建筑都可成为移民集合的纽带，从而显示出强烈的地域性。”[2]同样的，来自相同地缘的武术拳种，作为最具草根性的民俗传统，自然地成为联系乡情，维系地缘关系的重要纽带。如源自山东胶东的螳螂拳之所以会在山东人闯关东首选之地的大连得到广泛的传播等也都体现了这种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六合棍源自梅花螳螂拳，梅花螳螂拳在山东曾经鼎盛一时。由于金州地区地理位置特殊，是人们南来北往的交通要冲，加之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成为人们向往的福地。山东境内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金州的人气更加鼎盛，随着山东移民的日益增多，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也传入了金州，梅花螳螂拳就是其中的精粹之一。”[3]1.3护院、镖局加速武术交流人参、鹿茸、貂皮、麝香、熊胆、虎骨以及黄金、东珠等都是关东的珍贵特产，贸易量大，利润高，但由于关东地域草莽横行，对商旅和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由此，保镖和护院等行业应运而生。无论是走镖抑或护院，除了镖头、教头要具备高强的武艺之外，还需要大批习武的镖师或武师的协助，而这些镖师武师通常由总镖头的弟子担任，这就需要镖头收徒、传艺，客观上也有助于武术在关东地域的传播与交流。沈阳的“震远”、锦州的“三盛”、营口“永发”“、得胜”等镖局成为当地武术传播的重要据点。例如，关东地域“三皇炮捶”的重要传播者徐德良不仅担任过镖师，也曾为大栅栏粮行、瑞蚨祥绸缎庄担任护院，后定居丹东，成为关东地域“三皇炮捶”的重要传播者；关东戳脚拳的重要传播者的王占鳌、徐兆雄都曾在北京的“福源镖局”中担任镖师，往来于山海关内外，促进了戳脚和翻子拳在关东地域的传播和普及；查拳开拓者刘宝瑞（回族）在沈阳创办“刘记镇远堂镖局”，并在沈阳地区收徒教拳，为查拳在关东地域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2关东武术由“崇尚力勇”向“术力并举”之嬗变
2.1骑射文化之嬗变
肇兴于关东的满族凭借其精湛的骑射之术和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而“入主中原”，为了维护其“龙兴”之地，继续保持八旗劲旅的骑射优势，清朝统治者定“国语骑射”为国策，筑柳条边，封禁关东，防止满族汉化，希望将骑射文化作为关东地域最显著的文化特征得以稳定地传承。然而，事物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汉文化的渗入，关东少数民族的骑射文化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清朝中期，农耕逐渐取代渔猎，成为关东最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山东、河北等地的移民“闯关东”深入到关东少数民族聚居地，不仅带来了农耕的生产方式，也把自己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也带到关东，使得关东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原文化在关东少数民族中传播，使得关东“原住民”文化受到强烈冲击。整个关东，“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4]，骑射活动也随之日渐孱弱，长期享有特权的八旗子弟逐渐由精骑善射、尚武好战、悍不畏死的骑射民族逐渐变成既不习弓马，又不懂耕种劳作，每日只知吃喝享乐的纨绔子弟。“清代上半期（公元1644—1795年），满洲王公贝勒之盔甲战服：盔系用坚革为底，外面上罩铜钵，钵上复安一大铜顶，顶上复有一小尖锥，钵与缘边之间又镶满铜星，俨然一铜盔也；盔下护颈上满饰小铜星及玳瑁或明蛤片，以御兵器。战袍之外面系一丝质绣花短袍，长仅及膝，袍面装饰多数半圆体凸形小铜星，排列有序，肩上加置铜条；袍之里面则为衷甲，以多数长方大块明蛤片或玳瑁片制成，满护胸背，联以漆皮条片，衬于袍内，其质坚厚，可御矢镞及鸟枪丸弹，……袍之重量亦可观：其重为9.2公斤，盖非体小力弱之士所能服用而且能骑射交兵自如。”[5]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清代下半期（公元1796—1911年），清军盔甲的构造、质料以及器之形式，已大异于清代上半期，由实用之器堕变为仪仗之器。此种仪仗式之卫体甲胄，骤视之似与上半期之盔恺及战袍相混，若细加研究，则全无御敌之实用价值。“军装之内也没有衬钢铁片或明哈片之衷甲，根本无抵御敌人刀枪剑戟及矢簇弹丸之能力，纯为依仗陈列的礼服而已”。[6]扳指则是关东少数民族骑射文化嬗变的另一显征。扳指原为射箭所用的辅助工具，为乾隆之前的历代君主所重视，以警示自己和王公贵戚，清朝是以骑射得天下，要保持王朝统治的稳定，必须保持满族精骑善射、剽悍尚武的民族之本。随着清王朝不断地走向腐败与没落，扳指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翡翠扳指和玉扳指等贵重金属或宝石扳指的出现，它已经由一个骑射所用的实用器，逐渐演变为一个用以炫耀财富、地位的纯装饰品。人们通过佩戴扳指等玉器来凸显身份、地位和财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满族为代表的关东少数民族骑射文化逐渐式微，以及关东少数民族的社会心理的嬗变的历程。
2.2崇尚力勇
随着关东地域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人们能动适应和改善环境的能力不断提高，再加之关东地域土力肥腴，农耕生产方式在关东地域所占比重逐渐提升，逐渐成为与渔猎和游牧并重的三大生产方式之一。农耕不仅为关东先民提供了更为稳定的食物来源，而且为人民提供了更为均衡的营养，使他们的体魄更为强健。强健的体魄以及扩张与征战的思维方式，锻就了悍不畏死的民族性格，在与汉族的战争历程中，体质和性格方面基本处于强势，因此，与中原武术文化强调技巧，注重“柔弱胜刚强”不同，清中期之前的关东地域武术属于一种直线思维，着眼于力勇，强调劲刚、力猛、快速、直攻、击远的风格特点。武术文化则表现为更加崇拜以力大无穷的勇力之士和骑射之术更为精良的民族英雄“：慕容翰字符邕，廆之庶长子也。性雄豪，多权略，猿臂工射，膂力过人。廆甚奇之，偎依折冲之任。”[7]“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勋赐爵彭城公。卒，陪葬金陵。长子粟，……粟弟浑，少善弓马，世祖嘉之。会有诸方使命，浑射兽三头，发皆中之，举坐咸以为善。……子库汗，为羽林中郎将。从此巡，有兔骑乘舆前，命库汗射之，应弦而毙。世祖悦，赐一金兔以旌其能。”[8]“温春，默尔丹氏，满州正黄旗人。由拜唐阿累擢三等侍卫。从征廓尔喀。乾隆五十九年（1794）高宗幸南苑行围，以杀虎超擢头等侍卫。”“格布舍，钮祜禄氏，满州正白旗人。予副都统衔、头等侍卫，在大门行走。既而直干清门，帝阅步射，中三矢，赏黄马褂，擢宁夏将军。”[9]上述文字只是载于史书中的关于关东地域英雄崇拜的沧海一粟，也可见关东武术文化中注重以力勇、善射为雄豪的特征。强健的体魄更加强化了他们崇尚力量和勇武的心理，忽视甚至轻视“四两拨千斤”的以巧取胜，有时甚至认为以术道技巧取胜有投机取巧、胜之不武而遭到鄙弃。
2.3术力并举
武术之“术”，是提高技击效率的方法和技巧，即以弱胜强，以小战大，以巧胜力、以柔克刚。如果仅仅依靠体格和力量的差距就能决定双方对抗的胜负，那武术也就无“术”可言了。正如王宗岳在其《太极拳论》中所言“：斯技旁门甚多，虽势有区别，概不外壮欺弱、慢让快耳。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非关学力而有为也。”[10]关东武术文化的发展亦概莫能外。关东地域的武术拳种多为流传于我国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拳种为主，一方面是因为关东移民多以上述地区为主，移民在关东落脚之后，自然会继续习练、传承、传播，另一个原因也因为这些在关东地域广为传播的拳种如通背、螳螂、少林拳以及戳脚之本源武趟子拳等多为“主搏于人”、放长击远、直击刚猛为主的拳种，这些拳种的技击方法和拳法风格符合关东武术文化的思维习惯，更容易得到了关东习武人群的接受与认同，也因此得到广泛的传播与习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关东武术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和创新性。在武术的发展历程之中，当崇尚力勇的武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自然会遭遇一个“瓶颈”，即当对阵双方身体形态、力勇接近甚至在体格和力量等不及对手的情况下如何战对手，在强调力量训练，主动、主力、主快、主直、主刚的关东武术思维以及特征的情况下，这几乎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成为武术所必须着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众多的关东武术大师们开始反思如何改变单一的以力勇为尚的关东武术文化特征，也为关东武术理论与技法的丰富进行探索，即解决如何“柔弱胜刚强”的问题。关东等地的武术技击大师“走出去，请进来”，以切磋、换艺等形式与山东、河南、河北乃至西北等地的武术家进行交流，如河北沧县的武术家马凤图曾来关东与“奉天三老”的胡奉三、郝鸣九、杨俊峰以及寓居关东的山东螳螂拳名家程东阁等人之间进行的武艺切磋和相互传艺。胡奉三、程东阁等人教授马凤图等人戳脚、翻子、螳螂拳等拳术，同时也随马凤图习练八极、劈挂等拳术。此外，一批受邀前来关东开馆授拳或到军队或帅府担任武术教官的武术名家，在不断的换艺和切磋的过程中，促进了他们对关东武术文化的反思和研究，如何提高技击的效率，如何克服体重与力量的差异，从而实现战之能胜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必须转变关东传统的“一力降十会”、以硬碰硬的武术思维，借鉴太极、八卦等以静制动、随势而为、以柔制刚、以弱胜强、引进落空的拳法理论，通过对本门拳法的改造，形成了新的技术风格和拳法特点。实现了关东武术技击思维与技法由“贵力尚勇”向“术力并举”的转变。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戳脚的“武趟子拳”和“文趟子拳”之间的技法的区别即可明见。武趟子以“架式舒展大方，动作雄健武美，刚健矫捷；手法严谨细腻，脚法灵活多变，手脚配伍合理；步法、腿法合一，利于放长击远；劲力刚脆、勇猛，刚柔相济，动静相间，以刚为主。”文趟子又叫“八根”，其套路变化是由八个基本势子演变而成。文趟子拳的特点是则是“架式小巧紧凑，动作明快、招式严密，灵活多变；式式环连，无停无歇；出手、发腿迅疾。”[11]由上所述，关东武术文化的构建路径与嬗变过程同样遵循中国武术的发展规律，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创新、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从以骑射为代表的本土武术文化为根，推崇力勇，注重实用，当关东武术文化在强调力勇的过程中遭遇瓶颈，无法实现质的突破时，关东武术先驱摒弃门户之见，打破流派的壁垒，通过切磋、换艺、交友等形式，使不同拳种、流派的武术技艺得以融汇，逐渐形成了关东武术文化自有的发展之路。正如人类文化发展史一样，万流最终要归于大海，关东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中华武术的共同特征，成为中国武术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
作者：徐烈 丁丽萍 单位：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