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元组合论和总体叙事
詹明信对总体性的理解其实与威廉斯别无二致，而与伯明翰学派的其他学者相区别。威廉斯、詹明信都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分析的代表，即他们的文化批判都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威廉斯被称为“英国的萨特”，而詹明信也深受萨特的影响。他在和张旭东的访谈录中承认自己与萨特在思想上的一脉相承的关系。陈永国在《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明信》中指出：“萨特给予詹明信的启示不止是风格上的，而是贯穿詹明信文学和文化政治批评的始终”，“经典存在主义的核心主题在詹明信论述中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则是萨特的总体化理论为詹明信提供的总体问题框架”。总体性是威廉斯和詹明信分析文化与社会的共同工具。詹明信明确表述了自己文化分期的观点，“现在让我解释一下‘文化分期’。我认为资本主义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国家的市场，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CaPital）的时代。第二阶段是列宁所论述的垄断资本或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形成了不列颠帝国、德意志帝国等。第三阶段则是二次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可概述为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在六十年代有其集中体现，这是一个崭新的、与前面各阶段根本不同的新时代，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更接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与这三个时代相关联的文化也便有其各自的特点。第一阶段的艺术准则是现实主义的，产生了如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进步，生物学意义的‘变异’在不断地发生，于是第二阶段便出现了现代主义，而到第三阶段现代主义便成为历史陈迹，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文化工一业的出现。在欧洲和北美这种情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在第三世界，比如说南美洲，便是三种不同时代并存或交叉的时代。在那里，文化具有不同的发展层次。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当然只是适用于一具体的社会阶段，而且必须和整个前资本主义传统联系起来才行，但这并不妨碍这三段划分法的可行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针对历史阶段进行划分，主要的依据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在具体的社会阶段中，表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应该说，这种划分的依据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经济被放在决定性的地位，而其他因素如政治、文化等则被矮化。特别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子模式，已经被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质疑。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模式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比喻性的说法，马克思从来没有忽视过经济之外如政治、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詹明信的社会历史分期思想所贯彻的就是这种文化中心论思路，即社会划分以文化为根据，而不是以经济为根据，经济的划分是外在的、受动的，文化的划分是内在的、中心的。詹明信通过解读马克斯•韦伯关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得出历史发展呈现现实主义一现代主义一后现代主义的三元组合的结论。这种以文化为中心的观点在很多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那里都存在。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关于“文化工业”的概念，用以批判资本主义内在的逻辑悖谬及最终宿命。然而在阿多诺等人的理论中，“文化工业”始终是一个单向度的概念，它仅仅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文化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服务于现实政治。詹明信认为，这并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始，也不能确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结局。在詹明信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晚期阶段，呈现出许多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诸多特征，从信息媒介到传播途径，从生产方式到社会规范，从社会组织到日常生活，从社会无意识到个体无意识，都产生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时代的变化。具体到文化和生产方式，出现了新的“文化文本”。詹明信认为，在当今时代，媒介、大众文化就像汽车那样被不断地制造出来，“文化”与“工业”结成了联盟，形成所谓的“文化工业”。工业化的文化在文化的工业流程中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并且充塞了整个社会空间。过去人们习惯以历史事件划分时间和历史的做法，现如今已经收到了挑战，文化成为人们在考虑分期时无可回避的因素。詹明信在讨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十分强调它们在文化领域中的转型。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保有它们完全分明的意义和历史功能，这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不同定位，除此之外，也由于当代社会中文化领域的转型。”可见，文化成为詹明信分析后现代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分期的重要标准。
二、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是否还具有阐释的有效性
詹明信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化政治学理论与卢卡奇、戈德曼、阿多诺颇有渊源，但从根本上他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总体性的批判话语，他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术语，如“阶级”、“无产者”、“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等等，甚至在后现代语境中坚持一种阶级斗争政治学理念，在众多后现代文化批评流派中颇为另类。詹明信构建后现代的文化政治的主旨之一，是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在新的社会和时代条件下的适用性，在某种意义上，詹明信是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也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以造就新的“上手状态”。马克思文本的权威性系于对人的问题回答通过实践验证之有效性。因此，“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詹明信后现代文化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重新阐释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它通过对马克思文本权威性重建，面向现实，解释和改造现实。首先，詹明信坚持马克思的总体性批判，坚持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总体性为根据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坚信资本主义必定向社会主义转变。詹明信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立场上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应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并从理论上将后现代主义概括为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一种广义文化逻辑。詹明信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刻的文化转变，比如文化界线被打破，高雅与低俗不在厘然各别；文化的全面商品化导致文化品格的降低以及批判本性的消失；主体性瓦解；历史感和现实感趋于模糊和弱化。麦克罗比对后现代的这种离散和片段式的社会图景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在当代生活中有那么多不同的、零碎的领域需要理解，似乎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真实的情形。”总体性叙事风格的丢失，甚至使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和福柯。但麦克罗比承认，詹明信真正做到了运用马克思的总体性观点对后现代社会的总体把握。他的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坚持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历史叙事理论的基点，拒绝放弃历史叙事的总体性观念。詹明信认为，后现代的总体性在文学叙事深刻地体现出来。文学作品大都显现出一致的社会批判倾向，而这种总体性倾向是在对矛盾的各个阶级和对抗的生产方式的综合连贯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文本正是以其完整的自主性和整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对它的同化，行使着社会批判的功能。其次，詹明信重新阐释和改造了马克思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詹明信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化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巨大生命力和能量，文化与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居于支配地位。马克思的理论把文化归属于一般的上层建筑，把文化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定位为被动的反映和反作用。而在后现代社会，商业化的大众化的出现和扩张表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出现了马克思时代尚无法彰显出来的变化。詹明信明锐地观察到，后现代社会中文化至少在两层意义上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是文化的数量以前所未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膨胀、扩张；二是文化在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为经济提供新的活力和发展空间。文化与经济结合的结果，是经济状况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运行于文化的底层而其决定作用，而是融入到文化活动本身。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詹明信列举了许多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化形式，如拉斯维加斯的民粹主义建筑、好莱坞的黑色电影、新朋克小说、甚至英国的“碰撞”（TheClash）乐队，等等。詹明信试图说明，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使文化进入一个新的生产模式，业已发生的事情是，美学产品在今天已从整体上融入到了日用品的生产中：以更快的资金周转，生产出新一轮更新潮的产品（从服装到飞机），这种经济上的疯狂要求使审美创新和实验日益表现出一种结构性功能和地位。”文化呈现出一种无止境的扩张趋势，甚至要使一切都变成文化的了。自然已经消失，被文化所取代；一切都被商品化了，日常生活也被审美化了。文化的扩张甚至重新定义了“后现代”，在詹明信看来，后现代不仅是一种独特的风格，也不仅是一场美学运动，而是一种文化的转型：文化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模式，艺术完全商品化，文化批判超越了政治经济批判。
总的来说，詹明信主要是一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他的理论结构与威廉斯、伊格尔顿一样，主要是一种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相结合的产物，与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有所不同，麦克罗比甚至批评他的理论在某些关键地方表现出了“突如其来的、甚至几乎是笨拙的论题转换”。一方面，詹明信拥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阶级斗争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中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又在总体性问题上凸显文化的支配作用，这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是根本不同的。与之相比，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则较为缓和，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结构更为合理，更能与马克思的批判思想接洽。
作者：杨兰 单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相关专题：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 法律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