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或可算作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文本，但是，该著只是由一些新名称和一堆粗加拣择的资料构成并不具备哲学史范式的意义。三年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余英时在《学术思想史的创建及流变》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意义“在于超越乾嘉各家个别的考证成就，把经史研究连贯成有组织的系统，运用的是西方哲学史研究方法。”（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不过，胡适的《大纲》毕竟是匆忙写就，所以当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大纲》的地位便被取代。冯氏的著作系统且完整，既对西方哲学的概念及思路有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又对中国古代思想与学说有“了解之同情”，特别是他的正统脉络与规范叙述（即把道统叙事与哲学史叙事）加以融合的，方法更加符合中国人口味。上世纪60年代之后，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以更加清晰简单的线索与逻辑以及更加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解释方式取代了冯氏的著作。直到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渐渐淡化之后，冯著才重新获得人们的认同。
其实，从谢无量的著作问世至今近百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中国“有无哲学”的争议。
早在1918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就反对将哲学算作文科，他的理由是西方哲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中国哲学”则是以历史为基础，“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多年以后，他更是直接说中国古代“本没有所谓哲学”，而是只有“方术”。金岳霖也曾提出过自己的怀疑，他说：“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中国哲学’这个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后来，胡适也明确表示：“后来我总喜欢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胡适：胡适文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5页）要把自己准备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改名为《中国思想史大纲》。
但是，中国古代的思想能否被称为哲学，这在今天是一个伪问题。如果说“哲学”这个概念在刚刚进入中国时还仅仅对应这西方哲学的话，那么经过这一百年对“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这一概念的内涵无疑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说的哲学已经包括了中国哲学，尽管它在很多方面与一百年前所说的哲学———即西方哲学不同。当我们提到“中国哲学”的时候，我们很明确我们所说的是诸如老子、孔子、朱熹、王阳明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与学说，而不仅仅是某种类似于西方哲学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区分“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
不过，“哲学”这个词毕竟是源自西方，经日本翻译进入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中国本没有，因此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借助西方哲学中的概念、范畴、思路及叙述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谢无量将哲学分为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三种，依据的便是西方的思路，中国古代并无这样的分类。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曾指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1页）胡适自己也承认：“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源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9页）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也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取西方哲学的形式与概念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的影响，包括在强调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西方哲学传统），来描述和研究中国哲学史。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中国哲学的很多范畴都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如形而上学、认识论、本体论等分类。如果过分地以来西方哲学的范畴与框架去拣择、解说和组织中国哲学的材料，就免不了削足适履，使中国哲学丧失其主体性，从而沦为哲学史研究的客体。
研究者们并不满足于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进一步科学化的要求，如张岱年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成为精密的科学。所谓精密科学，就是每一个结论都有充分的证明，每一项论证都有确实的根据。”（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页）那么，如何使中国哲学史进一步科学化呢？
首先，必须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一切从史料出发，所有观点都必须在史料中找到根据，这是中国哲学史进一步科学化的最基本的保障。史料首先包括传世的各种文献、著作，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最基础的资料（也是所占比重最大的史料），其次还包括各类出土文献、文物。传世文本在长时间的流传中难免会产生错误，甚至会被人故意篡改，而对出土的资料则大大减少我们的这一担忧，比如，出土的帛书本《老子》中的很多内容与传世《老子》经典文本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这并不代表出土文献比传世文献更重要，因为二者的意义是不同的：出土文本可能更符合该思想家的真是思想，而传世文本则实际的影响了后代人的思想。即是说，出土文本可能代表着某位真实的思想家，而传世文本则代表着人民想象中的那位思想家。如果我们要研究老子的思想，我们必须重视帛书本《老子》；如果要研究老子对魏晋玄学的影响，就必须依照传世的《老子》经典文本。
重视史料还包括对古代文献的辨伪和考据。中国古代产生了很多伪书，甚至先秦的很多古籍的真伪至今仍存在争议，更有很多书是真假参半，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对古籍的辨伪与考据。如果在研究时错误的使用了伪材料，那么研究的科学性就要大打折扣。然而，伪书并非毫无价值，相反往往更真实地反映作者那一时代的思想，因此有些伪书对后世的哲学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如朱熹就引用伪古文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阐发自己的思想。
其次，要充分注意所研究的哲学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包括当时社会流行的思潮、社会制度、自然科学成果及生产力水平等。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0页）。当然，哲学观念并非凭空产生，必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和社会思潮的影响。比如，先秦的分封制度催生孔子“孝悌为人之本”的观点、汉代流行的神仙方术及妖异谶纬等对当时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兼并战争不断才产生了孔子的“克己复礼”和老子“小国寡民”及墨子的“兼爱非攻”等重要哲学思想。同时，哲学家们的思想与学说又会反过来影响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风俗、政治等。
最后，要充分注意哲学家之间、哲学派别之间的相互影响。哲学史不应该是哲学观点的简单罗列，不同的哲学家之间必然会有继承、吸收、发展或批判等种种复杂关系，我们必须厘清这些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