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描述
1．三次产业增速与GDP同向波动从产业供给方面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波动情况与GDP增速的波动态势相似，总体上呈现为下降。特别是第二产业，产值增加率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12%下降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7.8%，降幅明显。具体而言，2008年一年内环比持续下降直至9.9%，2009年第一季度较上年同季度降幅高达6.2个百分点，后在2009年回升到9.9%，2010年第一季度较上季度增幅高达3.6个百分点，随后再一次呈现持续走低态势，2011年主要维持在10.5%左右，2012主要维持在8.3%上下，2013年基本稳定在7.7%上下。第三产业的波动和下降幅度都小于第二产业。产值增加率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11.6%下降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8.4%。具体而言，2008年一年内环比持续下降直至10.4%，后在2009年内又从7.9%回升到9.6%。但自2010年第一季度后再一次呈现走低态势且持续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9%，此后小幅回升，逐渐增至2013年第三季度的8.4%。而第一产业增长的波动情况与其他产业有所不同，未出现大幅度下降情况，但波动较大。在GDP和其他产业增长乏力的2012年，第一产业实现连续增长，由第一季度的2.7%增至第四季度的5.4%，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增加，但2009年第一季度又回落为3.5%，随后小幅攀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4.2%，自2011年第三季度至2012年底维持在3.6%－4.5%的较高水平，到2013年再回落到3.4%，这表明第一产业的增长波动加大，不稳定影响因素较多。2．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在消费构成方面，外需变动巨大，内需相对稳定，投资需求波动较大，消费需求有小幅下降。首先，由进出口增长情况看，从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出口增长率由26.8%大幅下降16.7%，特别是2009年上半年，季度增长率分别为－24.93%和－22.13%，较上年同季度降幅分别为49.36个百分点和48.93个百分点。虽然在第四季度及2010年上半年大幅回升至42.33%，但随后持续下降直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3.07%。尽管2013年第一季度突增到13.27%，但其他季度基本保持在4.5%－6.3%。进出口增长率由以往长期保持的25%左右的水平下降到5%左右。从反映投资需求情况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看，其变动情况与GDP增长率波动态势基本一致，波动幅度较大，下降趋势却不明显。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基本保持在20%－30%的区间波动，但自2011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再由44.54%上涨到61.6%，最高的2012年第一季度涨至70.87%，此后又回落到20%－30%的区间范围。本文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变动情况分析消费需求变动，由图3可以看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由2008年第一季度的20.6%下降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13.3%，期间，由2009年第一季度的14.93%上升到2010年第四季度的18.8%，随后出现逐年下降趋势，2013年第一季度下降到12.6%。
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成因
1．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力消耗殆尽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所推行的强调数量型的增长方式。推行数量型经济增长以强调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政府宏观调控为主，辅以市场机制，采用扩大有形要素，特别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粗放式生产方式，以外需为导向，以投资为拉力，关注国民财富总量的累积，实现富国的发展目标。然而在日趋严峻的生态约束和不稳定的国际贸易格局中，这种不计生态代价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现有的禀赋结构和发展要求，强调数量的增长方式对我国经济的推动力逐渐衰减，能量正趋于消耗殆尽。要素投入结构方面，传统要素的成本不断提高，无形要素的贡献力依然较弱。在过去的高速发展中，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产权不明晰，监管不到位制度缺陷的影响，使得“低成本，高产出，高市场需求”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类资源过度开采和使用，资源红利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忽视资源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不计代价和机会成本的低效产出方式，致使生存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失衡。而大规模资源消耗，特别是能源消耗更进一步导致资源危机，不仅在当代发展中造成超高成本的负外部效应，也引发了代际间的发展不公问题，并危及后代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基数巨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劳动力持续供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压低了劳动力价格，“廉价劳动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1〕。老龄化趋势逐渐显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衰减。同时，受地区发展差异制约，劳动力在区域和产业间的流动阻力较大，而且由于产业结构不断深化，现有教育培养方向不能协调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导致大量结构性失业，部分地区及部分产业甚至持续多年出现“用工荒”现象。可以看出，传统要素的红利正在消耗殆尽。资本和技术等非传统生产要素比重较小，并且增长速度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甚至被认为只有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中心要素。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足，特别是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能支撑企业投资需求，这一严重的制度缺陷，特别是不完善的产权制度对资本积累和投入的制约，导致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微弱。而作为新增长理论中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不足，企业生产中存在技术滞后，对国外技术依赖严重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不仅缺乏技术进步的环境和条件，技术研发投入力度不足，缺乏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协调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也缺乏适度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保障制度，导致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足。随着“资源红利”“人口红利”的衰减和环境约束的不断增强，我国要素供给结构面临巨大挑战，既有比较优势逐渐衰减，有形要素的成本不断提高，低成本要素投入结构已经不能支持我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2〕。在产业结构方面，尽管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但产业结构仍处低水准，进一步优化升级的阻力较大。“低附加值、低技术化、低集约化”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正在向现代化农业方向转型，以求实现“农业强国”的发展目标，但是生产方式受传统生产方式影响严重，农业产业化、合作化和现代化程度滞后。生产缺乏专业化和市场化引导，以及技术支持，地区生产的互补和带动作用薄弱，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就业人员逐渐流向其他产业，农业从业人员结构问题日趋突出，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导致我国粮食自给率持续多年下降。其次，虽然第二产业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的产业重心，但从结构构成看，资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远低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高技术依赖”的产业比重较大。由比较优势下以对外出口为导向的生产方式决定，导致在全球产业生产中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中低端水平，受国际贸易环境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薄弱，缺乏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新兴产业特别是环保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在主导产业方面，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同时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发展缺乏自主性和市场适应能力。再次，尽管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日趋增长，市场对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多，但是第三产业的潜力尚未被激发，服务型生产资料和消费的供给能力不足，不能支持第一、二产业的需求，对GDP和就业份额的贡献微弱，而且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流通部门，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提高居民素质和科技文化水平的服务部门以及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的比重不合理，且部分行业发展不协调，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存在严重泡沫，而金融行业市场化程度低。同时，产业间也缺乏高效的协调机制以及合作互促机制。缺乏第二产业对第一、三产业的拉动作用。尤其是以工促农的反哺机制在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领域都尚未建立健全，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此外，第三产业对第一、二产业的服务作用也明显乏力〔3〕。在需求结构方面，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呈现为:以外需和投资为主要拉力，而消费需求明显不足。在国外需求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际贸易格局变化，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我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份额正随着竞争的不断增加和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而大幅下降，“出口导向型”结构已不足以拉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4〕。在内需结构上，虽然投资需求的贡献率远高于消费需求，但投资结构存在诸多隐患，不足以持续拉动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向的结构失衡。在投资主体上，为了应对全球危机，预防经济衰退，政府逐年加大投资力度，主要集中于非生产性民生类投资，并存在重复建设和短期工程等低效率行为。同时，由于市场前景低迷，制度不完善，缺乏激励机制等因素制约，以及投资行业的局限，企业投资动力不足，部分行业的投资决策并未以市场为导向，而是以政策红利为导向，加重了行业产能过剩情况。尽管消费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和归宿，然而居民消费率依然处于低水平状态，对经济的影响较弱，这主要是受到我国居民消费观念和收入预期的影响，尤其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战略目标方面，在渐进式改革进程中，我国经济仍然侧重政府主导下的国富目标，希望通过“优先部分地区发展，再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的非均衡、非公平的发展路径以求实现最终的全面进步。这种发展战略在取得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问题:一是资源的错误配置。具体表现为过度强调推进“工业化”进程，以高要素投入实现高产出，但由于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以及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往往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甚至错配，缺乏竞争淘汰机制，加剧各产业发展失衡。二是走上一条非均衡、不公平的发展路径。由于依靠中央根据不同地区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采取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导致区域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综合实力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报酬差距过大，由于初次分配主要是在企业中进行，受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国有制企业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工资报酬。而在强调公平的再分配过程中，也未能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机制，政府的财政收入过程不利于刺激企业生产积极性，支出过程不仅未能实现高效、公平的公共服务，还引发了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教育、卫生方面的不一致，进一步扩大了城乡间的差异。当一国经济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经济结构的不稳定、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差距过大且公共服务滞后，创新能力不足等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都将呈现为增速停滞甚至回落，如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和长期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目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可是在经济发展中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特别是金融管制过多，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受阻于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且所有制改革进程缓慢;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城镇化与工业化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使得我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2．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未形成接续质量型经济增长是指在经济数量积累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强调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相对于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的数量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质量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5〕。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虽然使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一定数量的积累，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但这种增长方式已不足以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今后应重点强调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培养发挥竞争优势，强调非传统生产要素的贡献;以内需为导向，以消费为动力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实现包容性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旨在实现富民的发展目标。然而，由于创新驱动能力微弱，城镇化进程阻力较大，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使强调质量的经济发展方式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机制尚未形成。在创新驱动能力方面，创新作为内生增长的核心动力，其创新驱动强调在有激励作用的制度环境下，通过知识技术创新，注重科研成果的应用和扩散，并结合人力资本等无形要素避免传统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创新驱动能力尚不足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创新驱动的条件，特别是创新基础。人均GDP水平和教育水平有待提升，高效的创新主体依旧不足以满足创新确定的需求。此外，创新投入，特别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主要依靠国家科研投入为主，这使得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足。二是在创新驱动过程中，从研发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转化能力有限，缺乏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以及产业创新之间的协调机制。三是既有环境不能保证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特别是缺乏投资激励政策，且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严重制约企业创新动力。而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忽略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方向的发展方式则引起资源配置，特别是资金和人才不能配置到创新驱动的核心环节，阻碍创新驱动发挥促进作用。在城镇化进程方面，城镇化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不仅体现了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还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我国早已提出要“改善二元结构，加快城镇化建设”，但在过去的发展中，由于二元结构发展下的路径依赖以及户籍制度的影响，导致城镇化进程过度依赖资源红利，特别是土地资源，致使“农民城镇化”进程远落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剩余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由行政主导下的粗放规划不仅引起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不协调，缺乏与之相适应的产业，而且这种空间蔓延式的“伪城镇化”还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此外，“三农问题”日益突显，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生产条件较差，产业化和现代化程度较低，生产能力有限;农村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与城镇差距较大;农民就业不足，收入增长缓慢，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而影响农民收入的根源正是农业效率低下。至于较低的农业效率，一是由于农业可分工程度小，就业空间有限，二是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体制约束〔6〕。同时由于未协调好大城市发展与小城镇建设、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等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水平不公平，导致城市和农村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差距逐步扩大，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引起严重的三农问题。在区域发展方面，为实现全国经济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政府主导下，无论是经济政策制度，还是基础设施投资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导致地区发展严重失衡。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社会发展方面，我国区域间的综合实力差距都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地带间差距，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仍保持高速增长，但增速减缓;中部地区受发展软环境制约，崛起速度缓慢;东北地区虽有较好的硬件基础，但受产业结构限制，经济增速相对较低;西部地区进步迅速，但仍滞后其他地区。这种地区发展差异，不仅限制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加剧产业布局不合理，阻碍消费市场的扩大，还因为软环境差距扩大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差距，有碍于下阶段的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各区域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促进分工和产业布局，在共同的市场环境和公平的政策、价格体系引导下，使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条件和社会福利水平协调发展。但是由于区域发展失衡的累积效应影响，各区域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各地区的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阻碍了产业转移和市场的开发统一。
三、中国经济未来稳定增长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1．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思路面对现有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困境，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影响是从专注数量增加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的“中速”发展。不仅注重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关注经济增长代价。不仅关注短期的经济增长，更注重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强调增加经济体的竞争能力，更强调增强经济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不仅要降低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还要注重在发展阶段上的跨越，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高质量是指在注重经济效率的同时，应该强调社会的公平:一是要求资源配置高质量，这就要求协调市场和政府间的关系，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减少政府的调控配置作用。二是经济结构高质量，特别是针对目前产能过剩和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等困境，应着重推进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三是经济发展环境的高质量，应强调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推进，以及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利用协同机制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2．中国经济稳增长的路径选择一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调结构，主要是为了改善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增加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首先，是要调整以资源和劳动力为主的要素投入结构，加大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比重，注重无形要素的贡献，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粗放型生产方式，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其次，是应调整第二产业独大的产业结构，加强对第一产业的扶持力度，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激励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当下的就业问题，还可以创造经济增长的长久推动力。再次，应改善目前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需求结构，完善内需的拉动机制。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提高投资效率和质量。强调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的贡献作用，并完善政府的投资决策，优化政府的投资行为。最后，应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一方面是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强化区域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是缩小城乡差距，强化城市对乡村的反哺拉动作用。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鼓励创新驱动。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应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发展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强调创新驱动型内生经济增长。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要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全面、公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提升国民素质和居民预期。二要完善制度环境，在收入分配制度上，不仅要改善劳动报酬率与资本报酬率失衡的情况，提高劳动者的报酬，还要完善再分配过程中的财富流转路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以利于扩大创新主体，加大创新投入比重。同时，应尽快推行有效的产权制度，保障居民的合法收益，提高其经济预期，从而激励居民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支出。最关键的应该逐步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弱化政府的干预机制，通过竞争机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激励企业的创新投入。三是构建战略创新体系，注重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市场创新之间的协调机制〔7〕。三是缓解短期内经济周期波动，避免中等国家“收入陷阱”。“收入陷阱”主要与经济结构的不稳定、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差距过大且公共服务滞后，创新能力不足等因素有关，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度过发展困境，必须着力减缓经济的短期波动，控制经济持续下滑趋势。这就要求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竞争淘汰机制，放弃落后产能，着力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有助于培育竞争机制。二要推进所有制改革，一方面弱化国企垄断地位，打破行政垄断，改善国有企业的产业布局，使其在相关行业发挥基础保障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应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提高国有资产的利用效率，避免低效生产。三是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体系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最后，应提高政府管理体制的科学性和高效性。促进实现公平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人民的福利水平。
作者：任保平 宋文月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