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众历史观
英雄史观有多种形式，在尼采那里有，在鲍威尔那里有，在黑格尔那里有，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也有，尽管基本观点各不相同，总体上都是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夸大英雄人物或绝对观念的作用，把群众看作惰性的、盲目的、被动的可供英雄使用的“材料”和“试验品”，看成毫无意义的“零”或实数后面的一串“零”，认为没有英雄的“实数”作用，这些群众都是“多余的废品”和“瓦砾场”。马克思恩格斯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拉萨尔不懂得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作用，漠视农民和平民阶级的作用，把以骑士济金根为首的贵族反对派描写成革命思想的真正代表，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的错误，“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是轻视平民作用的典型体现。社会历史进程中，决定社会发展的归根到底不是杰出人物的愿望和思想，而是社会存在的演变，是生产方式的变更。正如列宁所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6］。人民群众是大海，那些杰出人物不过是沧海一粟。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7］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力量的发挥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局限，人民群众只能在已有的条件下，在已有的环境中发生作用，并且这种环境条件经常地变化着。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也无从谈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这种历史制约性，表现为群众作用的历史条件性和它所造成的历史局限性。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正是“历史创造者”，“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9］在这个过程中，群众实践的质量会逐步提高，群众运动的自觉性会逐步加强，“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10］列宁认为，群众历史作用的发挥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11］可见，马列主义群众史观的实质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它是为人类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作哲学上的论证的，它产生于现实社会，表现于现实社会，影响着现实社会。
二、群众实践观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但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水平是随着理论觉悟而变化的，它经常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出来，更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按照马列主义观点，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前提是被群众掌握和理解。“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曾对“批判的批判”的观点予以严厉批驳，“批判的批判认为人类就是精神空虚的群众，这样它就为思辨认为现实的人无限渺小的论点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13］在“批判的批判”者眼里，许多对象和人物变成了“群众”，而“群众”变成了一种对象和人物，他们把不合时宜的活动和群众的关系搬出来，忽视了群众关注什么以及对此有多少热情。“绝对的批判”也同样存在很多错误，它把“群众”同“精神”的斗争规定为全部历史的目的，把“群众”宣称为“卑贱”的“纯粹的无”，把群众作为“物质”而把“精神”当作真理性的东西同物质对立起来，最终把精神和群众的对立等同于“批判”和群众的对立，使精神成了历史长河中的永恒材料，而群众成了社会发展的暂时现象。马克思在致费尔巴哈的信中谈及“批判”问题时曾说:“这种批判自认为是历史上唯一积极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众、作为怠惰的群众的整个人类，群众只是作为精神的对立物才有意义。”［14］这种批判成了唯灵论的代言形式，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明显对立的。人民群众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社会的大舞台上就少了主角;如果忽视了群众的作用，社会舞台上就只有少数人的“清唱”或“独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群众实践观有两个要点:一是用理论武装群众，二是用行动服务群众。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人民群众的解放离不开科学理论指导。“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5］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人应该通过实践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思维的现实性。理论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动性。”［16］理论和实践应当融会贯通，它造成一种结果，即“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17］就过程而言，人的类本质是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实现的，人的类本质必须对象化，而人在劳动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创造的对象世界正是自己类本质的对象化和确证，这是整个世界历史的全部基础。一般说来，思想的现实与现实的思想大体一致时，才会表现出较强的吸引力。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8］但是，理论的作用效果不是源于自身的一厢情愿，也不是仅仅靠激情就能达到目的，它需要群众实践的推动。“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19］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只能是行动中的空想者，它除了给现实涂抹一层诱人的空幻色彩以外，不会有更大的影响。先是生活中，“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作事实，把虚假的表面现象当作实质或某种重要的东西。”［20］这种错误很容易导致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行为。因此，“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1］“思想的现实”和“现实的思想”要融为一体，如果“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那就根本谈不上思想贴近现实或现实贴近思想。在对群众实践观的理解上，列宁认为，“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决不次于理论，而且只有这种实践才能对我们的原则作出真正的检验。”［22］这是以生活原则和工作标准的形式肯定群众实践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思想活动的场所是现实社会，思想活动的载体是社会实践，它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是通过社会主体的活动体现出来的。因此，不能采用两张皮的形式，把理论作为一回事，把实践作为另一回事，更不能“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它的形式只能由群众自己决定。这种形式的思维前提是已有的成功经验，是经过实践得出的。“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23］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问题时表达了对群众首创精神和实践经验的尊重，他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4］经验来自群众的实践，不是虚无缥缈的思想幻想;经验来自群众的创新，不是几个革命家坐在办公室里研究出来的;经验来自群众对规律性内容的总结，不是经验主义者所标榜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必须激励群众的革命精神，让群众在实践中牵引革命的“火车头”，“革命是要通过试验和实践来学习的，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25］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激发群众的建设热情，让群众在实践中撬动历史发展的“杠杆”，“不吸引更多的人民阶层参加社会建设，不激发一直沉睡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改革。”［26］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唱高调而不注重实际，难免会脱离群众。“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27］具体工作中，还要注意教育方法，不是片面渲染个例而是注重常态化教育;不是夸饰冒险而是提倡客观分析。“工人阶级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用实例来教育他们，而且不是用个别英雄的冒险行动作例子，而是用把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结合起来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作例子来教育他们。”［28］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需要，而且要体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这是一件最困难但又最重要的事情”。
三、群众动力观
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29］并且“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30］。所以要使这些单个的力量能形成有效的“合力”，就必须对这些力量进行组织和领导，把一个个普通的人组合成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集合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31］历史合力论中，人民群众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合体。但是，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不同个体力量是杂乱无序的，一旦置于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磁场”中，在“场力”的作用下将被规整到一个方向上，形成一个个作用一致的“空间向量”和巨大的复合能量。这种情况下，每个个体就像空间点阵的格点一样，由无序的存在变为有规则的排列。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谈到:“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32］由于很多力量被抵消了，所生成的合力很小，其“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希望通过工农联盟发挥群众的作用，他们对工人群众的团结寄予很多期待，认为这是避免在革命中造成“孤鸿哀鸣”的有效方式。恩格斯在预言俄国革命时指出:“只要火药一点着，只要力量一释放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那么，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33］动态能量是静态能量的积淀和爆发，静态能量就像“伏流”，它在潜移默化中积累，动态能量就像“激流”，它在整个社会中涌动。一旦施加某种外力，就会相互激荡，产生巨大的冲击波。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只不过社会发展的动力更多地注入了人的因素，是人的能动性给自然社会打上了人的活动印记，使“历史是真正的人的自然史”。列宁非常看重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的作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34］“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35］他进一步指出，群众力量的表达与理论觉悟的高低有密切关系，有了一定的觉悟，才能辨别是非，提高工作的自觉性。“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36］他经常用条件句式的论述描述群众力量的作用条件和效果，如:“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37］这里，列宁把国家力量与群众觉悟联系起来，体现了国家层面上的社会潜能，如果联系当今社会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来理解，更具有现实意义。又如:“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38］仅仅依靠政党的力量有很多局限性，只有“无产阶级的百万大军才是万能的”。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是组织群众和做好理论宣传工作，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明确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他们的决心。
四、群众利益观
群众利益的实现方式和路径，构成每个历史时代的基本色调，当社会发展远离群众利益时，群众对社会进步的渴望会烟消云散。“‘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9］因此，对社会发展怀有热情并予以关注，源于现实利益的驱动，如果离开了利益，仅凭空洞的说教蛊惑群众，即使能够成功，也难以持久。利益就像晴雨表，能及时反映群众的思想症候，一旦利益纽带断裂或变形，马上会在群众的行为和观念中表现出来;利益就像试金石，能客观判断群众的价值取向，一旦不能正常表达，社会的结构也会变形。“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40］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绝对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循环怪圈，即“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体内的循环”，群众对此毫无兴趣。而“批判的批判”把这些群众描述为“顽固不化的群众”和“不满意的群众”，认为这些群众冷酷无情、自私、盲目且无信仰，这与资产阶级公然叫喊的“群众是可鄙的群氓”遥相呼应。另一种观点把群众描述为“软心肠的”和“需要解救的”一批人，也是轻视群众作用的典型表现。“真正的运动和对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倾向的改造不仅没有日薄西山，而且只是在现在才真正开始。这一运动将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希望的那样以纯粹的、即抽象的理论为归宿，而将以实实在在的实践为归宿，这种实实在在的实践决不会为批判的那种绝对的范畴耗时费力。”［41］神学家们给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在他们看来，“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42］这种状态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和中间状态，因为，“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43］在未来社会里，群众利益迥异于宗教及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利益，它是作为社会主体最日常和最主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列宁认为，对群众利益的关注状况，直接影响着群众对国家的态度，影响着群众的现实活动方向。“如果不提出经济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同意去考虑什么全国的共同‘进步’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高度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坚定不移的精神，并对伟大事业忠心耿耿。”［44］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忠实体现群众的利益，必须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让群众真正体会党的温暖。“为了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毫无例外地吸收他们中间的一切优秀力量，并且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这样，也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使群众的全部活动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45］因为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紧密契合，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职能，“工农政权办事首先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大政方针、社会活动、文化工作都必须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代表人民的利益，因为“只有从千百万人着眼，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共产党人应该是群众利益的忠实体现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6］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所在。共产党人没有特殊的利益要求，“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7］这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利益观、世界观和群众观。这种群众观是由社会的发展要求及革命的现实条件决定的，而“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48］共产党人应当经常保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先进性，唯其如此，才能带领广大群众为实现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而奋斗。在群众性运动中，“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9］，这是从“过去支配现在”向“现在支配过去”的转变，这是从自发的个体活动向自觉的集体活动转变。
五、群众发展观
人民群众的发展是创造能力的真实表达，列宁也指出，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正是“历史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解放”与群众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群众发展的最终目标联系起来，认为“人的解放”将会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使个体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成为类存在物，使人自身的社会力量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现并同自身相分裂。实现“人的解放”的主体是广大无产阶级，这并不局限于实现自身的解放，还要扩展到其他领域。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标志是未来生活的美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宗教批判的目的就是要用人民现实的幸福代替虚幻的幸福。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理论上的宗教批判并不是实现幸福的全部工作，因为批判宗教尽管撕碎了装饰在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却没有砸碎这个锁链，抛弃“虚幻幸福的宗教”并不等于马上得到现实的幸福。“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50］宗教披着虚幻的外衣，带着神秘的色彩，用华美的言辞和诱人的色调来麻痹群众意志，用上帝之手把天国的幻想植入尘世，让人民在缥缈的云端寻找心灵慰籍。但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不是靠“自我安慰”和来世幸福实现的。回归人的本性，“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乃是人民群众实践的重要方式。人能够有目的地“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也能够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而且使人从中观照自身、体验社会实践带来的享受和乐趣，给自身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载体是共产主义社会，它既是人的实践场所，又是人的发展空间，也是人的解放的必然环节。人的解放也意味着广大群众摆脱思想和体力上的束缚，在觉悟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在实践上拥有先进的技术。“真正导致解放的措施，只有在经济变革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意识到自身的地位，从而为他们取得政权开辟了道路的时候，才有可能。”［51］列宁指出:“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52］他要求工人政党“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53］开展教育工作。通过教育、训练和引导，启发人民觉悟，让人民群众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实质、目的、任务、条件和实现形式。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更积极地支持党的政策，执行党的决策，更加主动自觉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转型和变迁是最能引起群众觉悟的事情，“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54］因为在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时，群众最容易看到人民中间的不同阶级抱有什么目的，拥有多大力量，采取什么手段进行活动。人民群众的未来发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致的，其结果是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能够谈论真正的人的自由，谈论那种同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谈论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问题。工业和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典型标志，也是社会需要的推动结果，展示出人的多种能力，“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55］通常情况下，它不是单个人力量的外显，而是群体类本质力量的表达。与社会进步伴随的是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56］但是，“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57］社会发展的双重影响提醒人们，群众觉悟的提高不是自动发生的，需要外界的引导和灌输。“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58］这个过程是思想升华的过程，是物质增长的过程，是社会进步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仅仅建立政治国家还不是人的解放的充分条件，因为在政治国家里人过着双重生活，一种是社会存在物，一种是异己力量的玩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悖论是认识的局限性和社会发展的局限性造成的，解决问题的出路蕴藏在事实之中，大自然决不会让树长得戳破了天。“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59］这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外显，它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60］。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列主义群众观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探讨了发挥群众历史作用的方法和路径，科学预见了人民群众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价值取向上，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未来发展作为最根本的目标;在方法选择上，它把群众的实践作为最基本的途径和判断标准;在路径选择上，它要求依靠群众自身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发展。因此，马列主义群众观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关注当前与着眼未来的统一。
作者：孟宪平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