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化的州县官批饬调处
州县官批饬调处，亦有学者称为“官批民调”。⑤在本文中，笔者采用“州县官批饬调处”这一术语，一方面是追求与清代相关文献表述的吻合，⑥另一方面也意在强调该纠纷解决方式的官方属性。作为清代民事诉讼中普遍运用的纠纷解决方式，州县官批饬调处原非国法的制度安排。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央对州县官批饬调处似有明确禁止之意。《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条所附乾隆三十年修订条例明确规定：“民间词讼细事，该州县官务即亲加剖断，不得批令乡地处理完结。如有不经亲审批发结案者，该管上司即行查参，照例议处。”[7]乾隆三十年“民间词讼细事，该州县官务即亲加剖断，不得批令乡地处理完结”条例的出现表明当时司法实践中州县官批饬调处已相当普遍并带来了一些弊端。然而从前文笔者对清代官箴书与司法档案的考察来看，该条例所能发挥的实际效果不无疑问。①清朝后期，州县官对批饬调处的运用可能较乾隆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载：“寻常民事诉讼，如婚姻、田土、债账等案，惯例上必经团保调处，不服始得控诉，否则地方官亦必发交团保调处或却下之。”[8]作为在司法实践被普遍运用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州县官批饬调处在运作程序上已具有相当的规范性。在此特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清代紫阳县正堂司法档案中“同治十三年尚永德告谢仕仲换约累赔事”为例，具体展示州县官批饬调处纠纷机制的运作程序：②案情简介：尚永德于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呈控称其将三契地土作一契卖与谢仕仲，共应完纳熟粮六升，谢仕仲私自换约，约内只载粮四升，致原告连年粮被累赔。县令于三月十四日谕饬保约等查明调处。保约等人调处成功，具禀恳息。三月十一日县令批尚永德呈词：候饬该管保约、甲长等即令谢仕仲交出老契，公同查明调处，据实禀覆。如谢仕仲不认粮则将老契缴案；如谢仕仲不交契，则即唤究。三月十四日县令发给保约的调处谕饬：谕高桥保长田生玉，乡约张正德等知悉：案。据尚永德以换约累赔等情具控谢仕仲一案，据此除词批示外，合行谕饬，谕到，该保约甲长等，即令谢仕仲交出老契，公同查明调处。如谢仕仲不认粮，则将老契缴案；如不交契，即据实禀覆，以凭唤究。毋得偏袒玩延干咎，速了。特谕。三月□日保约禀覆及县令批词：具禀内权河保长监生田生玉、乡约张正德为奉谕禀覆事：情，尚永德以换约累赔告谢仕仲一案，蒙谕令谢仕仲交出老契，公同查明调处。遵即邀质。缘尚永德于咸丰六年，将业卖与谢仕仲，契载熟粮四升，谢姓照契过粮，无换契之情。是时尚永德业未卖完，全凭老约管业，老契未付谢姓。嗣后尚永德将业卖完倒户，纵有遗粮，更不与谢姓相涉，今尚永德尚有地土所遗之粮作为墓粮，仍归尚永德承还，均皆允服，为此禀乞大老爷案下审核息销施行。紫阳县令批词：准息销。据该案例可发现州县官在将案件批饬调处时，除在当事人呈词上直接作出批示外，也向保约族邻等受委托调处人发出调处谕饬。保约族邻等人如调处成功，则向州县官如实禀覆，请求州县官批准；如调处失败，保约族邻等受委托调处人亦应向州县官如实禀覆，由州县官将案件转入审判程序。③保约族邻等人的调处方案经州县官批准，具有官方的权威性，双方当事人不得随意反悔。《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明确记载：“由官发交团保族邻调处之案，既经了结禀覆，应即作为确定，两造均不得听唆翻控。”[9]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程序的启动始于州县官谕饬，程序的终结亦由州县官决定，调处方案经州县官批准具有官方权威性，州县官批饬调处的官方属性与法律效力毋庸置疑。批饬调处作为州县官贯彻息讼政策的重要方式，虽非国法的制度设计，却以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普遍性、运作程序的规范性、调处方案的法律效力性俨然成为清代民事诉讼中相对独立、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
二、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与制度化州县官调处的缺失
在无讼法律文化背景下，州县官对民事诉讼纠纷“可息便息”，即使不得已通过堂审以裁判方式结案，亦无须严格按照律例裁判，可以秉持息讼理念劝谕双方互谅互让，带有鲜明的调处色彩，这是中外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传统主流观点有着官箴书与司法档案等充足史料的支撑。方大湜曰：“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10]汪辉祖曰：“准情用法，庶不干造物之和”，[11]“情尚可以从宽者，总不妨原情而略法”。[12]刘衡曰：“如审系被告理曲，但非再犯，其杖笞以下罪名，不妨宽免，只令对众长跪已足示惩。盖予负者以改过自新之路，即留胜者以有余不尽之情，亦长官造福之一端也。”[13]黄六鸿甚至提出：“负者实贫，力难归结，尤须婉劝借人量为减免，以留余惠而资福善可也”。[14]在前文笔者所提及的随机抽取的紫阳档案24例经州县官审判的案件中，有5起案件的判词明确载有宽免败诉者之语。卷2-2-83“同治八年高其才告龙自珍笼勒串谋事”一案判词：“至今数载高其才始行翻控，殊属非是。本应责处，姑念高其才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卷2-2-84“同治八年罗永昌告罗玉典瞒税骗价事”一案判词：“迅悉前情，罗玉典不应瞒税骗价，殊属非是。本应深究，姑念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卷2-2-87“同治十一年徐明耀告谢朝聘串寡吞买事”一案判词：“徐明耀不应捏情妄控，希图拖累，殊属非是。本应重责，沐念徐明耀年幼无知，从宽免究。”卷2-2-105“光绪元年庞泰和告凃士党等串买漏骗事”一案判词：“庞泰和不应捏控。本应掌责，姑念庞泰和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卷2-2-217“同治九年刘仁兴告陈忠福等笼翻伙讹事”判词：“讯悉前情，查此陈忠福不应匿契不交捏词具控。本应深究，姑念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在另外5起案件的判决中知县可谓忠实地贯彻了黄六鸿“负者实贫，力难归结，尤须婉劝借人量为减免”的原则。卷2-2-80“同治六年李长清告龙子贞屡卖屡卡事”一案判词：“断令还龙子贞市钱四十千文，余钱俱行让免。”卷2-2-160“光绪五年全兴德告夏万崇、涂世臣恃刁抗骗事”一案判词：“本应照一本一利偿还。姑念远年陈帐，断令涂世成还给本钱三十六千文，所有利息概行让免。”卷2-2-160“光绪六年贺三春告唐学朝等贪谋卡勒事”一案判词：“限本年内共还唐学朝当价钱二百千文，所有利息包谷唐学朝一概让免。”卷2-2-163“光绪五年唐泰兴唐泰德告马世元等卡买勒贱事”一案判词：“查马世元契明价足，并无勒贱等情。再唐泰兴母亲年老无有棺木。断令马世元外给唐泰兴寿枋一付，嗣后，均不得滋生事端。”卷2-2-214“光绪五年康景福告康俊儒等笼买抗庄事”一案判词：“康袁氏欠有当账二百余串，售业不敷又无度用，实属可悯。断令康景福再加补钱二十千文，陈学清让当价钱二十千文以资康袁氏贫难。”近年来黄宗智教授提出：“清代的审判制度是根据法律而频繁地并且有规则地处理民事纠纷的”。[15]这一观点虽然颠覆传统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黄宗智本人亦不得不承认：“在民事案方面，知县作判决时很少援引具体的律例条文”，[16]“我对各个案件涉及的律例的排列，都出于我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基于县官的直接引用”。[17]不过黄宗智教授由州县官的审判严格按照律例进行的论点出发而否认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存在州县官调处的纠纷解决方式的观点对笔者颇有启发。中国学者在论述清代民事诉讼制度或考察中国悠久的调解传统时普遍认为存在与州县官批饬调处和州县官审判相并列的州县官调处的纠纷解决方式。①清代州县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确实存在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劝导的情形，在方式上与调处颇为相似，如果仅仅用“调处”一词来指称这样一种事实状态，或者作为清代民事审判区别于近代民事审判的特点，应该说基本符合史实。但如果将“州县官调处”视为清代民事诉讼中一种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则有待商榷。虽然中国学者多认为存在州县官调处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举出了一些案例作为论据，然而颇让人困惑的是在一系列清代官箴书中，虽不乏有关州县官息讼及州县批饬调处的论述，却难以找到论述州县官调处纠纷解决方式的只言片语；②而在清代司法档案中更无法从形式上辨别出所谓的“州县官调处”。如前文笔者所列举的紫阳档案中的5起知县作出明显偏袒一方判决的案例，可谓存在明显的“劝和”行为（当然对当事人而言实质上可谓是“命令”），但这些案件的判词形式及相关结案形式与其他知县堂判案件并无区别。综合清代官箴书的记载与司法档案的记录来看，笔者以为，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州县官主要通过寓调于批与批饬调处的方式来贯彻息讼政策；虽不乏州县官在堂审中亲自对双方进行劝和的案例，但并没有发展出独立于州县官审判的结案方式，故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实不存在独立的州县官调处纠纷解决机制。这一点也可以从清末诉讼习惯调查报告书中的记载得到印证。《甘肃调查局法制科调查各项子目》、《湖北调查局法制科第一次调查各目》、《直隶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调查书》等清末法制习惯调查书中，在诉讼习惯部分“调处和息”项目的调查问题设计上均开列了州县官批饬调处及保约族邻等公正人主动调处，但却未列州县官调处一类。《山东调查局民刑诉讼习惯报告书（稿本）》记载了当时山东省民事诉讼中存在的各类调处和息：“有由审判员批示调处者，有由原案仲裁人调处者，有由村长族长地保或戚友自请出为和解者，有由两造均愿罢讼商请仲裁人为之了结者，又有原告或被告自知理屈请求仲裁人设法和息者”，[18]唯独没有提到州县官调处。不少学者之所以认为清代民事诉讼中存在州县官调处的制度安排，可能受两方面的惯性思维影响：一方面是清代民事诉讼中调处解纷方式大量存在，且州县官堂审裁判具有鲜明的调处色彩；另一方面是在今天民事诉讼法中法庭调解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审判纠纷解决机制相并立。
三、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局限
在“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词断辟，劝农赈贫，靡所不综”[19]可以便宜行事的体制下，基于无讼的基本价值追求，州县官在司法实践中创造了批饬调处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使国法所规定的审判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呈现调处化的特点，最终形成了清代民事诉讼制度化的州县官批饬调处与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并立的格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对州县官而言，可以将相当一部分民事案件的解决转移给保约族邻等人，减轻自身繁重的工作压力，营造出“讼清人和”的政绩表象；对诉讼当事人而言，可以较好地维持双方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并可适当减轻讼累等。然而若置诸历史长河，我们却会发现清代民事诉讼的双重纠纷解决机制从制度本身到其内在的理念均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第一，从制度本身而言，州县官批饬调处与州县官审判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张关系。“衙门绝对性地强调纠纷必须经调解程序或强行令大量纠纷经调解结案，甚至拒绝受理案件，无形中限制甚至取消了司法权力在纠纷解决中的应有作用，妨碍了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和司法权力的正确行使。”[20]第二，从其内在的理念而言，清代民事诉讼的双重纠纷解决机制以无讼为基本价值追求，然而这本身却无异于缘木求鱼。从相关史料来看，清代州县官苦心经营的民事诉讼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实际发挥的息讼效果颇为有限，对无讼社会理想的追求更远未达成。清代知县黄六鸿的一番表述颇代表了当时州县官徘徊于无讼理想与健讼现实之间的无奈与尴尬：“地方官纵能听讼，不能使民无讼，莫若劝民息讼。夫息讼之要，贵在平情，其次在忍。虽然，平情乃君子之行，容人亦非浇俗所能。惟恃上之有以劝之耳。然劝之道，亦甚微矣。世风媮薄，嚣兢成习，三尺童子，皆有上人之心；一介匹夫，每多傲物之态。苟若区区文告而日相勉导焉，彼亦文告视之而已！”[21]
四、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终结
社会中矛盾本无处不在，对国家而言，与其追求虚无缥缈的“无讼世界”，不如冷静面对“健讼”现实思考如何建立更加专业、权威、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西方法文化的强势冲击下，近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伴随清末变法修律的开展被引入中国，以“无讼”为价值追求的传统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宣告终结。在清末变法修律中，沈家本等修律者曾有过以传统州县官批饬调处构建新式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尝试。在沈家本等人所编纂的中国第一部近代诉讼法典草案——《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中规定的和解制度主要内容如下[22]：第一百八十五条：凡两造争讼，如有可以和平解释之处，承审官宜尽力劝谕，务使两造和解。第一百八十六条：如两造情甘和解，俱应出具切结，声明愿遵守公正人决词，在公堂存案，由承审官将案内已讯及未讯各项事宜，委派公正人公议，持平决断。第一百八十九条：凡公正人或中人所定决词，即认为完结该案之决词。如有不得已之处，可由承审官责令两造遵守。该种和解制度与传统的州县官批饬调处如出一辙：承审法官仅劝谕两造，使其达成和解意向，纠纷的具体解决则完全委托给公正人；公正人所做出的纠纷解决方案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予以遵守。然而这种以传统州县官批饬调处为原型的“和解”制度在中国民事诉讼法近代化过程中如昙花一现，自此再无踪影。宣统二年，沈家本等奏上《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中亦规定了和解制度：[23]第二百八十四条：受诉审判衙门不问诉讼程度如何，得于言词辩论时试行和解。审判衙门得因和解命当事人本人到场。第二百八十五条：和解成立，审判衙门应将事由记明辩论笔录。第二百八十六条：受命推事或受托推事，得以受诉审判衙门之命令、或嘱托、或因职权试行和解。《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所规定的和解制度由承审法官亲自主持进行，这与此前《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所规定的由公正人主持的和解制度判然有别。日本1890年《民事诉讼法》第221条规定：“不问事件至何程度，裁判所自身或受命判事、受托判事于诉讼或某争点有试为和解之权。欲试为和解，得命当事者亲自出头。”[24]《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所规定的和解制度直接移植于此，从本质上说是移植于西方近代民事诉讼法。《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所规定的由承审法官主持的和解制度为中华民国成立后历次颁行的诉讼法所继承。①法院审判与法院调解并立的近代民事诉讼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最终确立，传统以“无讼”为价值追求的州县官批饬调处与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双重纠纷解决机制最终成为历史陈迹。
作者：江兆涛 单位：宁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