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和谐社会是自古以来人类恒久不变的追求，更是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奋斗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艺术教育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试从古代艺术教育的经典范例出发，结合当前社会现实，分析当代艺术教育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艺术教育；乐舞；《诗经》；教育困境；和谐社会
和谐的生活一直是人类孜孜追求的目标。在中外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无数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和论述，例如中国的俗语“家和万事兴”—重视家庭观念的中国人相信，只要家庭和睦就一切都能兴旺；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们也认为“美在和谐”，他们用和谐来限定、概括美的本质，把审美理想归为和谐。可见，和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主题。近几年来，中国不断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而要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就必须要让公民得到身心的全面发展。而艺术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陶冶情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中国古代的艺术教育及其道德、社会意义分析
（一）西周的乐舞教育
西周十分重视对于贵族的乐舞教育，“乐教”即是贵族教育当中重要的主题之一。西周的“乐”不仅包括当今意义上的音乐，更包含了舞蹈和诗歌，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西周专门掌管朝廷教育的官员称为师氏和保氏，其职责之一便是传授六艺之学。《周礼》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六艺的具体内容：“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其中的“六乐”指的就是《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和《大武》六种乐舞[2]。《周礼》明确地将六种乐舞作为基本的教育内容，可见西周王公贵族对于乐舞教育的重视程度。中国人历来讲求经世致用，并明确地体现在了艺术的审美领域里。严格来说，西周的乐舞并没有以一种独立艺术的姿态出现于中国大地上，而是紧紧依附于礼制。国人“从来礼乐并称，但乐实在是礼的一部分；乐附属于礼，用来补助仪文的不足”[3]。上古时代的音乐和绘画等艺术作品大多是作为道德教育的辅助手段，为政治而服务，因此带有很强的利害判断：“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4]，即点明了古代绘画艺术在最初的道德教化作用。在舞蹈、音乐等领域情况也是类似的。而这种艺术依附于政治的情况，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未曾改变，也让中国传统艺术在拥有艺术审美价值的同时，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政教意义。而传统西方美学所倡导的是一种去功利化的审美态度。康德认为“审美趣味是一种不凭任何利害计较而单凭快感或不快感来对一个对象或一种形象显现的方式进行判断的能力。这样一种快感的对象就是美的”。而中国传统艺术自诞生之日起，人们便十分重视艺术的社会教育和个人修养作用，于是乎走上了一条与西方艺术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也正因此，古代先贤们赋予了“乐”愈加深刻的含义，其社会功能也更为复杂。关于礼乐的言论，诸子百家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当推荀子的《乐论》。荀子从“乐”的现实社会意义角度出发，驳斥了墨家“非乐”的观点。“乐”的第一个社会作用是使人们关系融洽。荀子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通过抑扬顿挫、缓急相间的“乐”，使君臣、父子和长少相敬相亲，这是先王创制音乐的初衷。其次，“乐”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途径。荀子曰：“乐合同，礼别异”，“乐”是人类情感的真挚流露，而“礼”则是社会秩序和人伦规范。周王室为了巩固政权，以“礼”维护秩序，以“乐”调和人心。“乐”必须同“礼”相结合才能发挥它的社会作用。西周的乐舞不仅是一种艺术门类，更是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式。《左传•隐公五年》记载了王公贵族在舞蹈规模上的不同：“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在乐队的配置方面，天子可以享用“宫悬”，即乐队用四排编钟编磬，列于四方如宫墙；诸侯用“轩悬”（三面），大夫用“判悬”，士则用“特悬”（一面）等等[5]。礼乐秩序是不可以随便僭越的。“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6]在西周，“八佾”乃是天子才能享用的乐舞规模，而鲁国的大夫季氏却敢“八佾舞于庭”，这在保守主义的孔子眼中，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僭越行为。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西周乐舞同“礼”相结合，具有了区分社会等级、维护社会秩序的政治作用。“乐”还能够改变民风和习俗。荀子认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对于治理国家有重要的作用：平和的音乐使人和睦相处，而严肃的音乐让人庄重有序，如此一来，人民就能够同心同德，共同抵抗敌人的侵犯。
（二）《诗经》教育
《诗经》是我国先秦时代最为重要的一部文学典籍。《诗经》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功用。在春秋时代，贵族常常借助《诗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诗经》也被广泛运用于人们的社交活动和各国之间的政治外交领域，各国使节通过赋诗言志的方式，直接以《诗经》中的篇章作为外交辞令，在世界历史上都十分少见。《诗经》中包含了许多反映古代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篇，抒发了我国先民真挚的情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7]。《朱注》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诗经》中没有任何虚情假意，都是直写衷曲，直抒胸臆，大胆地表达心中的情感。在《国风》中，有大量以男女感情和婚姻生活为题材的诗篇，很受古往今来人们的喜爱：如《秦风•蒹葭》表现了追求和相思之情，《卫风•氓》反映了女子婚姻生活的不幸，《邶风•静女》则描绘了男女幽会时的欢快场景。这些诗篇的感情发自肺腑、无比真挚，使《诗经》具有了一种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这种深刻的感染力具有感发人向善的作用，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精神得到升华。《诗经》中，尤其在《雅》中，还有许多叙事诗和怨刺诗。《雅》主要由一些有文化修养的下层贵族创作，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批判了当时社会黑暗的一面，讽劝当政者要小心执政。如《大雅•公刘》歌颂了周代先民首领的事迹，《小雅•十月之交》则是通过记录一系列自然灾害来劝诫周王要用心执政。除此之外，在《国风》中也有许多怨刺诗。不同于《雅》，这些作品都是流行于下层社会的民歌，创作者也多是平民百姓，如《魏风•硕鼠》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首讽刺诗，它表达了下层人民对于当权者的不满情绪。同礼乐一样，《诗经》在修身养性的方面也有巨大的作用，历来受到哲人和教育家的关注。孔子重视《诗经》的教育：“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8]《诗经》具有独特的社会教化功能，它可以使人了解社会风俗，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故孔子又说“不学诗，无以言”[9]。自孔子起，《诗经》便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到了宋、明和清代《诗经》教育更是达到了高峰。
二、当下艺术教育的困境
上面所举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艺术教育在古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艺术教育乃是人文教育（文、史、哲、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通过正确的人文教育，我们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博古通今，认清人生和宇宙之大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虽然此“大学”非彼现代汉语中的“大学”，但当代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至善”，即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之根本。康德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人的天性将通过教育而越来越好地得到发展，而且人们可以使教育具有一种合乎人性的形式”。人类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出身心健康而和谐的下一代。然而身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眼下正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文化现象，值得每一位教育者认真审视和反思。由于20世纪中国境内天灾人祸频繁，大量优秀的文化传统消失，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经典的衰落”常常被知识分子提及，他们担心我们的下一代会对中国的古代经典一无所知。而经典在校园中的生存状态也的确令人担忧：中小学生背诵古诗文，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是为了体会诗歌的美；大多数学生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仅仅来源于历史课本，而教科书是无法代替经典的，它并不具备经典的文化价值；“四书五经”等一些中国传统的经典著作已经被现代的教育体制赶出了校园……另外，市场经济的意识日渐深入人心，其相应的价值观进入了人们的头脑，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视野。传统的中国伦理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开始被人淡忘，金钱和权力被奉若神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效率、自由和竞争意识，但也同时让本该纯净的校园沾染上了外界世俗的污浊气息：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充斥着学生的生活环境；诱使大学生堕落。从大学的内部环境来说，高等教育自身也由于功利主义而矛盾重重：一方面努力超越现实、试图逃离现实的怪圈，为大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大学文化环境；而另一方面却又无力摆脱功利的纠缠，而使大学教育沦为了职业教育。当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人文学科的生存空间，“重理轻文”的老思想仍然存在。科学固然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但人类却盲目地沉浸在科技带来的喜悦之中，对于科学的崇拜越加激烈，却忽视了科技背后潜藏着的危机。人们将所有传统事物视为“伪科学”或是“反科学”，甚至有人提出要消灭中医这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理性严重超出了它的范围，开始粗暴地干涉起了本不属于它的人类情感、道德、宗教和哲学领域。人类的情感活动日渐枯萎，就像海德格尔所说：“在这样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而人文教育中的艺术教育，则面临着更多的特殊困难。艺术教育的困境早在义务教育阶段便已开始显现，很多中小学并不重视学生的艺术教育，应试教育使得老师和家长只重视语、数、外成绩，而忽视了孩子的艺术修养。又比如一年高过一年的“艺考热”现象，其背后也折射出艺术教育自身的缺陷，凸显出教育日渐功利化的倾向。一些学生报考艺术院校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由于文化课不够优秀、被父母和老师所逼而被迫走上了“艺考”的道路。相对于高考来说，“艺考”对于文化课成绩的要求较低，于是成为了一部分考生上大学、拿文凭的捷径。但过度集中地为艺术“补课”，势必耽误了学生正常的文化课学习，也最终影响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而在这一体制下，一些真正热爱艺术的人却由于制度上的“条条框框”而被拒之于艺术院校的大门外。2005年清华大学陈丹青教授由于无法招收到满意的学生，为了反抗现行艺术教育体制中的不合理因素愤然向校方请辞。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除了制度上的问题，近年来由于艺术学科的不断细化，大学中出现了许多专门学科的学院。这一趋势一方面使得学科不断地专业化，另一方面也隔断了学科之间的联系。艺术具有综合性，各个艺术门类之间本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而如今这一做法却让学生失去了“大艺术”的概念，艺术学院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每况愈下。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现实和众多的教育困境，我们的艺术还能否像在古代社会一样，发挥其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作用？我们的艺术教育能否让人们所期盼的和谐社会到来得更早一些？
三、艺术教育与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贵和”历来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民族品质。事实上我们的民族能够从远古走到今天，这种具有包容性的精神居功至伟。“和”的精神时时刻刻体现在我们民族的历史当中，历史上中国多次出现大范围分裂，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一个整体，而没有像欧洲一样分裂成一个个民族国家，这其中“和”的民族精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我国更是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口号，充分说明了“和”的精神深深根植于国人的内心。然而如今各种矛盾频发，世界上处处发出着的却是不和谐的音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己不断产生冲突，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思想在社会上横行，全球变暖、恐怖主义、人口问题、能源短缺等等世界性难题都使人意识到了一件事—人类遇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已然迷失了前进的道路。作为艺术教育者，我们不禁扪心自问：艺术能为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做些什么？艺术教育如何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化解人类的精神危机，真正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和谐的世界呢？和谐社会之“和谐”，有三重含义—人与内心之和谐，人与社会之和谐，人与自然之和谐。下面逐一分析艺术教育与这三种和谐的关系。
（一）艺术教育与人格完善
艺术直指人类的内心世界，能抒发感情，净化思想，达到身心全面发展之目的，这也是艺术对于人类最基本的功用。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说”是20世纪中国美学界和教育界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蔡元培认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10]。虽然对于这一命题是否正确，学界仍有争论，但艺术能够熏陶情感、消除杂念和提升境界，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艺术教育能够弥补科学教育之不足。王国维认为教育的宗旨有三，曰智育、德育和美育。科学教育能够教给人们以精确的知识，可以锻炼人的智商，是人类维持生计所必需的知识：“知识又分为理论和实际二种……理论之知识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维持一生之生活”。但是科学教育永远不能代替人文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科学研究的是物质的世界，科学教育是智育；而艺术探索的却是精神的世界，艺术教育是美育。教育者不可以不重视艺术教育：“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11]。而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达到人身心的全面发展。专重科学教育而忽视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绝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也就偏离了教育“止于至善”的最终目标。
（二）艺术教育与社会进步
当代艺术教育体现着社会的进步程度，也是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志。一个懂得欣赏美、善于发现美的社会，才是一个积极健康的社会。当代社会科技发达，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丰富，但人类精神世界却日益空虚，许多人或沉溺于物质享受而不能自拔，或罹患心理疾病而惶惶不可终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的文艺观值得我们重视。卢卡奇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父，其观念被后来的许多人视为圭臬，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甚至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在文艺方面，卢卡奇的核心观念之一是提出要用艺术对资本主义的“物化”进行扬弃。他的观点为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点亮了一盏明灯，点明了艺术在当代的重要社会作用，也指出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写道：“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规律）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但是这种表面现象是一种必然的表面现象……只能以孤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间合理的和孤立的交换行动这种形式来进行”[12]。他认为现在资本主义将人与人的关系彻底表现为了商品关系，从而使人们看不到事情的实质。在这样一个“物化”的社会中，人们对于自己创造的关系顶礼膜拜，使自己成为商品的操纵物，商品成为人的关系的物化形式。人的行为成了机械化生产的一部分，物成为了主宰，人成了奴隶[13]。卢卡奇认为，摆脱这一社会危机的方法是通过艺术对于资本主义的“物化”进行扬弃。他提出：“如果人只有‘在他游戏的时候’，才是完整的人，那么从这一点出发，生活的全部内容就可以被把握，并在这种形式中—在尽可能广泛意义上的美学形式中—就不会被物化机器所扼杀”。他希望通过艺术和审美能够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并且唤醒被物化世界所催眠的人类内心，达到人性的复归，最终把人从日常生活的物化意识中解放出来的总体革命。
（三）艺术教育与自然和谐
广泛意义上的和谐社会除了要达到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还应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类近百年来肆无忌惮地开发利用资源，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目前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2009年气候变化大会上，斐济代表声泪俱下地呼吁全球人类共同关注岛国的生存境遇—由于海平面的上升，他们的家园正面临着被海水淹没的危险。人类目前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犯下的过错，并采取了许多科技手段试图消除环境破坏的负面影响，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只有改变人类的观念，充分认识到保护自然的必要性，才能真正遏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艺术教育正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如园林艺术最初就来源于自然，是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交融。园林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人类建筑和谐地融入自然景观当中，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例如苏州园林，小巧而精细，其间山水交融，错落有致。建筑多采用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手法组织空间，造成园林中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的效果。通过观赏苏州园林，人们感受自然之美，激起保护美好自然的情感，促使人们达到与自然的和谐。
四、结语
当今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我们的社会被科技所主导，一项小小的发明即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诚然，科技的发展让人们过上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但科学不能解决人内心的矛盾，更不可能彻底解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而这项任务只能由人文学科来完成。艺术教育有助于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它能够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改变人类的生活态度，提升人类精神境界。艺术还可以充当人类情感与科学理性的“润滑剂”，让人类摆脱被“物化”的危险。艺术更可以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让人类的心性复归于自然。总之，不可忽视艺术教育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要反思目前艺术教育中的种种弊病，反省我们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制，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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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157．
[13]葛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87—189．
作者：朱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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