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人类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也真得需要感谢孔德，因为这些学科确实是在应用了实证主义之后才成其为科学。当然也得感谢那些主要是业余的民族志研究者，是他们带来的“资料革命”最终促成了这一转变，还不能忘记的是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扩张，是他们为欧洲民族学家创造了施展才能研究他者的海外空间，当然，民族学科自此也长期背上了“同谋者”的骂名。
一、民族志：实证资料与写作实验
在词源学意义上，“民族志”和“民族学”有一个共同的希腊语来源ｅｔｈｎｏｓ。关于这个词，Ｔｈｏｍａｓ Ｗ．Ｓｉｍｏｎ讲道：“ｅｔｈｎｏｓ（当代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前身）这个古代概念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充满变数并拥有各式各样解释的词。该词的希腊语起源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最初指称任何群，如荷马提到过的ｅｔｈｎｏｓ ｈｅｔｒａｉｒｏｎ（一群朋友）和ｅｔｈｎｏｓＬｕｋｉｏｎ（一个Ｌｙｃｉａｎｓ部落）。后来不仅指任何群（朋友、部落），也指带有某种特征的集合体，如荷马又提到了ｅｔｈｎｏｓ ｍｅｌｉｓｓｏｎ（一群蜜蜂）和ｅｔｈｎｏｓ ｏｒｎｉｔｈｏｎ（一群鸟）。表面看来，这些提法不包含任何对象判断：一群蜜蜂没有什么消极含义。然而，ｅｔｈｎｏｓ最终还是有了某种消极含义，因为开始被用来称呼杂七杂八的群体（ａ ｃｈａｏｔｉｃ ｇｒｏｕｐ），如埃斯库罗斯（希腊悲剧作家，引者）以之称呼复仇女神（Ｆｕｒｉｅｓ）和波斯人，品达（希腊抒情诗人，引者）用来指称‘杀夫的利姆诺斯岛（Ｌｅｍｎｏｓ）女人’。最后，ｅｔｈｎｏｓ的消极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开始用来称呼外国的或野蛮的群体。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ｅｔｈｎｏｓ与希腊人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后者是高度文明的典范。无论如何，群体分类的确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变化很大，并越来越表现得消极而负面”。瑐瑦希腊语的ｅｔｈｎｏｓ分别加上希腊语的ｇｒａｐｈｏｓ（意为写作）和ｌｏｇｏｓ（意为话语）瑐瑧就派生出了民族志和民族学两词，民族志是用以研究他者社会与文化的方法概念，民族学则是以之作为基本方法的学科概念。显然，欧洲民族志和民族学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古希腊语ｅｔｈｎｏｓ概念。类似后来民族志的作品，古已有之。中国西汉时人司马迁和古希腊人希罗多德有“史学之父”或“历史之父”称呼，他们写的《史记》和《历史》分别记载了“夷”史和西亚、北非与希腊各地区习俗。古罗马独裁者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古罗马帝国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也都大量地记载了古代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情况。从民族志角度看，以上作品都是先驱之作，其中，既有古代史家的专业之作，也有政治家的业余之作。中世纪发生的几件洲际大事，如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欧洲天主教的“十字军”东征、蒙古军队的西征等，无不一再地扩大着人们的洲际了解，而中世纪后期新航路的开辟、地理的大发现，则让整个地球上的人们逐渐有了全面交往的可能，因此，描述异域的作品也就空前地增多了，在这方面，中世纪一些有文化的商人和垄断文化教育的僧侣中的海外传教士，曾有过贡献。如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约１２５４—１３２４）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就记载了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的情况，法国天主教神甫Ｊ．Ｆ．拉菲托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最古习俗之比较》，不仅记载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习俗，还将其与亚洲和欧洲文化做过比较式的研究，这些作品也都出自所谓“业余”人士之手。为了方便交流和表达，人们养成了不仅给事物起名字的习惯，也养成了赋予某类经验以名称的习惯，中国古代就有正史曰史地方史称志的做法，民族志于是就呼之欲出了。民族志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至晚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根据资料却可以做一个判断。１７３３至１７４３年，在沙俄女皇Ａｎｎａ和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的支持下，白令（Ｖｉｔｕｓ Ｂｅｒｉｎｇ）组织了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堪察加远征，时任圣彼德堡科学院历史学和地理学教授的Ｇｅｒｈａｒ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üｌｌｅｒ（１７０５—１７８３）为远征队成员。Ｍüｌｌｅｒ在这次探险活动中，就使用过德文的“民族志”（Ｖｌｋｅｒ－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对应的英语为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这个概念，开始将其划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甚至有了发展一个独立学科的想法。后来，又有德国哥廷根大学的ＡｕｇｕｓｔＬｕｄｗｉｇ ｖｏｎ Ｓｃｈｌｚｅｒ和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Ｊａｃｏｂ Ｇａｔｔｅｒｅｒ两位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进了学术话语，他们当时的目的是“改革世界史的当代理解”。
１８７４年，英国科学促进会（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为业余民族志研究者出版了《记录与提问》（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Ｑｕｅｒｉｅｓ）这部有关调查主题和分类的指导用书。“到《记录与提问》的１９１３年版本出版的时候，Ｒｉｖｅｒｓ已主张进行深入参与观察研究，由一个人单独在少量人口中进行，时间至少是一年。这是现代田野工作的开端”。瑐瑩１９１４年，波兰裔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出发到新几内亚做田野调查，因为一战爆发被迫停留在特罗布里安群岛数年，得以有机会对当地土著社会进行研究，１９２２年出版了研究成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这已是一部有名的民族志经典之作，而最值得肯定的是他成功地实践了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由此开启了理性与实证科学民族志时代。澳大利亚学者ＩａｎＬａｎｇｈａｎ于１９８０年写道：“如果人们调查大型研究图书馆的人类学藏书，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即从数量上看，尤其是从质量上看，过去６０或７０年有关当代土著社会的资料大大超过以往。这就使得当代即使不夸张的人类学家也会想到‘民族志革命’，这堪比瓦特发明蒸汽机带来的一个世纪的改变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具体而言，大约７０年以前，人类学专题研究作品或对某具体社会进行综合研究（通常单独成书）的民族志首次进入画面，并成为此后民族学交流的确定的平台”。瑑瑠民族志的基本功能是资料搜集，研究创新也依对象而不同。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开始，民族学研究对象他者由原来限于殖民地不断扩大空间，印度和中国等社会文化较先进国家与发达的西方国家都被包括在内，自我也成了研究对象。民族学的他者研究采取的是文化解释的方法，自我研究则是文化批判。在他者的研究中，资料也由早期有关对象的客观事实资料，扩展到制约其文化行为的主观意义资料，突出了移情研究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对象的权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的基础上，并受人类语言学影响，美国人类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认知人类学。“它的理论取向与客位相对，是主位。主客位对比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语言学家派克（１９１２—２０００），类比于语言学中的语义学和语音学”。语言学家本人可以在语言使用者提供资料的基础上研究语言的语音系统，但要发现一个语音的意义，就得依赖语言使用者的权威。因此，语义学代表的是研究对象的观点，即主位的观点，引申为民族志参与观察中研究者的“参与”，目的是要研究者像对象那样看待事物。语音学代表的是研究者的观点，即客位的观点，引申为民族志参与观察中的“观察”，目的是要研究者保持距离。认知人类学也称“新民族志”，特殊之处在于调查内容与方法，“这些方法的目标是描述当地人的认知”，着眼点是“意义域”以及它的能被破解的认知编码。
民族志之“新”应该始于新民族志，因为它开始审视对象在研究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在自觉唯物主义、生态与生物行为人类学中出现的英国的象征人类学和美国的解释人类学为民族志研究又带来了新的转折。象征人类学研究的是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解释人类学研究的是文本与行为的背后意义，两者都关心文化意义的系统特征，瑑瑢这与之前主要关注对象的事实资料具有明显的不同。格尔兹为此还开创了民族志的一个新的方法———深描，指出研究的焦点要由对民族志个案的理论概括转向个案深入或深描，在他看来，田野点类似于充满意义的文学文本，可以像在小说中那样对之进行解释。瑑瑣民族志研究中的“参与”曾长期是对研究者的要求，后来也包括对象的参与。研究者的参与是参与对象的生活，目的是观察，对象的参与是研究过程本身的参与，目的是对话，以此来更好地揭示对象的主观意义世界，当然还有更深刻的现实考虑。“近些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引者），出现了一种叫做‘对象参与研究’（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新方法。像后现代主义一样，它的目的是赋权给人民，为其提供分析工具，使之得以了解压迫和控制他们的情况”。瑑瑤民族志的基本功还有对象实在的表达，因而对作者的主观状态和写作的体裁方法等就格外重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早期，民族学家开始书写自白民族志，讲述民族志研究者自己的经验故事，这可以满足人们想知道民族志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和民族学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公众好奇心，当然，从学术上看则可以帮助人们判断民族志所揭示真理的真实性程度。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１９５５）、Ｄａｖｉｄ Ｍａｙｂｕｒｙ－Ｌｅｗｉｓ的《野蛮与无知》（１９６８）、Ｋｅｎｎｅｔｈ Ｒｅａｄ的《大峡谷》（１９８０）、爱伦诺•博文的《再现笑声：适度虚构的回归》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民族学研究的客观性、权威性、科学性及其与殖民主义的关系遭到了质疑与批判，与此同时，学科自身也开始了自我反思，承认学科曾是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和受益者，进而思考学科是否无意地帮助过和怎样帮助过殖民主义者。
这种批判反思精神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在民族志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从而有了反身（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民族志的出现，代表作有格尔兹的《深度游戏：巴厘斗鸡札记》、拉宾诺的《摩洛哥田野工作的反思》（１９７７）、杜蒙特的《头人与我》、文森特•克拉潘札诺的《图哈米：一个摩洛哥人的图像》等。所谓“反身，广义上指的是返回自身，自我指涉。在社会研究语境中，反身在其表面意义上指的是研究者与研究过程对研究产品的影响。这些影响存在于研究过程从开始选题到最终成果报告的各个阶段。反身问题跟一般的社会研究有关，但在民族志研究中更突出，这是因为研究者与对象社会和文化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返回自身，或自我研究，包括个人的与集体的，必然导致某种形式的自我欣赏，这也构成了反身意义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主体和客体的边界就不见了，此变成了彼，这一过程也就有效地否定了社会研究的可能性。而出现这样的结果又跟各式各样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批判关系密切，在极端情况下，对社会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是破坏性的”。瑑瑦反身民族志，在我国学界被译成“反思民族志”，并有“反思人类学”之说，没有全面表达反身的内涵。反身包括反思，反思不能代替反身。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民族志修辞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在文学理论与后殖民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了显得较为活跃的实验民族志，代表作包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ａｕｓｓｉｇ的《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Ｊ．Ｆｉｓ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ｈｄｉＡｂｅｄｉ的《争论的穆斯林》、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Ｓｔｅｗａｒｔ的《路边的空间》等。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这次民族志转身始于Ｊａｍｅｓ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和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ｒｃｕｓ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１９８６），该书对民族志乃至人类学的影响是明显的，其作品常常被冠以“后现代”、“反身”、“文学”、“解构”、“后结构”等字眼，这些情况都与民族志研究和写作此前遭遇的某种知识和政治困境有很大关系。“当格尔兹和特纳的解释人类学承认对象为创造主体———借助符号来建构其社会与文化的创造主体———的时候，后现代主义者则试图让人们关注民族志研究者本人的特权地位。就是说，民族志研究者在创造民族志叙事时无法摆脱他们自己本有的观点，这就使得任何呈现所谓的客观中立性，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有问题的。就这后一点而言，《写文化》就成了人们看待问题的焦点，即看民族志研究者如何描述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却又不否定那些对象个人和群体的主观性，同时这样做也不会声称是对绝对知识与客观权威的拥有者。随着‘对话人类学’与‘叙事民族志’等实验形式的发展，《写文化》进而鼓励‘合作民族志’。这种对于作者、观众与对象关系的探讨，成了当今人类学与民族志实践的基本原则，而研究者与对象的积极合作，在某些情况下，又使民族志田野工作中的合作，与创造出自研究本身的现实民族志产品的过程混在了一起”。瑑瑧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欧美民族志迄今为止大体上已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变，即由“现实主义的”（ｒｅａｌｉｓｔｔａｌｅｓ）到“自白的”（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ａｌｅｓ）再到“印象派的”（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ｔ ｔａｌｅｓ）的转变，瑑瑨印象派民族志从内容与形式上看，大体上与反身和实验民族志相当。在民族志发展史上，我们看到的是内容和形式的花样翻新，不仅民族学和人类学因之而形成，民族学和人类学也随之而改变，反过来，它也受民族学和人类学推动而变得日益复杂，民族志的这种情况充分证明了作为民族学特色方法的田野工作的基础性与根本性。“田野作业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界定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标志。或者更准确地说，做田野作业在２１世纪仍然是成为一个人类学家的必要条件。最开始的时候，田野作业、民族志与人类学的结合是一项重大革新，因为当时关于世界其他部分的知识是由书斋里的理论家、社会进化论者和寻找异国情调的旅行家，或那些不得不依赖于旅行家的报告的人来进行生产的”。
二、民族学：似乎被低估的学科意义
近代以前，人学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层面，并且，大体上可以看出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将人与动物等其他物种（用基督教语言就是其他被创造物）作对比研究，试图以此来揭示人的本质，得出诸如“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结论；一是对抽象的人本身进行研究，通过揭示其结构来认识人性，得出诸如笛卡尔的灵魂与肉体的二元论。近代以后，随着世界各地民族志资料的空前积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复杂多样性集中地呈现在了欧洲人面前，不仅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眼界，还为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当面对类似“资料革命”（指人文社会研究由欧洲人基于自我体验的普遍经验资料到有关他者的实证资料的质的变化）的现象发生时，人们既可以提出并回答新问题，也可以用新资料研究并回答老问题，这是推动人类认识向前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在１８世纪，来自远征和其他来源的报告，极大地扩大了有关他人的欧洲知识，拓展了欧洲哲学的眼界，同时也激励人们探索统一的人类概念。那个时代思想家们思考的人类学问题包括：‘是什么把人与动物区别了开来’、‘人的普遍特征是什么’、‘人是怎样发展的’和‘如何解释人的外表及行为的差异’等，这些问题开始提出时只是出于希望对人———关于自己和自己的物种———了解的更多一些”。这时思想家们思考的问题不管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都能用大量的新民族志资料来进行研究，这是毫无疑问的。提出问题是科学发展的前提，也是由民族志向民族学和人类学发展的前提。那么，这一发展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实现的呢？大致的答案应该是不晚于古典进化论的出现，这一理论是以比较的方法研究民族志资料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尽管出自“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之手，确实可以作为民族学形成的一个大的标志。民族学实际上主要是在业余民族志产品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反过来却又推动民族志由业余向科学（专业）发展，而这的确是在２０世纪早期得以顺利实现了，并应归功于民族志与民族学互动促成的结果。西欧是公认的民族学大本营。近代以来，这里出现了以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为代表的社会思想家，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法国杜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及其民族学的资料搜集方法影响了英国社会人类学，后经列维—斯特劳斯又将这一社会人类学带回了法国；瑒瑡德国与民族学始终未摆脱边缘地位的法国（其优势学科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相比，则是德语区乃至欧洲大陆民族学（包括民族志）最主要的推手。“在一般人文学科意义上，人类学在德国作为学科是不存在的”。“美国人类学（博厄斯之后）通常研究的课题由完全独立而不相关联的诸学科来完成”，这些学科在德国指的是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史学和史前学等。“人类学，这在德国指的是体质人类学”。民族学（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德文写作Ｖｌｋｅｒｋｕｎｄｅ，“根据它自己的定义，仅限于研究没有文字的民族（ｓｃｈｒｉｆｔｌｏｓｅ Ｖｌｋｅｒ），他们跟文明民族（Ｋｕｌｔｕｒｖｌｋｅｒ）相比，被认为更受自然的支配（Ｎａｔｕｒｖｌｋｅｒ）”。民俗学，德文写作Ｖｏｌｋｓｋｕｎｄｅ，“对此没有准确的英文词，最接近其意义的词是‘民族习俗研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ｌｋ ｓｔｕｄｉｅｓ）。该学科限于研究文化不高的人群，他们是德国较低的、地方的、或许最为传统的阶层，简言之，即研究的是‘农民的民间生活’”。由于时代变迁和文化结构的转换，欧洲地区原有的民俗学（Ｖｏｌｋｓｋｕｎｄｅ）与民族学（Ｖｌｋｅｒｋｕｎｄ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于是，１９５５年，在荷兰阿纳姆召开的国际民俗学会议上，就有人提出用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ｅ（欧洲民族学）作为欧洲范围内民俗学专业的统一名称。
瑞士学者Ｊａｋｏｂ Ｔａｎｎｅｒ也引述Ｎｉｘｄｏｒｆｆ和Ｈａｕｓｓｃｈｉｌｄ所编《欧洲民族学———从民族学和民俗学角度看关于理论与方法的讨论》讲道：“民俗学，从１９６０年代起，这门学问在德国也日渐被人们理解为‘欧洲民族学’，后来则被理解为‘工业社会的民族学’，并且在向一种文化主义范式（ｋ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靠拢”。瑒瑤到了１９７０年，德国民俗学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德国的法尔肯施泰因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正式把学科改名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此启动了德语国家民俗学研究的所谓“法尔肯施泰因革命”。据说，１９７１年，曾有人提议把苏黎世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改名为“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但遭到了哲学系的否决（按照德语国家传统的大学建制，民俗学研究所大多附属于哲学系）。“如果德国的民俗学与民族学整合以构建一般人类学……该两领域的德国青年民族学家仍对整合知识抱有恐惧与怀疑———这是有趣的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合拍之处”。１９世纪后期，普鲁士在其“铁血首相”卑斯麦（１８１５—１８９８）的带领下，强力推行德国统一，进而谋求同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另一方面，“在１９世纪晚期德国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中，受到一致重视的人类学难免不受到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的影响，而这必将证明是高度敏感的。正是在德国史上的这个时刻，民族学诞生了……民族学被认为是一个排他式地（舒服地）研究远方异域民族的学科……拉策尔的三个领域，即人类生物学、语言和文化未能得以整合来研究人这个民族学对象的三个方面，而是分裂为三个互不相关的学科”。不过，在战后欧洲经济、政治、军事（再加上美国）一体化、主要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背景下，欧洲民俗学在传统研究逐渐失色而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情况下向民族学整合，并进而要求实现某种欧洲整合，尽管遇到了重重阻碍却代表了某种发展方向，过程中另一发展趋势却是学习和借鉴英美社会与文化人类学。
英国是近代老牌殖民主义者，占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人类学研究因此拥有得天独厚的他者的田野。英国早期到殖民地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接受的基本训练就包括民族学，这显然是它的传统。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安达曼岛人》中讲道：“在剑桥大学攻读民族学时，我获得了安东尼•维尔金（Ａｎｔｈｏｎｙ Ｗｉｌｋｉｎ）奖学金，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到安达曼群岛进行考察，之后写成了这本书”。瑒瑩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使用过“比较民族学”概念，也讲过“专业田野民族志者的民族学作品”之类的话，并记载了弗雷泽对他走上民族学研究道路的影响：“因为我对民族学的初恋，缘于读他的《金枝》（Ｇｏｌｄｅｎ Ｂｏｕｇｈ），那时已是第二版了”。瑓瑠普里查德则将自己在尼罗河畔所做的努尔人研究视为对民族学的贡献：“我相信，我已理解了努尔人的主要价值观念，并能对他们的社会结构作出真实的概括。但我把本卷书看成是对于一个特定区域的民族学的贡献，而不是一个内容详尽的社会学研究，而且也是这么设计的”。瑓瑡在学科反思方面，拉德克利夫—布朗讲道：“民族学的田野工作者往往满足于记录一下神话、描述一下仪式，并不关心其含义是什么，这些东西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借口是难以找出含义，又没有标准的方法去找。这就存在着一个危险，即民族学家不是参照当地人的精神生活而是参照民族学家自己的精神生活来解释当地人的信仰”。马林诺夫斯基则表达了民族学家们当时的某种担忧：“民族学正处在一个即使不是悲剧性的也是十分尴尬的境地。正当它整理好作坊，打造好工具，准备不日开工时，它要研究的材料却无可挽回地急剧消散了。当科学的田野民族学方法和目标初具规模，当训练有素的人们踏上征程，去研究未开化区域的居民时，他们却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了”。早期英国人类学家在田野上做的是民族学研究，着眼点却是殖民地社会，所以有了“英国社会人类学”这个名称。不过，英国人类学的社会研究，包含了许多文化内容，尤其是功能研究。“在民族学中，‘功能’这一概念是作为一种适应机制建立在文化的概念之上的；这一适应机制，可以使得一定数量的人以有序群体的形式在特定的环境下过社会生活”。瑓瑤又如：“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所关注的，或者是建立关于制度起源的假说，或者是尝试对文化历史的细节进行假说性的构拟”。还有，“民族学家过去思考的大多是起源和历史方面的问题，现在许多人依然如此；而法国的社会学家却独辟蹊径，用民族学资料来理解人类的生活”。瑓瑥英国社会人类学于２０世纪初起源于剑桥（有“剑桥民族学”之说）和伦敦经济学院，这曾是英国民族学家成长的摇篮。瑓瑦英国社会人类学虽然没有像美国文化人类学（狭义的）那样将自己等同于民族学，但在欧洲大陆却是被当作民族学的同义词来看待的，如２００２年６月在德国哈雷（萨勒河）成立的马克斯•普朗克民族学研究所，其英文名字为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民族学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其目的是“把最优秀的田野工作者聘请到他的机构中工作，不要求他们作出任何理论贡献，只要求用结构主义原则去解释民族志材料”。
“欧洲民族学”则体现了更大的综合性：“欧洲民族学在德语国家拥有的大学院系和博物馆的数量是民族学（Ｖｌｋｅｒｋｕｎｄ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ｅ）的两到三倍，它成功地把自己改造成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伙伴”。瑓瑩美国也有浓重的民族学传统。根据Ｃａｒｏｌ Ｒ．Ｅｍｂｅｒ、Ｍｅｌｖｉｎ Ｅｍｂｅｒ和Ｐｅｔｅｒ Ｎ．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ｅ主编的人类学教材，当代美国人类学分为文化人类学与生物人类学两大学科，其下又细分为若干亚学科：文化人类学包括人类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生物人类学包括人类古生物学（Ｈｕｍａｎ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和人类变异（Ｈｕｍａ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美国的民族学还被明确地等同于狭义的“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文化，区别在于考古学是通过文化遗存来研究过去的文化，民族学是研究现存的或近期的文化。在美国人类学中，做民族学研究的人大体上被分为三类：一类是叫做民族志研究者（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ｅｒ），他们是通过田野调查来研究现存文化的学者；一类是叫做民族史研究者（ｅｔｈ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是借助文献来研究近期文化的学者；还有一类是叫做跨文化研究者（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他们“感兴趣于发现为什么某些文化特征能够存在于一些而不是其他社会”。瑔瑠号称“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其学术渊源始自德国，创建的学派以本土的印第安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带有欧洲民族学的传统是理所当然的。ＬｅｓｌｉｅＡ．Ｗｈｉｔｅ曾写过介绍博厄斯研究成果的文章“弗朗兹•博厄斯的民族志与民族学”（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发表在德克萨斯大学博物馆的刊物上（Ｔｅｘａｓ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第６期），显然是将博厄斯当作民族学家来看待的，由此也不难看出美国文化人类学之强调民族学传统的来源。“社会人类学是关于人类他者的生活或非常古老文化的现代科学。在这方面，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只是研究本土印第安人的文化。确实，美国人类学自从１８６０年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开启后，就转向了印第安部落，但只是到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弗朗兹•博厄斯后，才较广泛地记录南北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瑔瑡美国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本国的他者，近邻加拿大是位居北美的英联邦成员，该国的人类学因此带有英国和北美的双重特征，至今研究对象还是以海外殖民地为主，并重视个案研究训练，而个案研究众所周知就是民族志的另一叫法而已。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尽管美国人类学把文化人类学与体质或生物人类学一体打包成为一个更具综合性的学科，欧洲大陆以德国为代表则强调民族学与（体质或生物的）人类学的各自独立性，实际上，它们都遵循了两者的区别原则，这才是实质性的学科划分的致思理路。
所以，欧洲民族学与英国社会人类学和美国文化人类学（狭义的）基本上属于同等性质的学科，一些基本的东西是它们共同创造和分享的，只是受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各自国情影响而学科发展道路与过程有所不同，研究对象和领域有所侧重，以至名称各异而已。它们都是以田野调查（比较青睐参与观察）为基本的资料搜集方法，都是各自创造然后共同分享理论与方法，都是以民族志为特色成果形式，都是早期只以他者为研究对象（甚至早期的德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即农民也带有他者的味道），后来则把他者和自己都当作研究对象，但突出社会与文化研究的特色却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四、中国民族学：本土经验与话语民族学虽然是一门国际通学，但不同国家的传统和特色还是明显的，这证明了学科建设方面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不可以被忽视的，这也为我们审视中国民族学提供了一个根本视角。中国民族学是后起的，是学习和借鉴欧美人类学与前苏联民族学的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继承的主要是欧美人类学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两个时期之间的那段时间民族学基本上被否定掉了）跟前苏联民族学交往较多，受其影响也较大，但在学科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辛勤努力之下，中国民族学也逐渐形成并彰显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这一点也是明显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内少数民族及其支系众多，文化复杂多样，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特色非常鲜明，当民族学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也有许多少数民族仍处于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再加上具有悠久历史的汉族传统社会与文化也很有魅力，这些就是拿欧美民族学早期的学科审美标准来看，也都是颇受民族学家青睐的，而中国的发展建设又从来不能忽视国内的民族问题，正是这些情况，不仅使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本土空间，还为其中国化提供了巨大动力。中国民族学是以国内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汉族社会与文化发展而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后又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导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肩负着领导“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使命，所有这些均构成了对中国民族学发展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内社会背景。还有不容忽视的是，近代以来我国曾长期处于落后发展状态，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今后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民族学自从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诞生后，作为他者的落后地区人民的社会和文化就长期充当着被研究的对象，致使到今天为止学科话语仍支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手中，他们在引领学科前沿方面的贡献固然不可磨灭，但学科发展的不均衡状态却长期得不到改变，类似我国等发展中国家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还任重道远，所有这些就构成了我国发展民族学所不能忽视的国际学术背景。上述国内社会与国际学术背景，在我国民族学发展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之既具有自己的独特传统，但同时又走得相当艰难，但无论如何，中国民族学如今确已在国际学坛独树一帜，贡献也越来越大。中国民族学已初步形成的独有的传统和特色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学科定义上，中国民族学是一个以民族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理论上对所有民族及其各个方面都要研究，但实践上却以中国民族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研究为主，并在以往研究重点的基础上，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今看来，欧美人类学虽然在学科分类名称上似乎仍沿袭原有传统，但实际的研究却已经超越了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范围。中国民族学在理论上似乎一开始就没有排除对民族进行全面研究，从而体现出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某种综合发展的特征，在实践上则强调与时俱进，不断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在学科分类上，中国民族学至今仍归入法学门类，民族学为国家一级学科，其下分设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经济、民族史、世界民族、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和民族艺术等二级学科。这一分类体系实际上是开放的，可以不断增加。根据以往的经验，新增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通过民族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来实现的，已有的如民族政治学、民族社会学、民族地理学、民族教育学、民族心理学、民族宗教学、民族语言学等，这与国外人类学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
“就像司空见惯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许多在语义上并不确切的字眼，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代名词，而这个代名词所表示的，其实是一些极不相同的努力和追求。于是乎，伴着‘人类学’这个模糊的、多义的不确定概念，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被现实化了的老概念和新概念，它们全和人类学拉上了关系……如同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一样，诸如体质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和进化人类学乃至比较人类学，今天也都形成了固定的学科；从数十年来至今，人们一直跨学科进行讨论的，还有技术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环境人类学以及认识人类学、经验人类学和感觉人类学……”。瑔瑢与国外人类学相比，勿庸讳言，中国民族学多少还缺少那么一些理论与方法的“标新立异”的劲头，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第二，在理论方法上，中国民族学的根本指导理论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在此前提下，立足本土经验不断实现理论与方法创新，同时也以开放的姿态向国外学习。在西方人类学中，马克思主义也是作为有很大影响力的传统而受到重视的。“在工业革命深入进行的地方，如英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起而支持不断增长的劳工运动。他们中最激进的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常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共同创始人。
马克思主义对现实政治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也影响了人类学，不仅是因为这一原因，也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被正式吸收进了人类学理论，这样做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并非明显‘效忠’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类学家”。瑔瑣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使命，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所以，中国民族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在全面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同时，又特别地承担着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这项根本性的任务，这是中国与欧美人类学相比所特有的。另外，仅就学术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对欧美人类学的重要影响，也促使我们有理由要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可以使我们的学科建设不会偏离为各民族服务的宗旨，能够使我们科学辩证地进行学术研究，从而保证学科建设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当然这代替不了学科本有的理论和方法，非但如此，中国民族学还是应该一如既往地批判吸收国外有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当然最根本的是要立足本国实际，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得天独厚的学科资源与广阔的田野空间，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立场，又充分弘扬学科理性，针对本土经验与国际通学做认真的反思与批判，努力创新理论与方法，为民族学这一国际通学做出自己的贡献，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作者：孙振玉 单位：宁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