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城市与建设面临的问题
1.老城镇从“一拆了之”到“创造性毁灭”。
1978年以来，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研究中国城市的外国学者也发表了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些看法，来自挪威的Gamerg发表过一篇题为《城市规划者像疯了一样》的文章，文中写道：北京胡同里的房子，四合院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适于居住的地方。1988年，这个城市的颜色是灰色，不单调，很上镜。什么是美，就是黑白灰突然被泼上了彩色。1999年，当人们再次来到北京，发现为什么不能保留着对老北京的记忆？代替过去的是高楼，是六条道的公路，是交通堵塞，还有很多让人繁华的商场，恐怕连香港也要嫉妒。城市的规划者们的疯狂，把带有历史风味的东西抹去。Gamerg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谈了他对北京近年来城市建设的一些看法，为了告诉别人北京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北京大兴旧城改造运动，大量的历史建筑、文物古迹被“一拆了之”，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开始变成“钢筋水泥森林”，慢慢地变得毫无特色，而曾经代表老北京文化的“胡同”、“四合院”、“石门礅”正慢慢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是对城市文化的一场浩劫。而这不仅仅只发生在北京。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大地大兴土木，修马路、建新城，兴起建设高潮。“摧枯拉巧”、“破旧立新”占据人们的大脑，对老城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推倒重建，很多老城镇、老建筑就在这样的建设中被夷为平地。山西省的古城太谷、新绛、介休、祁县、忻县等都拆毁了古城墙，开辟了大马路。山东曲阜拆除了明代的城墙；四川阆中古城，将近1.2平方公里面积的古建筑全部拆除。一批经典街道、院落消失殆尽，江南无数水乡古镇迅速面目全非。1981年，在同济大学阮仪三恳请平遥城市部门“刀下留城”，他争取平遥拆迁停工一个月，完成了“新旧分开、确保老城、开发新区”的规划编制，保住了平遥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目前中国的古建保护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确有很大的矛盾。平遥古城开了中国完整保护古城的先例，为全面保护文物和遗产资源吹响了号角。各地从以博物馆为主的馆藏可移动文物保护，扩展到全面保护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大部分古镇、古村落进行了旅游开发，然而这些文物却陷入商业化程度过高的泥潭。尤其是在一些起步较早的江南水乡古镇，商业开发过度、旅游同质化和无序竞争，使文化遗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成为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Mitchell将在研究北美历史古镇发展为后现代社区的过程中，引入了“创造性毁灭”的概念。他指出企业投资、文化遗产的商业性消费以及乡村田园的毁灭是导致“创造性毁灭”的三个变量[2]。Mitchell以加拿大St·Jacobs社区为例，验证了其商业化遵循“创造性毁灭”的五个阶段模型。此外，他认为该理论存在一种“均衡”状态，这种状态出现在第一或者第五阶段。每个阶段的界定标准是投资项目、居民感知、游客数量三个变量，各阶段的特征如下[2]：（1）早期商业化。投资人意识到文化遗产的潜在效益，通过投资实现文化遗产的商品化。这有助于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居民十分支持旅游开发。（2）进一步商业化。投资人提高投资水平，开发新商品满足游客。大部分居民持支持态度，部分未获益居民开始对环境破坏等表示不满。（3）前期毁灭。投资进一步扩大，加大旅游力度。大部分居民对商业社区的环境问题、交通堵塞、犯罪升级表示不满。（4）进一步毁灭。投资继续增加，消费水平提高，居民的满足心理减弱，部分居民迁出，社区意识和凝聚力瓦解。（5）后毁灭阶段。投资进一步增多，本地居民外迁，旅游者可能会增加，但是大多数游客不满意商业服务以及商品价值。2007年，Geoffrey和Mitchell对中国朱家角古镇进行了过度商业化的研究，并发表了《朱家角古镇———创造性毁灭》的文章。研究表明：这个历史城镇处于创造性毁灭模型中的进一步商业化阶段，他们指出该模型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江南水乡古镇[3]。朱家角古镇，作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水乡古镇，满足了Mitchell的三个条件。文化遗产景观可以吸引周边大量的游人进行一日游，有些方面的遗产或景观可以商品化，并且有获得大量投资的机会。经过大量的调研，Mitchell发现大量的信息都说明朱家角古镇的演化完全符合“创造性毁灭”模型。早期商业化阶段，该模型的第一阶段历时非常短，跨度仅为三年（1997—2000）。1997年，当地文化局、朱家角乡、青浦区政府共同编制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当年，朱家角中心镇发展协调小组成立，用于监督朱家角的开发进程。最初，朱家角的主要旅游市场是上海市，根据当地政府统计，1998年朱家角的游客总量约为10万人，大多数来自于上海。之后，国内游客数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2000年，朱家角的游客总量1998年的3倍多。商业化阶段（2001—2005），正如模型预测，在进一步商业化阶段资本投资与旅游人数都会增加。在这个阶段，上海城市经济发展政策的结果就是使公共部门资金的提供出现了可能。在2000年，上海市出台了“一城九区”的郊区城镇化发展战略。朱家角是要发展的九区之一，也是唯一一个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区域。目前，大多数居民认为旅游业给古镇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对外面世界的认知，以及个人经济状况和居住条件。然而，也有不少居民意识到了负面影响，包括河流的污染，居住成本的增加，日益增加的拥挤和不便。由大多数人支持古镇旅游的进一步商业化发展可以得出结论，朱家角还没有进入前期毁灭阶段。能否进入这个阶段取决于未来的投资程度、游客数量和当地居民的态度。如今，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与Mitchell提出的创造性毁灭模型一致，人们只看到了历史遗产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这些遗产对人类历史发展、科学、艺术的潜在价值。
2.新城区“千城一面”、“千篇一律”。
近二十年来，中国新城建设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千城一面”，那些曾经不尽相同的地方民俗正随着外部环境与内在思想的改变渐渐“雷同”[4]。“欧陆风”就是“千城一面”的典型表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在建筑创作中悄然掀起了“欧陆风”。从简单的欧风别墅、柱廊老虎窗发展到许多住宅小区、临街商铺、馆堂宾舍乃至体量庞大的商场、剧院、图书馆、公寓大厦、办公写字楼等大型公共建筑。这些工程不管其使用性质和所处地段环境，建筑形式一律采用“欧式”做法。各种室内外装修、环境小品更是以“欧”为美，不少业主，甚至一些建筑师对所谓的“欧式风格”欣赏有加，争相效仿。一时间“，欧陆风情”星火燎原，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波及，并且愈演愈烈，形成了一股“欧陆风”建筑设计狂潮。“欧陆风”建筑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其艺术及美学价值是公认的。但它决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应该看到，它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现代的，因而当前在中国的流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是一种错位。“欧陆风”盛行的根源在于某种文化位差的存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凡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其文化的发展往往相对滞后。这种滞后使人们彷徨迷惑，无所适从，在现实中他们也找不到东西来满足所需，便只好把目光投向古代，投向国外。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新兴的资产思想文化批判中世纪，而他们在现实中又找不到立足点，便只好推崇学习古代文明（主要是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创作中的古典复兴，折衷主义便是一个例证。18世纪的英国也曾一度折衷于“东方情调”，一些中国式的园林及建筑小品曾在英国盛行并传到法国。然而“，东方情调”只风光了二十年光景，最终还是被他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所湮没。高速发展的中国建筑亟需某种风格，而中国的建筑还没有充分或者成熟的理念，一时又找不到与之相适应的建筑形式和风格。而简单的仿古是条死胡同，体块呆板、立面单调、缺乏细部、毫无内涵的苍白的建筑形式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从表面上看“，洋立面”体现着某种文化精神，稍有进步的成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缺乏内有品质的环境中，对风格与形式有一种渴望。“洋立面”正好迎合了现代人的某些需要，成为某些特定阶层或行业标新立异的手段，也为规划管理部门急于摆脱单调乏味的环境风格提供了一条出路。可以说，当前文化的位差促使了“欧风”建筑的层出不穷。
二、中国城市与建设未来何去何从
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灿烂文化涌现。地方特色建筑繁多，人文风情积淀深厚。京韵文化、海派文化、巴蜀文化等，不是兼具“胡同祥和与皇家雄伟”的气度，就是蕴含“海纳百川、中西合璧”的豁达，要么则映衬着“逢山开道、遇水造桥”的顽强坚韧。种种优秀的人性品质、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产，极大地体现出中国各地的人文精髓，无异于一笔笔无价的财富。在文化内涵的层面上，中国人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4]目前，在中国城市建设中，难免会遇到难题。现代城市的发展与城市遗产的保护并不是取舍的问题，而是一个相互兼容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智慧。经过历史长河洗礼的文化，才是精华的文化，这些文化完全能够与现代先进文化亲和包容。如果受到合理的引导，有针对性地融合，能够达到智慧与文化共赢的效果。在如今宽泛的城市建设环境中，城市现代文化与风格的纯粹性完全能够实现。巴黎的老城与新城，已是创新发展与古迹保护的典型范例。在老城镇的商业旅游开发上，应该注意避免过度商业化而导致“创造性毁灭”。中国历史城镇在开发时，政府应投入更多干预力量。“创造性毁灭”模型以“居民态度”、“游客数量”、“投资项目”三个变量界定发展阶段是比较科学的，在中国历史城镇的发展中，笔者认为加入适当“政府干预措施”，完全可以达到保护文化遗产资源、创造经济效率的双赢局面。为了应对“千城一面”现象继续蔓延，“新地域主义建筑”概念能够找出现代与传统的结合点，让现代建筑继承和发扬传统与地域风格，创作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国现代建筑[5]。
作者：杨丽 何宝杰 叶苗 单位：同济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