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当代艺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研究西方当代艺术来龙去脉，能够帮助我们理清中国当代艺术要坚持什么，要借鉴什么。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艺术空前发展。另一方面，一战和二战的空前残酷，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动摇了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信仰。因此，当二战胜利之时，信仰的危机已经影影绰绰地萦绕着西方人。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美术始终敏感地反映着这种信仰危机：蒙克、贾科梅蒂充满呐喊、痛苦、悲怆的作品是直接的反映；构成主义、布朗库西、蒙德里安通过强调理性因素的“冷抽象”，把艺术引向科学主义；亨利•摩尔的艺术则代表着“回归自然的渴望”，恬静的《母与子》、原始风格的《斜倚的人体》朴实而温厚，表现出人性的温暖。二战后的西方，基督教信仰的失落，导致西方人心灵无所皈依。在这种信仰危机中，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美术各流派。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论点，实际上是主张人的生命过程，只有无数个偶然存在的现象构成的“偶然之和”。在充满偶然的世界中，荒诞成为艺术的主题。
从杜尚开始的西方当代艺术，创造了波普艺术、玩世艺术、偶发艺术等等，用消费主义的世俗性来粉饰人们心灵的无所皈依感。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讲：“后现代精英艺术是极度发展的金融资本社会和西方强势话语权力支配下的宠物。它故意要与舒适的、享乐的、纯感性快慰的日常审美相对立，以丑陋的刺激指向概念，成为美学中“四集团要素”的某种变态。现在要反对变态，恢复常态。”（引自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第6页）这既是西方当代艺术的困境，这也是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美术的困境。中国当代艺术怎样才能在借鉴西方艺术的方法和手段上，找准中国当代艺术时空坐标呢？
中国当代艺术的维度
从方法上来说，中国当代艺术需要对中国历代艺术的成果有所反思，特别是要把握中国历代思想史的脉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当代中国所面对的课题，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中国当代艺术。从概念上讲，当代造型艺术包含造型艺术和当代性两个方面。造型艺术是以素描、速写为基础的。不仅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才要训练素描、速写，当代艺术同样需要素描和速写的训练。另外，造型艺术是整体文化艺术的一部分，总是跟哲学、文学相互影响的。同时，造型艺术是不断演进的，造型艺术中每一种流派都拓展了艺术的维度，但“流派”是西方艺术否定之否定逻辑的产物。这种逻辑始终是个问题。后人的成果总是基于对前代的否定，艺术家总是企图全面否定前代艺术家，希望另起炉灶。这种逻辑偏激地追求绝对的“新观念”和“新技巧”。但是，创新跟传统不是对立的，而是从传统中衍生出来的。创新不应该被看成绝对的。中国历代艺术家就非常尊重历史和传统，中国艺术总是在传统的土壤中生发出来的。中国的当代艺术也将具有这种特质。当代，完整地讲应该是我们正在生活其中的当代中国。从简单层面来说，只要是当代艺术家创作的艺术，都叫当代艺术。因为，创作的动因是作者以当代生活为参照的。然而就艺术本身而言，仅仅参照现当代生活和当代艺术是不够的。艺术家必须拥有更大的视野，必须了解整个美术史的发展脉络。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应该既反映当代中国又反映历代中国人共通的精神特质。因为，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历代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当代中国不是时间之河中突然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历史中生成的，从历史中蜕变而来的。研究和把握中国历代艺术史，才能把握中国当代艺术的可能性；才能把握中国人共通的精神特质；才能明白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艺术。
中国历代艺术家总是描绘山川大地，借景抒情，而不是直接描绘现实生活。他们深知，宣泄情绪的方式不能获得心灵的平静。相反，宣泄情绪的方式只会使心变得更不平静。具体来讲，中国历代艺术家把人融入到风景中，把个人的存在融入到自然的永恒存在中。这不仅是艺术方法上的“借景抒情”，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的时空观——表现个人存在的短暂性和天地自然的永恒性形成强烈对比；那烟波浩淼的山川大地的浩瀚空间和渔人小舟的狭小空间，形成强烈的对比。有一首诗明确地说明了这种时空观——既指向此刻，也指向永恒；既指向具体空间，也指向苍茫旷阔的浩瀚空间。
作者：刘寒青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