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城乡一体化推进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农业人口转移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进入城市融入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由城乡流动向定居城市转变。处在新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有着新的社会需求：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其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不断增强，逐步要求改变“贡献在城市，保障在农村；年轻在城市，养老回农村”的状态，要求与城市市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文化生活、政治参与方面的平等共享。虽然中央与各级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提升他们的权益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然而，与他们的诉求相比，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仍然困难重重，尤其在公共服务、社会心理方面依旧被严重排斥在城市社会生活之外（谢建社，２０１１：１４２－１４４）。那么，如何提升教育、就业、医疗等权益分享方面的均等化并进一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本文拟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切入，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由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人力资本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内在逻辑机理如何？通过何种渠道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以进一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关于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与其城市融入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多见于两类文献。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影响因素的研究，针对２０世纪２０－５０年代从欧洲迁移到美国的移民的融合研究表明，随着移民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高、迁移时间的增长和英语的熟练掌握，移民及其后代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Ｃｈｉｓｗｉｃｋ，Ｂ．，１９７７：３７６－３８０；Ｇｒｅｅｌｅｙ，Ａ．，１９７６：２０－３６；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２０１２：４５）。研究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学者也一致认为，受教育程度、技能掌握和熟练程度是影响他们留城意愿和留城能力的重要因素（张广胜、周密，２０１３：８８）。其中，人力资本以嵌入到社会资本的方式，发挥促进经济融入的作用（刘建娥，２０１１：７８；王文彬，２０１３：１７２－１７３）。二是人力资本对就业、工资收入和社会平等的影响研究，认为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者能够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职业教育与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参训者的就业概率和工资水平，提高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Ａｔｔａｎａｓｉｏ Ｏ．，Ｋｕ－ｇｌｅｒ Ａ．，Ｍｅｇｈｉｒ Ｃ．，２０１１；Ｅｉｃｈｌｅｒ Ｍ，Ｌｅｃｈｎｅｒ Ｍ．，２００２）。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者更容易在二产和三产中获取工作岗位，提高人均收入（姚先国、俞玲，２００６；杨玉梅、曾湘泉，２０１１；王海港、黄少安、李琴、罗凤金，２００９；刘万霞，２０１３）；对河南省灌阳县和伊川县的调研表明，与未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者相比，受训者的人均收入要高出一倍（刘玉来，２００３）；对江苏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调研表明，参训者比未参训者的平均收入高６５４１．１３元，前者为９０７６．４１元，后者为２５３５．２８元（谢正勤、钟甫宁，２００６）。已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和现实参考，但这些讨论更多是基于制度整体的分析，忽略了微观主体的能动性和主体能力的差异性，从而不利于制度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更是没有清晰界定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试图对上述两点作出补充，在引入融城能力变量、构建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的逻辑机理的基础上，调研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和城市融入的现状，剖析两者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和形成路径，进而提出进一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政策选择。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逻辑机理
（一）逻辑机理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融城进程需要经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城市融入三个环节（刘传江、徐建玲，２００８）。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融入主体的主观意愿和相关能力的共同作用。从农民到农业转移人口的第一环节已无障碍。但在第二环节，即从农业转移人口到市民转变过程中，只有具有留城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同时具有留城能力并能在城市提高生存能力，市民化才会得以成功过渡。因此，是否具备融城能力是农业转移人口融城的关键。由此，本文假定，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影响其融城能力，进而影响其城市融入。具体指，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其融城能力，进而提高其城市融入程度，见图１。
（二）概念操作化与变量衡量
上述逻辑机理中，人力资本是最为核心的变量。为考察人力资本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推进作用，本文借鉴“知识人力资本”、“技能人力资本”、“经验人力资本”的类型划分（李培林，２０１３），并以教育程度、正规教育年限，是否接受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否获取技能等级证书、证书等级，来城工作时间作为衡量指标。融城能力是考察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逻辑关系的重要传导机制，具体指农业转移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可行能力，包括参与经济活动、公共治理和社会网络的能力，分别由就业行业、就业环境、合同签订，是否参与公共决策、社区治理和社区活动来衡量。城市融入是本文的因变量和落脚点，主要指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市民在经济发展成果、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文化娱乐方面的均等共享，分别由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满意度，是否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等衡量。此外，本文还使用一些主观心理指标衡量融城程度。
三、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所依赖的调查是清华大学农业转移人口数据的一部分。这项调查在２０１４年寒假、暑假及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开展，基准问卷设计方面参考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类似主题的问卷。本项研究相关的问卷情况是，共发放问卷７００份，回收７００份，有效问卷５７６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１００％和８２．３％。此外，笔者还分别与农业转移人口、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职业教育专家共访谈和座谈３１人次。问卷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调查样本分布合理且具代表性，研究的效度有保障。就居住地看，被调查对象共覆盖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全国１６个省／市，样本分布广泛且均匀。就性别看，女性占比３４．７％，男性占比６５．３％。就年龄看，被访者平均年龄为３３．５岁，２０岁及以下的占比７．１％，２１－３０岁的占比３９．９％，３１－４０岁的占比２４．５％，４１－５０岁的占比２４．９％，５１－６０岁的占比１．１％，６０岁以上的占比０．５％。就教育程度看，占比最高的是初中，为３９．６％，其次是高中，为１３．４％，第三是小学；第四是中专／高职／技校１０．９％。被访者以已婚为主，占６６．８％，未婚者占比３１．３％。就户口情况看，外地农业户口占比最高，为６６．８％，其次是现城市农业户口，为１６．７％，第三是外地非农户口，为１３．９％，最后是现城市非农户口，为２．６％。就就业情况看，以从事工资性经营工作为主，占比７５．４％，非农经营占比１１．４％，务农占比５．４％。总体来看，样本符合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情况，①也符合本文以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设定。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与融城能力
以下将基于调查问卷数据剖析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水平、融城能力、城市融入程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来城工作时间等数据缺失较多，故有些分析中没有考虑全部的人力资本分类，只作知识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对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１．知识型人力资本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融城能力第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就与就业行业之间的关系看，从小学至本科及以上学历，随着被访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就业行业基本呈现从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向第三产业（包括商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和家庭服务业）转变的趋势，从事二产的比例从７６．６％下降到４５．２％，从事三产的比例从２１．３％增至５１．２％（大专），且中职时，从事三产的人员比例开始超过从事二产的人员比例（图２）。就与工作环境之间的关系看，基本呈现工作危险性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而降低的规律（图３）。上过扫盲班的被访者的工作环境的优势或许是经验型人力资本作用的结果，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被访者比大专学历者感知的更危险的工作环境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意识更高。就与合同签订之间的关系看，基本呈现书面合同签订率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而提高的趋势。调研数据表明，具有本科及以上、大专、中专／职高／技校、高中、初中、小学学历的被访者的书面合同的签订率分别是８５．５％、７９．６％、７０．５％、６０．８％、５５．５％、４４．１％。第二，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和文体娱乐等高层级的融城能力。就社区选举活动看，从小学到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被访者的参与比例分别是２．８％、４．０％、２．６％、３．３％、５．５％、１４．３％，除小学和初中学历者的经验型人力资本情况影响外，呈现出明显的选举比例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而提高的规律。就文体娱乐活动看，从未上过学到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被访者的参与比例分别是７０％、６６．７％、１８．３％、２５．２％、２７．６％、３５．０％、２１．８％、２６．８％，小学到中专／职高／技校学历的被访者的文体娱乐活动参与比例呈现明显的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而提高的规律，未上过学和扫盲班被访者推断仍是经验型人力资本作用缘故，大专与本科及以上学历被访者的情况考虑是自我认知程度更高、工作更忙所致。２．技能型人力资本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融城能力第一，技能型人力资本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其一，参与技能培训提高了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就与就业行业之间的关系看，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和参加过培训、当过学徒工的被访者在工业行业的就业比例分别是４４．９％、４２．２％，这两类被访者在餐饮和家庭服务业的就业比例分别是２０．５％、３６．５％，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行业随着技能培训的参与向第三产业转变。就与工作环境之间的关系看，两类被访者中，工作有职业病风险且没有防护措施的比例分别是１４．１％和１０．２％；工作中没有其他危险性的比例分别是６７．５％和６２．８％，表明被访者工作风险因参加过技能培训而降低。就与合同签订之间的关系看，两类被访者的合同签订率分别是６３．７％、６６．３％，参加非农培训、当过学徒工和参加其他培训的对应比率分别是７１．９％、５５．４％和７７．７％，表明被访的农业转移人口的书面合同签订率因接受过技能培训而提高，且其他培训（如职业教育）更明显地提高书面合同签订率。其二，持有技能等级证书提高了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就与就业行业之间的关系看，持有和没有技能等级证书的被访者在第二产业中的就业比例分别是４９．４％和６５．９％，在第三产业中的就业比例分别是４５．３％和３２．９％，表明持有技能等级证书的被访者更易于在第三产业就业。就与工作环境之间的关系看，工作没有职业病风险的被访者在没有和持有技能等级证书中的分布是６０．３％、６４．６％，工作没有其他风险的被访者在没有和持有技能等级证书中的分布是６１．１％、６３．０％，技能等级证书的持有会降低工作危险。就与合同签订之间的关系看，持有等级证书的被访者的书面合同签订率远远高于无等级证书者，比率分别是７０．３％和５９．７％。其三，技能等级证书类别越高，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越强。就与就业行业的关系看，除中级证书持有者外，随着证书等级级别的提高，被访者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逐渐降低，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逐渐提高，尤其是当证书级别为高级时，被访者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５３．３％）超过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４６．７％）。就与工作环境的关系看，随着证书级别从初级到高级，被访者的工作环境逐渐转好，职业病危险和其他工作危险度降低，分别从７２．５％和６８．３％降到４７．１％和４１．２％。就与书面合同签订的关系看，随着等级证书级别的提高，被访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书面合同签订率基本逐渐提高（图４）。第二，技能型人力资本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和文体娱乐等高层级的融城能力。其一，参与技能培训的被访者更倾向于参与社区治理和文体娱乐活动。就社区治理／选举看，没有参加任何培训和参加其他培训的社区选举参与比例分别是４．７％和６．３％，表明参加过其他培训的被访者的参与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类型被访者。就文体娱乐活动参与看，四类被访者的社区选举参与比例分别是２．５％、４．１％、２．７％、３．５％，表明文体娱乐活动参与比例因参加过技能培训而增加。其二，持有技能等级证书者更易于参与社区治理和公共事务讨论。没有等级证书者和等级证书持有者参与选举的比例分别是３．３％和４．９％，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的比例分别是１．４％和４．３％。其三，技能等级证书类别越高，农业转移人口参与文体娱乐活动的能力越强。特别是高级证书持有者的文体娱乐活动参与比例（５８．８％）比前四者大幅提高（中级证书者的比例为３５．７％）。但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优势不明显（图５）。
（三）农业转移人口的融城能力与城市融入
１．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越强，则越能更好地融入城市
第一，就业于第三产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居于１０万元以上的收入段中的比重（１５．５％）大于第二产业的被访者（１０．６％），表明其融城潜力更大；前者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更高；②具有更好的城镇生活适应度和更强的融入感知，其占比分别比后者高出４和９个百分点。第二，工作中没有职业病危险和其他工作危险，或者有危险但有防护措施的被访者的个人年收入高出有工作危险且没有防护措施的被访者约８０００元；家庭年收入方面，在３万元以上和１０万元以上的收入段中，前者比后者分别高出１３．７％和８．５％；前者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后者；对城镇生活适应度和融入感知比后者分别高１１．８％和２５．６％。第三，书面合同签订者的年收入比未签订工作合同者的年收入高约５０００元；家庭年收入方面，在１０万元以上和３万元以上收入段中，前者比后者的比例分别高４．５％和６．１％；前者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后者；对城镇生活的适应度和融入感知比后者分别高出２和１９个百分点。
２．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公共治理和社会网络的能力越强，则越能更好地融入城市
第一，参与文化娱乐活动和社区公共事务讨论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年收入高于没有参与公共治理和社区活动者，三者的年收入分别是４３２２５元、５５２５４元和３２３６７元。家庭年收入方面，在３万元以上和１０万元以上的收入段中，参与文体娱乐、选举和社区公共事务的被访者的比例分别达到７７．７％、７９．２％和７６．９％，而没参与这些活动的被访者的比例为６９．４％。第二，参与文体娱乐活动的被访者对上述诸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均高于没有参与者。第三，城市生活总体适应度方面，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的被访者的比例（８５．７％）高于没参与者的比例（７９．４％）。城市融入感知方面，参与文体娱乐活动的被访者的比例（７６．２％）高于没参与者的比例（５９．９％）。
（四）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
１．知识型人力资本促进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
第一，农业转移人口知识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增加经济收入。被访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与被访者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受教育年限”与“被访者个人年收入”和“被访者家庭年收入”分别在０．０５和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０９８和０．１３４。第二，农业转移人口知识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其留城意愿和城镇归属感。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与其城市融入主观感受在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与留城意愿、归属感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１５和０．１４７；与工作、生活中所感受的歧视的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１２９和－０．１３４，表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被访者更易于得到社会认同和尊重。
２．技能型人力资本促进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
由于数据类型所限，在此采用交叉表方式分析被访者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与总体生活适应度、融入认知之间的关系。第一，技能培训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总体上看，被访农业转移人口均有较高水平的城镇生活适应度和融入认知。参加过培训的被访者的城镇生活适应度更高，参加其他培训（职业教育）的群体的总体适应度和融入认知要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图６）。第二，技能证书持有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持有技能证书的被访者的城市生活适应度和融入认知都高于无技能证书者（图７）。第三，技能等级证书级别越高则能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拥有正式技能等级证书的被访者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度相对较高，且等级越高，适应度越高；拥有初级证书的被访者的自我融入认知远高于其他（图８），这可能是由于拥有中高级等级证书者对城市生活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所致。
３．经验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则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程度越低
第一，农业转移人口来城时间与其对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交通、计划生育、文化体育的满意度之间均在０．０１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２０４、－０．１４９、－０．１６０、－０．２０２、－０．１３９、－０．１８７；第二，农业转移人口来城时间与其城镇归属感、留城意愿在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２４０和－０．１９４。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本文关注了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微观融城能力问题，假设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可通过提高其融城能力进而促进其城市融入，并在此框架下做了探索和剖析。研究发现，知识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经济活动、公共治理和娱乐活动的能力，进而提高其收入水平和融入认知程度；知识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融城能力和融入程度越高。研究同时发现，知识型与技能型人力资本均与农业转移人口对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满意度无关，人力资本对于其参与公共治理、社会网络能力提高的作用不明显；尤其是技能证书持有和等级区分在促进其融城能力方面的优势不明显。经验型人力资本与其融入认知、公共服务满意度呈反向关系，进城时间越长，城镇归属感越弱，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被访者的来城时间越长，年龄一般越大，则知识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越低，融城水平越低；且进城时间越长，对城市生活的了解程度越深，对比城市市民的差距越明显，则感受到的满意度和融入程度越低；同时，年龄较高者一般具有较强的回乡意愿，融城意愿和融城水平相应低。上述发现意味着，宏观制度设计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至关重要，但在政策配套和落地方面，应当在对不同群体做出区分的前提下，考虑如何增强融城能力的建设与引导。从实证研究结果看，知识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方面的融城能力建设特别关键，其一，鉴于目前技能培训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方面发挥的有限促进作用，尤其是技能证书等级优势上的低效表现，③未来我们不仅要创新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增强其与市场需求、社会需求的适配性，还要重视技术职称认定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农业转移人口的技术优势设计良好的上升渠道，改变“技术流动的社会断裂”和“有技术无地位”（李强等，２０１３）的现象，实现自身结构转型，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和融城程度。其二，鉴于知识型人力资本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方面最为明显的作用，以及该群体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仍以初中为主）的事实，④我们认为，从提高整个社会劳动力素质和教育文化程度的角度，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其三，要针对具有不同分类、不同水平人力资本的微观主体，制定更加精准的融城能力发展政策。此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责无旁贷的“公共产品”，其均等化和共享水平更多地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治理能力。为进一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各级政府要把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和均等化作为工作重点。若是不能“同步化”地完成各个项目的均等共享，可做如下优先次序上的选择：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交通、文化体育、计划生育。
作者：刘红岩 陈春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