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学和翻译文学经典
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将诗学定义为组成文学系统的文体、主题与文学手法的总和。雅格布森指出诗学即“文学性”，也就是使一个语言信息成为艺术品的因素。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2004）一书中对诗学所下的定义是：诗学即文学观念，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文学手法、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景与象征；二是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作用。根据查明建在《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经典的建构》（2004）一文中对对翻译文学经典的界定，翻译文学经典被分成三类：一是指翻译文学史上杰出的译作，如朱生豪译的莎剧、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杨必译的《名利场》等；二是指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三是指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下被经典化了的外国文学译作。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第三种类型的翻译文学经典，即译者把外国文学的经典或非经典文本带进译入语的翻译文学经典形式库。译者是翻译文学的生产者，其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一部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可能会有不同的命运。或者在目的语中保留其在源语中的地位，成为经典；或者失去其在源语中的经典地位，无人问津。反之，一部非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也可能成为经典，进入目的语翻译文学经典库。当然，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十分复杂，在这里，笔者主要探讨译者的诗学观在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2、传统诗学观与翻译文学经典建构
20世纪初是中国翻译史的大盛时期，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一批优秀的学者开始通过翻译引入大量西方著作。据粗略统计，在这一时期，有数千种西方著作被译成中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哲学、历史和文学等领域。其中外国文学翻译特别是翻译小说数量最为惊人，据考证，有多达2500多种（郭延礼，1996）。而在着纷繁的翻译事业中，涌现出的翻译文学经典数不胜数。清末时期，传统的诗学观影响着广大文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文言翻译仍然一统天下。严复是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该时期影响力最大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在翻译《天演论》时，在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一说，一直被国内学者们津津乐道，称其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其中，“雅”颇受争议。严译《原富》首二篇出版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二期上加以推荐，但对他的文体提出了批评，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严氏的译笔太过渊雅，不利于“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然而严复在《译例言》中明确表示“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严复的“雅”实指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来翻译如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中的“精理微言”，因为这种译书的读者多为士大夫等上层知识分子和文人，唯有投其所好，用古雅的文字来翻译才能做到达意。严复的翻译思想和他饱读古文史书，受中国传统文论启发有很大关系。虽然他一生译书不算太多，但都是经典文本，大多关乎启迪民智，立国安邦的政治经济类启蒙书籍，史称“严译八经”。严复正是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秉承个人信念，在翻译中注入自己的诗学态度，主导着翻译经典建构的方向。而另外一位清末时期重要的翻译家就是林纾。林纾是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译家，尽管如此，他一生译书颇多，达到180余本，共一千数百万字，涉及11国文字。林译作品因为误读、纰漏太多，从而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但如果我们审时度势，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或许我们可以更理智的看待林纾的翻译策略，透视他的诗学观。有学者（王秉钦，2004）发现，林氏的文学语言观是二元的：既维护文言，又不排斥白话。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以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着若干‘古文’的成分，但却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大。”林译小说中不仅使用了大量白话口语，如：阿姨、妮子、老子等，还用了许多外来语，如：蜜月、安琪儿、咖啡、布丁等。不仅如此，林译小说还通过借鉴外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法，革新了近代小说的创作形式，打破了传统章回体的旧格式，通过大量欧化句型的使用，使近代文学文体逐步向新文体过渡，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3、近现代诗学观与翻译文学经典建构
晚清到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晚清主流翻译规范越来越遭到质疑，译者们在翻译策略、译作形态、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传统诗学观念相背离的趋势。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也为现代翻译文学提出了大量不落俗套标新立异的翻译思想和理论，并且贡献了数量庞大的翻译作品。据鲁迅博物馆的孙郁先生（2006）统计，从1903年到1936年，鲁迅在他33年的翻译生涯中翻译介绍了近14个国家近百位外国作家的200多部作品，字数达500多万字。在鲁迅看来，要有新的文艺，没有别的路，只能拿来域外的艺术。鲁迅涉猎的域外话题极其广阔，最初是科幻小说、科学史，后来是尼采与裴多菲的作品。不久又被安德烈夫、迦尔洵所吸引。他同代人的翻译，大多以大人物的作品为对象，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等，而鲁迅所译介的都是小人物的作品，爱罗先珂、阿尔志巴绥夫、有岛武郎、片上伸、理定等。鲁迅译介他们的文字，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内心，可以唤起一种内力的喷吐。那些外来的作品多少是反省本民族痼疾的，无论日本还是俄国，许多他喜欢的作家，都是思想界的斗士。在精神的高度和艺术的水准上，确有不凡之笔。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出版之前，鲁迅的翻译从选材到语言都难逃晚清之风。自那以后，鲁迅的翻译观有了很大的转变。翻译策略由意译转向直译，语言由文言转向白话，文体由短篇文言转向短篇小说等新文体形式。例如，在《一个青年的梦》中，鲁迅采用会话文体译成，这在当时的翻译界是一种新的尝试。尽管鲁迅的翻译诗学转变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抨击和质疑，但从先生义无反顾的还击中我们不难看到其良苦用心。直译是为了吸取外国语言中“新的表现法”，弥补中文文法本来的不足；采用白话是为了让文学更接近群众的语言；新文体的使用则是为了丰富文学表现手法，为文学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鲁迅以及一大批翻译家们正是通过这种新诗学观，指引中国翻译文学发展的方向，构建翻译文学经典。
4、结论
诗学的改写对社会的变革，文学的重构和文化的演变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翻译诗学的改写具有文学和文化价值，因为它是一种有目的的文学和文化活动，是译者为达到改良社会、政治或文化形式所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推动下，翻译研究已经跳出了传统译论关于等值，等效等概念的牢笼，从以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文为中心，指出译文是原文的再生，充分调动了译者在这一再生过程中所发挥的类似于原文救世主的作用，强调译文至上，译者至上的观点。不仅如此，翻译文学的研究也一改以往处于文学研究边缘的形象，在以色列学者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下，出现了使翻译文学进入文学经典形式库的契机。译者，作为主观的社会能动者，肩负文化传播的使命的，不单单要通过翻译来影响译文读者的观念和思想，更重要的是通过翻译向译入语文化注入新的文学形式和创作手法，丰富译入语文学的诗学形态，进而建构新的翻译文学经典。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拓宽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范围，即从诗学形态的角度多层次探讨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一方面论证译者的诗学倾向在主流诗学规范建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分析通过经典译者所建立的诗学形态对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操纵。
作者：杜国娟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