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乡土研究的概述
国内民居研究起始于刘敦桢在1940年代在西南地区的建筑调查，到50年代末，他撰写的《中国住宅概论》和《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开启了中国民居的研究。上世纪文革结束后到八十年代初，民居研究开始复兴，开始了对民居的广泛调研。这时期民居研究者成立了自己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民居学术委员会，出版了一大批研究各个地方民居考察的书籍和论文。其主要是对各地典型民居调研测绘，对民居相关资料进行发掘和整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加速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传统民居被大规模地改造和破坏。这使得许多学者将民居视为文化传统传承和地方文化多样性保留的一个重要载体，因而注重于对优秀民居及其文化传统的挖掘和保护，如陈志华先生等人的研究。其他乡土研究主要从文化层面、环境层面、形态层面来对民居进行分类研究。研究更注重人居环境整体性，比如传统聚落、村镇、名城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建筑实践方面，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化热潮，对民居特色的研究成为改变文革时期僵化的建筑教条与探索建筑形式多样化的一种方法。这时，莫伯治早在1959年设计的泮溪酒家则成为新建筑设计的典范，广州新建筑设计也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岭南学派，这对全国的民居研究和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设计界也将民居研究作为获得形式和空间设计素材的一种方式。另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著名的古村镇和历史街区成为旅游的热点，虽促进了民居研究的热潮，但也造成了许多拙劣的“布景式”模仿民居形式的商业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在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开始借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理论来理解民居形态的演变及意义。例如，在云南，受到拉普普特(AmosＲapoport)著作《住屋的形式与文化》的影响，一些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民居的形式逻辑、源流，比如蒋高辰先生及后来昆明理工大学一些年轻学者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乡土研究再度兴起，但研究的重点却有所转向，在西方发达国家则力图摆脱“乡土”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于是提出所谓“新乡土主义”。它的目的在于对过去乡土建筑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进行延续和发展，对其所蕴含的民间智慧进行汲取和升华。而在发展中国家譬如中国，仍将乡土建筑作为增强地区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方法［1］，这是为现代主义建筑找寻中国式表达的一种路径。进入本世纪，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多个维度(自然地理格局、政区地理格局、文化地理格局)来对民居的形式进行解析，试图回到建筑本体来理解民居的形式逻辑，并对全国和各个地区或者更大范围的“民系”进行民居类型的划分［2］，并从建筑空间及形式要素(材料、屋顶、山墙、院落空间大小、比例、组群的关系、结构、装饰)来定性民居的特征［3］。国外及国内乡土建筑研究的发展历程详见表1、表2。
二、有关民居更新的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民居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愈发凸显，于是对传统村镇、历史传统街区保护更新和传统民居的更新研究和实践越来越多。民居更新(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居再生)的研究开始增多，它关注如何使民居更新既符合现代社会的条件和需求又部分延续并保持传统建筑的特点。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依托新民居创作和建设的民居更新研究与传统乡土或者地区建筑研究相比，民居更新研究则更偏重于建筑实践。而与那些目的是创作所谓具有“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从城市中借用乡土建筑的形式及空间特征的研究相比，民居更新研究是“回到”民居本身，在乡村地区开展(部分在城市的传统街区和历史风貌区)开展实践工作，目的是通过现代建筑材料、设计和建设方式来提高民居品质。比较有代表性的民居更新研究和实践包括吴良镛先生提出的整体性、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的理论，以及在北京旧城的规划研究和菊儿胡同的建筑更新实践［4］;单德启先生在广西、安徽等地的新民居理论建设实践;在云南则形成以朱良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西双版纳、丽江及香格里拉等地进行的新民居建设实践。(二)注重绿色技术和适宜技术的民居更新研究新世纪之交，随着对民居研究的逐渐深入，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一些学者开始从生态技术的层面来对传统民居形态进行量化的科学研究。结合环境及气候条件来解析传统民居的形态特征，揭示其优秀经验和存在的缺陷，进而采取当地的适宜技术来进行民居更新改造。这方面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加平教授对陕西窑洞的更新和新型生土技术的研究［5］，在云南则是柏文峰教授以天然建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民居更新研究及实践［6］。(三)注重以乡民为主体进行民居更新的乡村营造学研究以上民居更新的研究，基本是以建筑师和相关专业人员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更新模式———它提出一系列包含在设计、技术、建造的方案和方法，然后依赖地方的施工队统一建设。这种方式是将城市建筑学的一些基本价值和方法在乡村地区的移植和运用。因此，一些学者和建筑师也开始立足于乡土，以服务于乡村本身为出发点，探索一种有引导的村民自主更新模式。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与温铁军创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设立了乡村建筑工作室，采取乡民建筑教育和协作的方式来进行民居更新改造，致力于推广“常民住宅，协力造屋”，在国内开创了培训乡民自助改造居住生活的新型民居更新模式。王冬教授在国内较早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关注民居更新的问题，提出所谓乡村建筑学［7］的基本雏形，它以“合作建造”“过程建造”“自主建造”为核心，涵盖乡村共同建造的“历史传统”“村落建造共同体”“社会功能作用”“模式及方法”“开放体系”“过程及相关技术”六大问题。上述学者都试图继续着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先辈开创的“平民建设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这对于当前大范围大规模的民居更新来说，虽然艰巨，但也许将是一条更契合乡村民居更新需求的道路。
三、当前民居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基于自然历史的乡土建筑研究之局限乡土建筑的研究从属性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自然历史研究和基于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前者是通过观察来描述研究对象的特点和属性，得到研究对象的各种现象、素材、数据和认知，研究通常更关注有关乡土建筑的现象和数据的收集和梳理。基于问题导向的研究是在前者基础之上能够发展出基本的概念、规则和机制，可以把客观对象的理解上升到更加理性的层面，并能够创造出新的知识，对现实的实践进行科学指导。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自然历史研究是乡土研究的初始和基础阶段，具体表现为以物质形态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为导向，形成各种方式的民居类型划分方式;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注重文化和美学层面的品质，从形式风格层面来对乡土建筑进行分类，目的是从中提取可以借用到新建筑中的形式特征，成为创造本国文化特色和建构民族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但许多这类研究也忽视了对于真正解决乡土所存在问题的关注。(二)注重对传统具有价值的相对少数个案而忽视或无法应对当代的大量性民居当前国内民居研究更多关注部分有文保和经济价值的少数个案，却忽视了广大民居主体———大范围大量性由居民自主建造和使用的当代普通民居。这些城市之外主要居住形态正经历深刻的变迁，是亟需研究却又是最缺乏研究，也是目前理论体系无法应对的问题。(三)嫁接城市经验的民居更新实践与乡土现实条件相错位与国外发达国家乡土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最大的不同主要是缘于当前中国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的国情，在城市之外仍具有广大的乡土地域，多数民居仍然是居住形态的主体，也是仍处于不断演化的“生命体”，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乡土建筑已成为了过去传统社会的少数建筑先例和遗迹。简而言之，“当代的”“大范围大量性的”“正在演化的”是中国民居典型存在状态，决定了乡土研究在文保和历史研究之外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实践性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存在大量的民居更新研究实践的原因。但是，目前的民居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于建筑学专业视野和城市价值的、脱离民居使用主体和乡土实际条件自外而内的研究。类似英国工艺美术时期建筑师的实践，他们崇尚乡土建筑的人性和美学品质，却陷入乡土建筑设计的悖论:由建筑师设计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对每一个建筑琐碎的细节都要进行设计控制，“刻意”表现出一种原生自然的、“随意”的建筑形式，实际上成为与乡土建筑精神大相径庭。(四)自发建造体系研究与当代建筑学缺乏应有的联系一方面，受自组织理论的影响，对于乡土(地区)建筑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对民居自建体系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更多是利用自组织原理来描述和解释乡土(地区)建筑的生成过程和形态特征［8］，虽然他们试图从乡土建筑使用主体的层面来反思现代建筑学的缺陷，却较少探讨在当代建筑学的语境下如何介入乡土(地区)自组织机制。另一方面，受亚历山大所倡导的社区自建模式的启发，一些学者也尝试以乡土为主体发展乡村建筑学，对乡土建筑自建体系的探索也很有意义［9］。但这种研究的前提设定或多或少认为当代建筑学在乡村并不适用，乡土社会及其知识体系与当代城市具有很大差异，但在当今地区联系日益密切社会，二者是否可以形成更积极的结合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乡土建筑研究的展望
针对目前国内乡土建筑研究的现状，通过借鉴当前国外乡土建筑的新趋势，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笔者认为乡土研究应该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路径:(一)面向当代乡土问题“以积极实践为导向”(activist－oriented)的研究过去对乡土研究的通常是以物质形态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为导向研究，这在当今现实中并不足够，认为更加注重“以积极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这样就要放弃认为乡土建筑承载着文化“真实性”这种观念，应把乡土认作是一种政治工程。它的基本任务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来对所谓过去进行不断的诠释和再诠释［10］。这些研究促使人们更深入了解乡土建筑的本质，以及它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变化的过程，是什么导致了传统乡土建筑的消亡、适应、复兴或继续发展?乡土建筑怎样才能在当今及将来发挥最大的作用?因而这类研究更加注重影响乡土建筑理论和实践的广泛问题的研究，包括认同(identity)、族群性(ethnicity族群渊源)、遗产和旅游、传统的终结和再造(reinvention)、政权和统治(poweranddominance)。许多的研究着重将乡土知识运用于当代住房领域，尤其是对城市棚户区的研究，将城市非正式住宅看成乡土建筑新的研究领域。结合当今中国，民居更新虽也算是某种“积极实践”，但是往往只是关注有文化保护价值的聚落和民居，对于乡土中那些正处于深刻变化的大量性普通民居则很少给予关注，而这恰恰是当前乡土建筑研究最重要也最急迫的问题。另外，乡土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建筑物质环境，而很少关注物质环境背后隐藏的社会公正、生态危机等问题。还有与民居自发营造密切相关的居民和社区如何参与设计，传统工匠在现代建筑体系的角色和发展等问题，均是值得研究的方向。(二)乡土建筑作为解决当代问题的模型系统鲁道夫斯基曾认为乡土建筑比现代建筑蕴含更多的实践智慧，对比现代建筑给人性带来的许多问题，将其视为解决与自然相和谐关系的建筑良方。然而，这在以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很少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与重视。拉普普特［11］在“向乡土建筑学习———乡土建筑作为一种模型系统”一文中认为乡土建筑应对环境、文化、技术变化等方面问题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研究、分析乡土建筑在面对以上问题时的动态变化、它的成功和失败，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和机制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设计的本质。通过在思想、情感、形式与空间之间建立联系，乡土中“原生性”的概念(它们是基于蕴含于乡土建筑中原生的和具有创造性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将会产生特定的建筑思想，形成坚实的建筑原型。它们在不同社会中具有普遍的规律性，而且又具有某个社会的特定性。这促使现代设计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有助于促进将来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着眼未来注重人居环境可持续性的研究在1999年一场名为“21世纪的乡土建筑”的演讲中，奥利弗提出应该使建筑学者和大众改变对乡土建筑的思维定势。他们把乡土建筑视为一种过去的、落后和贫穷的代表，这种看法实际是一种短视的思想。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亿万人的居住需求。而当今仍有90%的住所属于传统的和不断演化的乡土建筑，如果要使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居住需求，就必须不能忽视对乡土建筑的研究。这代表了当今乡土建筑研究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向。这也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当今生态的、文化的和技术的变化对乡土建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乡土建筑在其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乡土建筑是否可以应对或适应这种变化，从而能够符合新的生态和文化环境?还是乡土建筑不得不消失，正如上一个世纪许多业已消失的传统那样?传统中某些特定的部分是否更加适应这种变化而相对其它方面可以存留下来?在当前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全国广大乡村聚落和建筑如何良性发展，是影响社会和民生的重要问题，然而当前的各种应对措施却具有很多问题。例如，2011年建设部村镇司提出将“建立健全村镇规划制度和标准体系，规范村镇规划编制”作为一项工作要点，要求各省抓紧出台《镇、乡和村庄规划编制办法》。然而，中国大约有行政村69.2万个，自然村535万个(百度百科)。面对如此大量的村庄，要按照城市的方式来编制规划和进行民居设计，几乎是难以实施的，即便是实施了也未必能形成理想的结果。另外，在少数民族或贫困地区，有许多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民房改造和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如何激发地方自下而上的力量，避免现在由政府统建造成的在物质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许多负面问题?会对广大的乡村地区的社会和生态产生怎样巨大深远的影响?如何建立一种适应于乡土转型的建筑知识体系，引导大量的民居能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都是乡土建筑研究所应该关注的问题。
五、结论
综上所述，对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1)价值错位:乡土研究中移植城市的、现代的技术体系及价值标准;(2)专业偏向:研究偏向于物质的、美学的、有价值的、少数个案;(3)外部介入:专家、政府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操作方式;(4)主体空缺:缺乏居民和工匠自下而上的有效参与的研究;(5)城乡分离:基于自主营造的乡土建筑设计体系与现代建筑学的分离;(6)偏离现实:没能结合当前城乡现实条件变化对乡土建筑的影响和新的可能性。要应对这些问题，除了上文建议的三条路径之外，从根本上应转变当前乡土建筑研究和实践基于“特色攫取”的“潜意识”和基于城市的思维模式来衡量乡土建筑的“价值取向”，从而回到乡土问题本身。基于乡土建筑具体情境和发展趋势，应从注重自然历史式的考据研究到注重民居形态逻辑、动态发展和内生机制的研究;从注重个体民居(聚落)典范的个案式研究到关注广泛一般民居的普遍发展规律和问题的研究;从以专家或政府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局外人”介入方式的研究转变到在新的社会经济技术语境下结合并民居内生力量的乡村建筑知识体系的研究，最终拓展当前乡土建筑研究和实践的视野，并为其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作者：吴志宏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