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家庭及家庭教育，中国文明能够绵延不绝、一以贯之，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家庭观念的支撑与支持。“家风”是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精髓，她用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界定出家庭道德规范，并由印刷媒介将之凝聚成显性意义，超越时空代代相传。当现代人在背诵、认同、实践祖上传下来的家风时，也就意味着当时家族所规定的思想和道德有了生命，秩序和文化在民间实现了最可靠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家风是中国特有的源远流长的社会教育。
一、家风使主流价值观
从贵族走向平民最早论述家庭的经典是源于上古时期的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易经》中有一个专门讲述如何治家的卦，叫“家人卦”，其卦象是——风在上，而火在下，意喻着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即“家和万事兴”。先秦时期孟子在《大学》中提出齐家治国的逻辑，“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自此家国情怀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归宿。南北朝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对家庭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方法做了全面详细的论述。此外，《朱柏庐治家格言》、《曾国藩家书》、《了凡四训》等诸多家风、家训都流传至今，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信奉与遵守的意识形态，国就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家中的孝子就是国家的忠臣。《论语》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中也说，“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国家的精神命脉系于家庭之中，培养一个好的家庭成员成为头等国家大事，家庭教育成为安邦定国的必经途径。家国共同体的形成与家风的作用是不可分的。在家庭中，生动具象的日常语言作为家庭成员交往的中介与载体，其内容和形式时时刻刻都在继承、投射和演化着社会秩序，成为文化濡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机制。书籍、戏剧等媒介的存在与发展使社会道德、规范、习俗、契约等各种社会秩序得到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延续和传播，对于社会的稳定、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传播技术的发展全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状态，特别是印刷媒体的发明对教育有着极强的推动作用。在文字和纸张发明之前，家庭教育是一种私人性质的活动，以价值传承和技能传承为主要目的的家族教育基本上以父子相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经过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实践与研究，在上古时期文字被创造出来，写在甲骨、简牍、金石、布帛上，尽管费时费工，但是人的思想得以凝固，从而在时空上具备了传承的可能；到了汉代，纸张被发明出来，书写材料更加方便；隋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直至北宋的平民发明家毕升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活字印刷术。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为文化教育的普及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物质条件，家庭教育的思想从庙堂和政治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家风在民间得到大规模的传播推广，家族教育向平民化方向发展。
二、家风促使国家的科举取士制度
全面普及在家风的鼓舞下，儒家文化得以下移与普及，全社会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向心力，使得国家的文教政策及科举取士制度得以顺利进行。“科举制的出现，把选士制度和育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途径。”它的逻辑是让科举考试考得好的读书人掌握话语权，在形式上公平公正地解决了统治权力再分配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发展权，极大刺激了全体民众学习的积极性。一方面，在科举制的鼓舞下，家庭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以及家庭伦理的落实。科举制的公平性使人们对教育抱有绝对的信任，坚信通过教育可以向上流动，从而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这是中国人共遵共信的信仰。“科举制有许多优点。在这个制度下，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两党可耻的争霸，没有混乱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登上仕途的现象。在最善的本意之下，它是民主的，因为它给人争取领导和职位的机会是平等的；在最好的形式下，它是贵族的，因为这个政府是由每一代的显贵中，公平地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来主持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全国上下一心往着学习的道路上走，而产生的英雄和模范多是有识之士，而非土豪劣绅。一个国家，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由有哲学和人文科学涵养的人来治理，实在是令人羡慕的。”正是因为科举制禀持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逻辑，让读书好的人作官，所以一个品德高尚的读书人掌握了行政权之后，往往能为民造福；退一步说，读书人如果没有能当官，仍在原阶层从事各行各业，那么他们也能保持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追求，成为好的社会成员。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也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可以促进个人的向上和水平流动，并保证了全社会思想的纯正和社会的稳定。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家伦理的核心是家庭伦理，家庭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的重要组织，是社会群体网络发展的起点和环节，是维系整个社会的重要政治和文化力量。孔子主张对全体民众进行道德和礼仪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家庭教育培养的就是有道德、有礼仪、有学问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家庭内部能处理好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在家庭外部也能协调好朋友、君臣的关系；他们遵守社会流动的规则，进则进入庙堂治国平天下，退则回归家族安份守业，并将向上流动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所以社会呈现出平和、进取、祥和、有序的文明精神和流动秩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为核心的共同道德规范成为全体人民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形成了全社会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统一标准，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纯正和向心力。家风追求的是实现个体对家族和国家的贡献，“修身、齐学、治国、平天下”是中国读书人的大情怀与大归皈，从而实现了小我与大公的统一。
三、家风使家庭道德教化
从宏观走向微观被誉为世界教育学雏形的《学记》中这样说，“发虑宪，求善良，足以搜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意思是执政者发布政令以求得社会良善风气的形成，这样的做法虽能取得小名声，但还不能触动众人；执政者亲近贤良之人、体恤偏远之人，这样的做法虽能感动众人，但还不能教化全体民众。执政者如果要所有民众都受到教化以形成良好的民俗，只有通过教育这条渠道。可见，早在战国时代社会精英们就发现了这样的规则，即：从上而下的道德说教和道德感化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只能在一小部分人身上起作用，而真正普及性的教化应体现于老百姓真实具体的“俗事”之中，只有在每个老百姓身上发生的自下而上的改变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家风、家训、家规极为有效地促使了社会精英对儒家思想的宣传从宏观领域向微观领域的深入。从内容上看，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与治国的方针相联系，它高高在上，显得过于宏大与抽象。但是随着印刷媒介的发展，文化重心开始下移，寻常的耕读之家也有了使用文字、记录文字、传播文字的机会，这大大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容，涉及到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事实证明，这样的传播是有效的，它避免了脱离民众实际需要谈道德教育的抽象与空谈，而是从具体的人、具体的家庭的实际出发，从他们的最基本的需求和意识出发开展教育，真正地做到“化民成俗”。于是，在民间自发地创造出家风这种形式并兴盛起来。家风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总结，用以劝导和制约本家本族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例如，成书于隋代的《颜氏家训》，就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家训之一，全书共七卷二十篇：《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全面涉及到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修身、治家、处事、为学、闲暇、宗教、书画等等，内容之广、之杂、之细，令人叹为观止。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创造出简洁、通俗、真实可信的家风家训，个性化、平民化的家风在其他阶层也得以广泛延伸与重构，自此，家风成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重要途径。
四、家风使家庭教育的形式
从单一的说教走向丰富的生活正是因为社会教化从集体的宏大说教走向个体的微观生活，才使得个人自身生活经验得以述说与传播，作为社会传播媒介形态存在的戏剧、小说、诗词、歌赋等民间艺术使家庭教育形式从单一的理论说教走向丰富的个人经验的展示。在媒介多元发展以前，家庭教育的所有意义都集中在为政治、为国家、为集体服务之上，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体现于牺牲个体价值来维护集体意志的方面，显示出极强的目的性和封闭性，媒介传播渠道的单一与单向也切断了生活的丰富性，限制了个体生命体验的多样性。诗歌、戏剧、小说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促使家庭和家庭教育更加具象写实，引领民众将目光回转到人间的屋檐，注视当下的生活，从而凸显出家庭文化的时代性、客观性、真实性、生活性和批判性，媒介中的家风体现出复杂的内涵和无比的灵动。在诸多的家风故事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心理、一种文化、一种制度。特别是农业文明发展的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勃兴带来道德判断的嬗变，家庭中的本与末、利与义、贵与贱、嫡与庶的界定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例如，出现了一批以家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戏剧与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折射出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影像，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创作融合在一起，用精彩形式与深刻的内容将人性与道德、个人幸福与家庭荣誉中的矛盾与挣扎表现出来，极具观赏性，家喻户晓、久演不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家风题材的作品站在人性的立场上，直指人心，宣泄情感，并引导人正视自身，甚至体现出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儒家家庭伦理旨在引导民众领悟个人与家族、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领悟群体生活的道德准则，领悟道德规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样就把个人需要与道德教育联系起来，促进其将小我生活和大众生活统一起来。传播技术的发展让家风散播开来，从此，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从而促进了民众之间全面深入的交流，并推进了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形成。“原本可能难以或根本无法彼此交谈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感觉到那些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里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人们属于这个特殊的语言领域。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胚胎。”从这个意义上讲，家风正是一种全面和深刻的社会教育。
作者：华伟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