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第一是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希望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第二是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它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注定了洋务运动必然破产。第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由单纯技术层面的学习转向制度层面的学习，企图建立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这场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如昙花一现，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归于失败。第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探索，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取。向西方学习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这就使中国人逐渐由学习由自由主义向学习马克思主义转变，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反帝反封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2]152.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之后是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矛盾急剧爆发的必然结果，使资本制度的弊端更加暴露无遗。一战中国作为战胜国，但西方国家却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的丑恶行径使人们更加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正如李大钊所言：“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3]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具有两面性，“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它既是西方文明之导师，又是侵略之强盗。西方现代性的这一历史进步与伦理罪恶、人道精神与丛林法则并存的两面形象，表征着西方现代文明之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4]那么如何摆脱向西方学习的这一困境，日本和德国采取军国主义政策，跻身于帝国主义的行列，成为侵略者。中国不可能像日本一样走军国主义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的，与日本的“菊与刀”的武士道精神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更崇尚“和”，这就决定了中国不会走侵略扩张的道路。西方的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中国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又避免被西方侵略的两难困境，因此向西方学习的幻想最终破灭。3.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使陷于迷茫和彷徨中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正如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2]1471俄国和中国的国情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表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俄国反对帝国主义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无疑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极强的吸引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经过对各种学术思潮的比较与甄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式
在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之前，在西方思潮中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有进化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国人正是通过对这些学说的比较与甄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从接受进化论到接受唯物史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一个进化论的弥漫阶段，马克思曾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做了高度评价。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达尔文的书是十分重要的，它提供我作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自然地、科学的基础……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它不仅在自然科学中给予‘目的论’以第一次致命的打击，而且它的理性意义在经验上得到了解释。”[5]20世纪初进化论之所以风靡中国，主要是因为进化论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应了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对于破除“历史循环论”等传统观念起了积极作用。但进化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进化论无法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更多适用于自然界，不能提供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更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因此，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以其独特的优越性很快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它回答了进化论回答不了的问题。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2.从接受无政府主义到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先于科学社会主义被中国人接受，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它反对封建专制和剥削压迫，主张废除一切政党和政权。无政府主义之所以风靡全国，首先是因为它主张的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追求个人自由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次，无政府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给他们推翻旧世界的精神力量。由于早期共产主义者认识上的局限，还不能真正区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弊端日益暴露。当十月革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无政府主义者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苏维埃政权，由此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论战。通过这次辩论，使人们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推动人们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3.从接受实用主义方法论到接受唯物辩证法实用主义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主张实用，重视实践和效用。实用主义之所以在五四运动前后广为流行，首先与杜威的广泛宣传密不可分，他把实用主义说成是最科学的方法，极力宣传“自由、民主与科学”，尽管杜威所提倡的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但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接受杜威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把实用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但实用主义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无法满足中国急剧变革的需要，它不是革命的哲学，而是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和唯心主义，主张点滴的改良，而不是改变现有的制度，无法满足“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猛烈反对外国势力和封建军阀的革命。”[6]再加上“问题与主义”之争，使人们认清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人们开始由实用主义转向唯物辩证法。4.中国人通过列宁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首先，中国和俄国的国情比较相似，两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压迫，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其次，列宁主义是第一个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理论形态。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这样第一个指导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理论，无疑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再次，列宁主义首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可用于东方，架构起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各国沟通的桥梁。列宁在《帝国主义论》及相关的著作中做了相关论述，这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疑问。回顾历史，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非偶然，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了解他们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在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更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柳亚倩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