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马”固定资产投资明显放缓
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重创，也给国内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政府当即推出短期经济刺激计划解救即将限于止步的经济困境，效果十分明显。次年，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9.21%的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高达87.6%，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名副其实的“头马”。经过几年的积累，影响这驾“头马”快速奔跑的不利因素也逐渐显现出来。1.储蓄基础消失。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一国的投资水平取决于该国的储蓄能力。一直以来，受到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我国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随着近年来货币温和通胀的加深、对货币贬值的市场预期和消费观念的改变，储蓄率逐年下降。高储蓄基础的消失将限制可贷资金的数量，抑制投资增长。2.重政府投资下的产能过剩。政府刺激下的投资计划往往忽视市场自身的资源调配作用，而注重社会效益。产生的结果是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和过剩产品的低收益导致了地方债务的堆积。债务问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给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带来了潜在危机。3.房地产行业的不振。时值2014年，杭州等地部分楼盘开始大幅降价促销，温州不断释放松绑楼市限购的政策信号，兴润置业等一些中小型房企接连破产，地产股的严重下挫，种种现象使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势的讨论再次升温。自2013年以来，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一直处于明显下滑趋势，并于2014年初表现为负增长。房地产市场不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造成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整体下滑。2014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7.9%，创下几年来的低点；二是连带上下游产业的问题频发。相关产业的不振又再次降低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究其不振的原因，可以看到：部分城市成交地价增速远高于城市房价可承载增速，还有针对大中型城市的限购政策等因素促成了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目前虽然还没有明确的信号证明房地产市场基本面的变化，但单靠房地产拉动投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4.稳健的政策导向。李克强总理面对持续下滑的经济压力，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了“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指示。中央银行在广义货币的增发量方面表现更为谨慎。今年全年M2的控制目标为13%。而据保守估计，全国一年8.4万亿的债务利息，外加每年约5万亿的新增GDP和2.5%左右的温和通胀，对货币增量总需求是14.5%。这一估值明显高于控制目标。货币供给的矛盾促成了市场流动性紧张，抑制了整体投资额。5.发达经济体的转变。近年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为量化宽松政策（QE）的退出创造了条件。今年年初美联储把退出QE政策提上议事日程。历史经验证明：历次美国货币潮水退去都会引发新兴市场危机，此次也不例外。以阿根廷、土耳其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目前已出现金融体系的剧烈波动及经济的明显放缓。虽然我国尚未显现经济体的明显动荡，但对美联储QE退出的预期上升带来的资本超预期外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上年6月商业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历史新高。这一现象显现出了短期内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可能性风险。对资本流动方向的预期将抑制我国境内固定资产投资。总之，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和城镇化发展的阶段判断，投资仍在经济动力这个平台上发挥重大作用，但鉴于种种不利因素的凸显，其作为经济“头马”地位将被逐步削弱，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由国内消费市场主导和引领，并通过这种更持续有力的方式表现出来。
二、消费需求的强力增长
1.消费发展的优势和基础。未来的消费需求，相较于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明显优势。从对GDP的拉动可以看出，消费需求更为独立和稳定；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消费的拉动力首次超过了投资；在GDP的贡献率方面，消费需求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并自2011年起，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超过了50%，未来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如表1所示）。鉴于净出口的不稳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高昂代价，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通过挖掘内部市场来实现。消费需求的主体是消费者。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是发展消费经济的关键所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情况为刺激消费需求打下了良好基础。近年来，我国在社会救助制度、养老保险建设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实现了医保全覆盖；就业率基本持稳，消费者在基本解决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会将未来储蓄用于即时消费。同时，由于工资收入的稳定增长、税收政策的调整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强等利好因素影响，消费者在购买能力上得到了加强和提高。2.聚焦三大主消费群体的培育。分析消费者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不能脱离对消费者主体自身的研究。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三类人群成为未来消费经济的主要关注对象。他们分别是“80后、90后”、老年人和城镇新农民。对这三类群体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研究将使我们把握未来消费经济的主动脉。首先，“80后、90后”现大都成年，有着独立的经济能力；他们拥有其他年龄阶层无法比拟的更积极的消费观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强烈欲望；他们代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占信息消费的绝对力量。但阻碍这类群体消费能力的主要因素是畸高的城市房价房租和不相称的劳动报酬。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主要调配者，一方面要加强针对此类群体的社会保障房，特别是廉租房的供给，减轻他们在居住方面的压力，更好地释放其它方面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并提供更加公平开放的就业环境。近年来，由于资本和要素回报率的大幅提高，劳动报酬被明显压缩，使以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的该群体可支配收入明显下滑。而介于工作经历、社会经验的局限，该群体利用其它要素取得收入的能力又十分有限。所以，通过提高年轻群体的工资水平，使之获得更能体现价值的工作机会，能极大刺激该群体的潜在消费意愿，促进整个消费市场的增长活力。再次，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统计，截至2012年全国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已达1.27亿，占总人口的9.4%。未来这一比重还在逐年上升。庞大的老年群体需求形成了特殊的消费模式———“银发消费”。针对该群体的生理特点，服务消费和健康保障消费具有需求刚性。现阶段符合老年人消费特点的医疗设备需求、护理服务需求和文化娱乐需求仍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良好的市场前景，对于该类市场的深度开发将对未来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但介于老年群体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根深蒂固，政策应在社会保障制度和物价控制方面给予更大力度倾斜，更好地消除该群体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忧虑，改善该群体整体的消费能动性。此外，由城镇化发展而新兴的新城镇居民购买力将成为未来我国消费市场的第三大主力。据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1.5个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为1500万~2000万人。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2.6%，以每年1%~1.5%的城镇化速度计算，到完全城镇化70%还需要至少11年时间。故预期未来十年，将会有几千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成为新城镇居民。角色的转变，将带来该群体收入和生活方式的彻底变革。长期以来，农民的低收入、低医保水平严重制约了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而新身份将赋予他们更多的社会福利，从而释放其消费束缚。当前，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是3.3:1，如果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到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60%，按2012年数据测算，平均每年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政府应紧紧抓住这段经济时期，在改善城镇基础设施、减轻农民税收负担、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施以更大的执行力，使该群体的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
三、总结
2013年以来，在国内经济面发生重大深刻调整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表现出了稳中向好，但基础还不牢固的大局面。拉动经济增长的“头马”已由固定资产投资转为消费需求。重点处理好三类群体的消费问题，将其内在潜力充分挖掘，必将推动消费经济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引擎作用。
作者：宋杨 单位：北京中建一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