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致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人类艺术活动的本质规律的:一方面，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考察了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另一方面，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他们考察了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精神生产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即通常所说的艺术的审美本质及其审美创造规律。上述两个方面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研究最重要的两个原则与方法:“美学与历史的观点。”［1］恩格斯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的两个维度是对文学研究最为集中与凝练的总结。尽管学界对恩格斯提出的“美学和历史的”这一命题的解读还存在分歧，［2］但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对古代文学研究，一直到新时期以来，“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支配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在革命年代，与西方其他理论资源相较，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涉及文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更科学、更全面、更有说服力。而在建国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特质使其能够因应不同历史时段的挑战，在不断地探索与实践中永葆生机。故而在20世纪的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支配性方法与原则。一20世纪前后，古代文学研究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程。
在这个嬗变的历程中，进化论、实验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均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王国维、胡适等人的相关研究，更是极大推动了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进程。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一文中，运用叔本华理论从悲剧精神、美学内涵、伦理道德等层面对《红楼梦》进行了系统的解读，完全颠覆了旧式文学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将文学研究从传统格局中解放出来，功不可没。然不无遗憾的是，径直套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终究摆脱不了“异质释义”的尴尬，陷入陈寅恪所谓“言论愈有条理，则去真相愈远”［3］的境遇之中。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的胡适则走向了另外一种研究的极端，他运用其掌握的西方理论资源，给传统考据学冠以“科学”的外衣，以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对中国几部经典小说的故事、人物的演变、版本的校勘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尤其是其《〈红楼梦〉考证》一文，一举奠定了“红学”的新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胡适文学研究也存在重大弊端，即从历史层面对文学着墨过多，而对文学审美的观照严重缺位，失却了文学研究的核心要义，沦为史学研究之一种，其中尤以他开创的所谓“新红学”问题最为突出，不客气地讲，在某种程度上它只不过是与《红楼梦》作品本身无关的史学研究而已。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段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4］这段话也可以用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王国维、胡适等人的文学研究自有其学术价值，但他们也只是描述了文学研究的个别方面。能挽他们研究之失，同时又与传统文学研究的理念高度契合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有论者指出，“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成为古代文学一般规律研究的主要批评方法，始于1950年代”。［5］其实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6］已广泛应用于古代文学研究领域。
在国内最早运用唯物史观对古代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解读的是郭沫若，他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举凡从生产关系的变动到产业的发展，从农田耕作到军事战争，从公卿贵族到士兵、农民，在《诗经》中都能得到体现。尤其是对被统治阶级而言，《诗经》展示了他们对“上天的怨望”、“彻底的怀疑”、“愤懑的厌世”、“祖宗崇拜的怀疑”、“厌世的享乐”、“人的发现”等诸多情感与内容。［7］在郭沫若看来，《诗经》对其所处的时代作了全景式的真实而具体的反映。郭沫若在该书中对《诗经》所反映的时代内容作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诠释，体现出了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中的巨大的指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风气。1920年代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还笼罩在胡适所开创的考据、版本、校勘等研究风气之中。如郑振铎于1929年发表的《水浒传的演变》《三国志演义的演化》等小说考证的文章，从题目上便知是受到胡适以“历史演进”的眼光分析《水浒传》的影响。进入三四十年代，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以阶级的划分的眼光与历史的考察文学作品的反映的时代背景成为一种主要的学术思潮。以至于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疑古学派领袖人物顾颉刚在“唯物史观风靡一世”的情况下，都不得不有条件地承认其学术上的价值与意义:“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基本观念。”［8］晚年的鲁迅在与梁实秋等人的论战中，极力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像阔的人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9］此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开篇即提出:“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10］虽然只简单一句，但足以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对鲁迅晚年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透露出二三十年代的思想学术界的文化转向。1930年代以后，郑振铎文学研究的整体风貌开始转变，运用唯物史观成为其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如其于1930年发表的《谈金瓶梅词话》一文就鲜明地体现了此一研究的转变。在这篇文章中，郑振铎重点考察的是金瓶梅一书反映与揭示现实的力度，他认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11］此后，他于1930年代先后完成了《元明之际文坛概观》《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特质》《净与丑》《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论关汉卿的杂剧》等一系列有关元明清戏曲小说的研究著述。在诸多研究著述中，尤以《元明之际文坛概观》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对元杂剧兴起原因的探析最具代表性。在郑振铎看来，元代戏曲之所以兴起是因为“社会上一般经济能力的充裕，使得当时种种的民间娱乐与民间文艺皆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与成就”。［12］突飞猛进的标志便是元代剧场演出规模的壮大与演出点的固定。正是因为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民众文化消费需求，而在旺盛的社会需求下，对新的剧本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从而就把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推到了戏剧创作的前台。而当时的“学士大夫们正有怀才不遇之感，遂也便捉住了这个新兴的文体，以恣自己的笔锋的挥写”。［13］郑振铎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概括当时社会的基本风貌，政治影响下的封建文人与经济影响之下市民的兴起，两者的合力促使了元曲的诞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接收与正确运用，从而使得郑振铎对元曲兴起原因的探讨得出的结论就非常具有说服力。如果我们将郑振铎对元杂剧兴起原因的解读与王国维的认知做一简单对比就不难体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王国维只是简单认识到，科举制的废除以及知识分子政治社会地位的尴尬是促使元杂剧兴盛的重要因素，但王国维并没有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对此进行深入的解读，只是泛泛的归结为“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气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14］而郑振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元杂剧兴起的诸多原因作了环环相扣的解析与探讨，其结论更有说服力。吴晗于1934年发表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文学作品的典范之作。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分析了《金瓶梅》的社会背景、内容深度和思想意义。在对该书的社会背景及作者的考察上，吴晗依据坚实的材料考证《金瓶梅》是明代万历中期的作品后，其作者并非王世贞。他还进一步从小说文本和当时正史、笔记、杂录的记载，以阶级分析的观点认为《金瓶梅》所产生的时代，“形成了以商人、政府及地方官吏为统治阶级，农民等底层民众为被统治阶级鲜明对立的社会现实”。
在此一社会背景下，吴晗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写实小说，是一部社会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他抓住社会的一角，尽量暴露小资产阶级的丑恶。……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15］之所以称《〈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是一篇典范之作，是因为不论是其研究的理念、方法还是行文的结构、思路均奠定了后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文学作品分析的基本格局。如果说从历史的层面对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进行勾勒显示出了唯物史观较强的理论说服力，那么从审美的观点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则更显示出唯物史观理论张力。因为从审美的层面对文学作品进行关注显然要比历史的层面进行考察要复杂得多，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他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6］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古代文学的审美内涵也作出了精彩的阐释与解读，其中尤以翦伯赞的分析与解读最具代表性。如他从现实主义创作的风格入手对杜甫诗歌进行的阐释，从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观点出发对元代戏曲的整体分析，均是翦伯赞从美学的观点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精彩呈现。［17］此外，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一书，系写作于1940年代一系列有关红楼梦人物分析的论文集，更是当时最早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红楼梦》研究的研究专著。在研究中，他不时运用阶级划分的观点对《红楼梦》人物形象进行解读，此外他还能够从人物产生的时代环境中去分析考察人物形象的产生及特点，开启了《红楼梦》研究的新的研究范式。20世纪上半叶，以郭沫若、吴晗、郑振铎、翦伯赞、王昆仑等为代表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了系统而有深入的解读，呈现出当时其他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研究观念与方法，不论是从文学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均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开始建立。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文学研究这一新范式的最终确立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初期，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尤其是在《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之后，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这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不但确定了《红楼梦》研究的基本面貌，且从整体上塑造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品格。当时多数论文论著立意多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等历史背景阐释文学作品。［18］也有极少数的学者如何其芳、吴组缃等学者能够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对古典文学作出了全面而又辩证的认知，代表了以社会历史批评范式研究古典文学的最高水平。［19］但不无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解与运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庸俗化、教条化的倾向，忽略了社会历史批评的这一研究范式的理论张力与辩证法内涵。
二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借鉴与吸收各种方法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到产生文学的社会历史情境的复杂性、丰富性，探索社会历史与文学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以更加开放与包容的姿态重新焕发了生机。老一代学者以吴组缃、张毕来为代表有鉴于建国初期的教条式的研究风气，有针对性地提出一定继续坚持唯物史观，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研究小说，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一定要结合具体的时间空间、历史范围去研究。”［20］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吴组缃认为，“《红楼梦》是二百多年前的作品，它反映的是二百多年以前的生活现实;作者的思想观点，也只能限于二百多年前可能有的思想观点”。“如果真的撇开历史知识，把《红楼梦》当作现代或当代作品来看，恐怕是不行的”。［21］张毕来则提出“光凭书中片言只语去论证阶级斗争的搞法是不对的”。他提出“先从书里说出来，再从书外说进去”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所谓“从书里说出来”，读《红楼梦》的时候，“完全把历史知识放在一边，单从《红楼梦》的形象出发，最主要是旧人物的言语行动、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等等进行分析”。这样就能避免先入为主的先验论调出现。所谓从书里走出来，就是阅读者“就书中形象加以分析之后，得到一些理性知识。这时候从书里走出来，站在书外想想清初历史的实际情况，主要当然仍是与此书中形象有关的时候生活情况”。［22］此一研究方法既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又体现了作者学术研究上可贵的反思精神。新生代中间力量深入到具体的政治制度、社会风气、文人生活、活动地域等层面，更加脚踏实地地注重对文学作品作美学与历史的双重考察。这种研究取向将文学的考察对象与更为直接的文学现象联系起来，更进一步则将文学现象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这是新时期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文学研究的新进展。新时期能够代表社会历史研究新进展的研究著述颇多，在这里我们以葛晓音与刘跃进的相关论著来作简要的梳理。葛晓音的《汉唐文学的嬗变》一书由作者的33篇论文组合而成。这些论文的写作时间跨越整个1980年代。而1980年代正是流行各种新方法的时代，然作者的研究态度与精神似乎隐然不与时俗同调，作者只是“老老实实地阅读第一手资料，从大量事实中抽绎出观点，然后反复提炼、反复琢磨，再形成文章。尽管现在流行各种新方法，我仍然认为，治学至由从原始材料出发，寻求最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才是唯一可靠的方法”。从该书的这段后记中不难体会到作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而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则更是与美学与历史的观点的全面体现。以《盛唐边塞诗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一文为例，该文着眼于初盛唐处理民族关系的特点和边塞形势的变化对文人精神面貌的影响，就边塞诗产生的具体背景和审美特征进行考察。在行文中，作者明确指出，“开元年间强盛的国力鼓舞了文人讴歌边塞功业的热情，大事边功又给他们开辟了一条封侯的捷径”。从而促使大量文人投笔从戎、沙场建功。根据作者的考察，“幕府文人大多有较高的文学才能，加上丰富的战地生活经验，大量边塞诗在这一时期涌现也就势在必然了”。这就是盛唐边塞诗兴盛的时代背景。此外作者通过梳理王翰、高适、王维、王昌龄等诗人边塞诗歌创作的年份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代表盛唐乐观豪迈、建功立业的盛唐诗人的边塞诗歌都产生于开元年间。而到了天宝年间，“富有特色的边塞诗减少，指责开边的怨叹代替了开元时满怀信心的高唱”。而在作者看来，“在唐朝边事由盛转衰，统治者由安边走向开边的过程里，大多数诗人都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中人民情绪的变化。盛唐边塞诗的主要历史价值就在这一点”。
在作者看来，盛唐边塞诗的价值不仅仅体现于此，“更重要的是边塞形势的改观、鼓励边功的时代风气，给他们造成了开拓眼界、振奋精神、了解将士和人民感情的客观条件，促使一代文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当然此种审美观念的变化除了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有继承了建安诗风慷慨多气的风骨，同时又吸取了南朝诗善写离愁别怨的长处，形成健康开朗的审美观念”。［23］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对盛唐边塞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况，代表了1980年代文学研究的较高水平。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是199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的标杆。作者详细地考察了永明文学产生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永明体的确切内涵等。避免了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论述文学发展的原因时，只是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基础的原因而忽视种族、区域文化等重要因素。有论者指出，作者在论到永明文学产生的原因时，“紧紧地扣住所谓竟陵八友的活动。把他们的出现和南北朝士族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联系起来，把他们和当时的政局、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目录学等各种文化领域的变化联系起来。这就使他对社会存在的论述和关于文学发展本身的研究融为一体，毫无机械拼凑之感”。［24］这是对该书26中肯的评价，通读全书，我们确然会有这种认识。在该书的导论部分，作者认为从乐府古辞与古诗十九首两者在情感的抒发方式上有所不同。“乐府古辞往往是按照情感发展的自然顺序来安排诗篇结构，形成一种平铺直叙式的抒情方式。相比较而言，古诗十九首则是按照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让读者从各个侧面去领悟诗人的情思”。而正是由于抒情方式的不同，遂造成两者截然不同的美学风貌，前者以“慷慨悲凉”著称，而后者则以“绵密细巧”著称。在作者看来，两者的差异意味着中国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中国古代诗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精心构筑自己的世界”。由抒情方式带来的审美风貌的转变在作者看来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历史的种种条件的制约。其中尤以“独特的社会心理”、“强烈的忧患意识、”、“传统的思维习惯”等社会、政治历史因素发挥的作用最大。［25］在作者看来以“文学独立为一科”、“文笔的辨析”、“四声的发现”为表征的独立精神的寻求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从此真正步入了自觉时代。这是继汉末中国古代诗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后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变。［26］虽然作者自陈其研究方法受到陈寅恪从宗教文化和区域文化的角度审视南北朝文学的影响，但在我们看来，这部专著鲜明地体现出了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自我更新和发展，既有对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考察，又能从美学的角度对文学文体作出新的阐释，体现了历史维度与审美维度的完美结合，是新时期以来以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精品之作。通过对上述两种分别产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著述，我们会感受到社会历史批评研究法在新时期的发展与演变，它呈现出了一种严谨务实同时又浸透着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气息，在新时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张力与生机。
作者：郭士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