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发展困境分析
（一）民间传统文化缺乏发展后劲
民间传统文化是农村文化发展的基础，各种风格的民间传统文化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农村文化发展格局。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农村并没有形成强大的造血功能。农村文化要获得大发展，首先需要对农村进行输血。目前农村文化在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都缺乏强烈愿望。从需求方面看，很多农村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经济方面，衔接文化与经济的链条还比较薄弱，农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村民将“发展才是硬道理”单纯地理解为发展经济，发展文化被认为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被界定为“华而不实”的范畴，村民对发展农村文化的需求并不强烈。从供给方面看，由于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差，城市中的文化能人在农村没有展示风采的机会，也不具备将成熟的文化产品与农村经济整合的媒介，从而城市向农村供给文化资源的愿望也不强烈。在这样的供需关系影响下，农村文化长期处于低位徘徊状态。有些农村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由于传统民间文化难以融入市场，年长的传统民间艺人逐渐转行，年轻人又对这些传统民间文化兴趣不高，很多民间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等问题。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不足、无人愿意接过传承农村文化的“接力棒”、政府发展农村文化意识不够强等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村文化的发展后劲。农村文化建设不但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氛围，也需要从分散发展过度到整合发展，集聚优势“文化种子”发挥整合优势，这样才能够在农村地区形成文化发展的内核，让文化发展、氛围营造、经济建设、艺人生活“四位一体”同时得到提升。村民是农村文化的最终受益者，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在农村文化造血功能不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担当城乡文化一体化的“红娘”，挖掘优秀的农村文化资源，培养发展农村文化“种子艺人”，为农村文化建设蓄积后劲。
（二）旧有习惯势力排斥文化发展
农村与城市在居民构成上有较大差异，前者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邻里之间相互了解，后者变动性非常大，新个体相对更加容易融入既有群体中。群体成员结构的差异，导致血缘关系、家族观念进而形成的宗族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较大作用。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传统习惯做法都是在长时间内自然承袭下来，一些有碍农村文化健康发展的因素在短时间内不易进行改变。“凭经验做事”成为村民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偏远地区的农村还保持着原状。“小农意识”以及“刻板保守”的思维方式还较为突出，所以新文化思想融入农村需要经历较长时间。“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在村民渐渐富裕起来后表现得非常明显，炫富和攀比问题非常突出，这对形成健康向上的农村文化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在农村地区，婚丧嫁娶作为千百年来传承的风俗习惯，在彰显农村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村民相互间表达情感的重要纽带。但是赌博、酗酒、拜金、色情、迷信等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地融入，村民以不健康的方式表达着情感，长期发展下去就会习惯成自然，对健康的新思想就会严重排斥，农村文化建设也会进入恶性循环怪圈。一些村庄在建设过程中专注于新设施、新房舍、新道路，这些方面虽然最能直接反应农村变化，但只重视“硬件”不重视“软件”建设，农村文化就会被抽空，农村就失去了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只有在新文化熏陶下的村民才能够变成新农民，农村才会呈现新气象，旧有习惯势力排斥文化建设实际上就是在阻碍农村的发展。
（三）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相脱节
文化与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化文化发展基础才能使农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但是在农村发展进程中往往会出现“重经济、轻文化”的问题，将发展经济与发展文化割裂开来。“经济靠前、文化靠后”会紊乱农村经济发展秩序，出现急功近利问题进而造成“吃祖宗饭、穿子孙衣”的问题。每个农村地区都有不同的特点，文化发展基础以及经济发展基础也存在较大差异，依托自身发展条件将农村文化做大做强，才能够使经济发展具有后劲。在新农村建设中国家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主张，美丽乡村的内涵不仅涉及到农村自然生态环境，也涉及到农村文化软环境。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相脱节，文物古迹保护、文化设施建设等为经济发展让路等情况时有发生，虽然在短时期内经济的发展速度或许能有所提升，但是文化氛围被削弱后经济的长期发展动力也会被削弱。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只有彰显文化魅力，才能够在与中心城市融合发展中赢得更多发展机会。农村长期发展中在饮食、服饰、文字、住宅、工艺、传说、风俗等方面的积淀都应该成为农村文化的一部分。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岗上村30年来一直在续写的“功德录”记录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村中发生的各种好人好事，将优秀事迹写入“功德录”已经成为岗上村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但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而且为发展农村经济提供了很多机会，合作者看重的就是岗上村的淳朴民风，“诚信、友善、奉献”等成为了岗上村的村风，将文化建设与农村建设发展巧妙地连接在了一起。文化与村规民约一起对村民“软约束+硬约束”，与将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脱节的其他村庄形成了鲜明对比。重视农村文化建设，让文化联袂经济发展，等于为农村建设“添砖加瓦”，相反将二者割裂开来的做法属于“釜底抽薪”。
（四）人口非农化下的文化空心化
由于城乡之间在就业机会、收入状态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就成为重要社会现象。进城务工的农民在谋得了比在农村更多的收入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发展，这个务工的群体自身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开始的“在城务工、回乡消费”到后来的“在城务工、在城消费”再到后来的“在城创业、在城生活”，这个群体会生了三次变化，与此相对产生了三代农民工：第一代是地道的带有庄稼味的农民，这些农民虽然在城市做工，但根在农村，对农村具有深厚的情感；第二代农民工，在农村出生但在城市长大，对农村的感觉变得比较淡漠，相对于父辈对城市的感情更加深厚，已经成为具有农村户口的准城市人；第三代农民工已经完全脱离农村，变成纯粹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三代农民工的变迁过程需要历经很长时间。这些农民从土地中析出逐渐成为具有一技之长的产业工人，本应该成为农村文化发展的引擎，但是在经济转轨中农民群体的递变，这些精英成员逐渐脱离农村的过程也就是农村文化发展引擎被抽空的过程，这也会进一步加剧城乡文化发展不对等的状态。城乡二元经济状态虽然在逐渐弱化，但只要城乡之间存在差距，经济意义上的寻租行为就会持续不断地发生在农民身上，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就会不断从农村析出，农村经济的发展动力以及文化建设的动力就会被削弱，与农民进城务工相联系的农村留守问题也相继产生。“农村人口空心化”与“农村文化空心化”相辅相成。专家认为，农村文化发展质量能够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长远影响，发展状况好的新农村如江苏省江阴县的华西村、河南省新乡市的刘庄、江苏省常熟市的蒋巷村、山东省寿光县的三元朱村等，都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这些村庄的文化建设对乡村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发展农村文化必须变“文化空心化”为“文化实心化”，强化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让“文化贫困村”变为“文化富裕村”。
二、发展农村文化的激励因素分析
农村文化建设中虽然存在上述诸多问题，但城市化进程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好的平台，国家推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城乡一体化”等多种措施，通过以城带乡、以工促农进行强农惠农，这些发展农村的政策措施都为农村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来自城市的“推力”和来自乡村的“拉力”两种力量的合力为农村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多种激励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推进着农村文化发展。
（一）乡村旅游业成为农村文化发展的“推进器”
乡村旅游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出游的人数都在增加。城里人到乡村旅游不仅为农村百姓带来了丰硕收入，而且将城市文化也嵌入了农村，村民开始模仿城里人生活，按照城里人的思维方式布局旅游环境、旅游产品。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曾经说过的，发展农村文化事业需要充分发挥农村特色对城里人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让城市人到农村花钱就是“农村城镇化”。华西村在旅游设计上别出心裁，成为农村旅游的经典，村子的设施农业也让游客大开眼界。乡规民约、居民住宅、农业生产、风味建筑等都成为华西村的旅游内容，将休闲、娱乐、学习等融合进旅游内容当中，形成了华西村独具韵味的旅游文化。旅游促进了华西村的发展，华西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又促进了文化建设。特色乡村文化游成为华西村的亮点，游客到华西村旅游，对华西村的居住条件、自然风光、文化氛围等都交口称赞，每个游客都会成为华西村的义务广告员。城市与乡村通过乡村旅游整合在了一起，乡村对城市的吸引力与城市对乡村的好奇心通过乡村游得到了解决。乡村旅游成为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器”，城市游客成为促进农村文化发展的“助力器”。
（二）惠农政策成为引导农村文化建设的“起搏器”
农村文化建设不仅需要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得以推进，也需要国家出台扶持政策，优惠政策成为了强化农村文化发展的“起搏器”。在农村地区尽快形成文化内核，对广大农村区域形成较好的辐射效应，引领农村文化发展。为了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国家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1]，农村百姓逐渐成为了有知识、懂技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新农民，用农村新文化逐渐替代了农村旧文化。让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民艺人在政府的优惠政策下成为发展农村文化的明星，文化资源与经济产业实现了完美契合。多样化的农村文化资源不但提升了村民收入水平、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内涵，而且为周边乡村形成了较强的带动作用，在全国不少农村地区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以及“一村多品”“一乡多业”的发展格局。政府为了发展农村文化事业，让农村在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在村民中间形成新风貌、新气象，推出了很多着眼于发展农村文化的项目，例如建设“农村文化大院”、兴办“农村文化书屋”、进行“文化下乡”演出、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拍摄农村影视作品、推出“阳光工程”等，多种方式的文化惠农政策让村民零距离感受文化，也让村民在此过程中成为创新农村文化的主角，让农村文化发展与村民生活水平提升紧密联系在一起。[2]村民在这种惠农政策中从原来只会干农活转变成了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村民的从业方式也更加多元化。惠农政策从整体上提升了村民素质，农民从感受新文化到创造新文化，农村开始由原先的“接受输血”转变为“向外献血”，村民的精神状态从整体上得到改变。村民从发展农村文化中得到了收益，发展农村文化的愿望就会更加强烈，每个村民都成为了强化农村文化的“种子”，“美丽乡村”得到了全面发展，乡村不但做到了自然风光方面的“外在美”，而且拥有了文化内涵方面的“内在美”。
（三）文化产业化成为发展农村文化的“孵化器”
文化产业化将农村处于休眠状态的文化资源复活，让农村由于有了文化核心而显得更加有魅力。农村中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历史名人、典故传说、祖传手艺、经典美食、特色建筑等都是进行文化产业化的基础，这需要在政府引导下，将分散发展着的产业进行整合，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此过程中让村民融入农村文化建设当中。文化资源有了产业化平台就会发展速度更快，传播距离更远。云南斗南已经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花卉中心，花卉成为了斗南的文化名片。花卉种植已经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花卉文化与农村文化建设得到了完美整合，市场这根扁担挑起了花农和花商。规模经济效应让斗南在农村文化建设与花卉市场发展两个方面进入了良性循环轨道。斗南不仅让鲜花走向了全国，而且让游客走进了斗南，鲜花以及种植鲜花的过程都成为了斗南出售的商品。
（四）文化名村成为农村文化发展提供的“定位器”
前文述及，农村文化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更多的村庄开始意识到发展农村文化的重要性。“怎样发展和发展什么”已经成为很多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村庄思考的问题。文化名村为推动农村文化发展提供了标准。自从住建部公布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6批共276个村庄为历史文化名村。评选过程中坚持的标准是：具有历史价值，能够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国家对这些历史文化名村提供保护资金进行维护。“历史文化名村”成为这些村庄得以向外宣传的广告标的，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通过当代人进一步发扬光大，文化成为村子兴办旅游以及发展其他产业链条的金子招牌。以文化名村为龙头，更广泛区域内的村庄可以借助“名村”的光环构建产业链。文化名村也为有文化底蕴的村庄强化文化基础提供了模板。历史文化名村关键在于文化，挖掘精华资源，突出文化精品，整合发展思路，通过“一拖三、三带多”等方式以既有的文化名村为基础，将周边乡村带动，让文化名村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引擎。文化名村的发展模式成为后继的文化名村发展的“定位器”。就像华西村一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将原先只有0.96平方公里1000多人的“小华西”拓展成为了现在的30平方公里1.5万人的“大华西”，新并到华西村的24个村庄都秉承华西村的发展模式，与原来的华西村都是同样的发展格调。
三、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对策分析
新农村建设应该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化发展并重。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新农村建设从初期阶段过渡到成熟阶段，也逐渐会从较多注重形式转化为较多注重内涵，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并举的局面也会逐渐形成。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会越来越少，农村文化建设的先进村会越来越多，农村的整体发展状况就会发生根本改变。在此期间应以农村党委为龙头，在农村文化建设中更积极主动地推出更多新举措，让农村文化建设步入快车道。
（一）组办“农”字当头的运动会让农村文化由静变动
自1988年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农民运动会以来，目前已经分别在北京、孝感、上海、绵阳、宜春、泉州、南阳、松原等地举办了8次农民运动会，这是仅次于全运会的大型体育盛会。农民运动会能够在广大农村地区掀起繁荣民间体育的热潮。作为参与主体的农民通过参与贴近生活的各种体育运动项目，在农村地区形成强身健体的氛围，将大型体育赛事与民间体育形式联系在了一起。[3]民间有丰富多样的体育形式，诸如武术、舞狮、拔河、踢毽、放风筝、扭秧歌、抖空竹等，[3]不同地区的体育形式千差万别，体育赛事实际上也是体育文化的交流活动。以全国性的农民体育运动为龙头，各个地区也可根据本地特点开展别开生面的中小型赛事，除了农民参加比赛外也可让农民畜养的家禽、家畜以及生产的农产品等参与比赛，兴办各种类型的趣味比赛，[4]这就会更大程度地激发农村百姓的参与热情，以体育文化带动农村文化发展。有些农村开展形式多样的趣味赛事，让农业的优秀成果和农村的行家里手脱颖而出：“羊羊相亲会”让羊的优良品种进一步得到提升，“农产品冠军赛”让培育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农业能人远近闻名。类似的比赛也加入到新闻媒体的农村频道中，进一步推动了农村趣味运动会发展。趣味性的农民运动会将农民生活与体育比赛融合在了一起，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日常生活三个方面不可分割。“农”字当头的运动会成为牵动农村体育文化发展的发动机，这不仅需要村民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更要发挥组织功能。
（二）拍摄影视作品让农村文化以荧屏为媒介扩大影响力
农村文化建设需要与村民生活质量联系在一起，当村民从农村文化建设中直接或者间接受益后，就会有更多愿望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当中。在多元化的农村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只有通过彰显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魅力，才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创造影响力。以农村中的人和事为主题拍摄影视作品，能更快地扩展农村文化影响力，进而为农村发展提供动力。河北省平山县的冶河村就是凭借影视作品进行文化宣传的典型村庄，电视剧演绎了改革开放后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冶河村涌现出的能人贤士，村民在外长期闯荡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依托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家乡创建了“东方巨龟苑”，以“龟”为主题的产业链使很多村民就业，“龟文化”成为了冶河村的卖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龟”是与长寿、灵性、仁义、尊贵、吉祥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冶河村的真人真事拍成了40集的电视连续剧《东方巨龟苑》，人们通过电视剧了解了冶河村也知道了“东方巨龟苑”，这自然会拉动冶河村的“龟文化”旅游，“影视作品——农村文化——居民生活”这个链条通过“龟文化”串联在了一起。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良性循环。
（三）发展民俗事业让农村文化舞台上的“演员”多元化
民俗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能够反映区域特色的文化事项，以民俗为核心发展农村文化，村民不但易于接受而且参与的积极性也会较强。民俗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民间娱乐、民间音乐、民间绘画、说唱艺术等。发展民俗需要在艺术专家的指导下让村民扮演“主角”。民俗是世代相传的相对稳定的文化事项，村民从出生之始就在接受区域性民俗文化的熏陶，对民俗进行规范并将其进行产业化发展，村民发展民俗事业的积极行就会更高。民俗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生产劳动风俗、日常生活风俗、传统节日风俗、礼仪观念风俗以及民间禁忌风俗等。以民俗为发展核心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使其得到发展：一是发展民俗旅游项目。民俗旅游不但能够彰显民俗文化，而且能够让游客参与其中，将民俗发展成为农村文化体验游，游客可以在其中享受村民的生活乐趣，感受民俗风情，游客还会以参与者的身份成为民俗文化的传播者。民俗商品、民俗活动以及民俗服务等都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游客在民俗村中旅游，可以观看民俗表演、享受民俗食品、购买民俗商品、欣赏民俗音乐、穿上民俗服装。二是开发民俗产品项目。游客不但有到旅游地旅游的愿望，也有将旅游的感受带走并能够对其进行追忆的愿望，民俗产品就是让游客达成第二个愿望的重要载体。民族服饰以及民族工艺产品等都可以在民俗产品项目中得到强化。例如苗族银饰就成为苗寨中的特色产品，成为苗族女性的标志性产品，这种特色的文化资源目前已经成为苗寨中彰显农村文化的特色产品，其中承载的民族文化是其他产品不能替代的。三是繁荣民俗表演项目。将民俗风情以别开生面的节目表演出来，这无疑会更加增添民俗的文化魅力。通过声音、动作、道具以有情节的故事方式让文字状态的民俗变成活灵活现的节目，与百姓生活更加贴近。如果将其拍成MV传到网上，较静态的书籍、宣传画册等更加具有文化感染力。“火把节”“泼水节”“龙舟竞赛”等都是在张扬民俗文化魅力方面的成功范例。不同民俗均可找到与其相适合的表现方式，让农村文化百花齐放。
（四）通过“文化下乡”为农村发展播撒“文化种子”
“文化下乡”“科技下乡”“卫生下乡”并称为“三下乡”。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团中央首次号召大学生暑期开展“三下乡”实践活动以来，“三下乡”通过持续不断地运行已经开始引发农村变化。与此同时科协系统也积极开展“科普之冬”“科技之春”“科普千里行”“科普百乡行”等科技下乡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地区对知识、技术、文化的需求，拉动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文化下乡”活动中大学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5]“三下乡”围绕农民的需求在“怎样送”和“送什么”问题上做文章，让农村居民切实感受到“三下乡”使其生活发生的变化。“文化下乡”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很多农民身份的文化新秀逐渐闻名大江南北。从央视舞台走向全国的马广福、朱之文、王二妮、阿宝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带动了农村文化的发展。这些草根歌手是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农民歌手，好政策使摄像师能够将镜头对准田间地头，让“朱之文们”能够通过荧屏与更多的电视观众见面，其高水平的演唱在赢得亿万观众的认可后，个人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与土坷垃打交道变为艺术圈内的活跃分子，这些“文化种子”自然引领了农村文化的发展。“三下乡”的目标并不止于“送文化”，而是要引领农村文化发展，让更多有志成为农村文化精英的农村居民将其发展志向与农村未来结合在一起。“朱之文们”在农村的数量越多，农村文化氛围就会越浓。农民在新文化熏陶下就会尽早成为新农民。在新文化的影响下农村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农民富”“农村稳”“农业丰”的目标就会实现。城乡间不但实现了“经济一体化”，而且实现了“文化一体化”。
作者：孟祥林 单位：华北电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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