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马的由来
据说在汉武帝元鼎四年，在今日甘肃省敦煌附近一片湖泊沼泽中，有天马飞跃而出，为武帝所得。这一传说在李斐给《汉书》作的注解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时在敦煌屯田的一个刑徒暴利长发现了野马群中有一匹独特的骏马，他设法抓住了这匹骏马。并把它献给皇帝，之所以有天马从湖中飞跃而出的传说，完全是为了突出骏马的神奇而编造的。《汉书·礼乐志》中《天马歌》有“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这句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太一天神赐予的天马从天而降，它身沾红色汗水，口吐赭红色的口沫。”由此，可以看出这明显是描述汉代著名汗血宝马的形象。此后，为了得到更多的骏马，汉武帝发动征讨西域大宛的战争。在征讨大宛胜利后将军李广利俘获大宛马罢战而归，由于大宛马比此时武帝拥有的乌孙马更为健壮，武帝甚为高兴，于前101年，亲自命名大宛马为“天马”，把乌孙马更名为“西极马”[1]。对于汉代人来说无论天子，还是普通百姓都把天视为至高无上的，统治一切的神灵，而被人们赋予了像天一样具有圣灵之气的天马，自然成为了具有无限感召力的动物实体。而由最高统治者汉武帝亲自赋予“大宛马”以天马的美名，更是将这种西域骏马的感召力推向最高点。以天马作为马的艺术形象原型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绘画和雕塑艺术家的共同取向。
二、汉代天马与马的形象分析
1.汉代马式。所谓的马式其实就是用铜铸造人们认为的良马的式样标准，以便于人们选择良马时有可供参照的标准。张廷浩在《关于汉代的马式》这一篇文章中指出：汉代马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于鉴定马匹各部位发育状况的静态马式，另一种是用于鉴定马匹奔走能力的步样马式。前者以鎏金铜马为代表，后者以青铜天马踏飞鸟为代表。
2.汗血宝马与天马形象。古代中国的马文化肇端于春秋时期伯乐为当时的秦穆公相千里马。自西汉时期大宛的汗血宝马东来中原，武帝命名其为“天马”以后，以汗血宝马为中心的马文化就逐渐形成，并且成为了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马文化的主要特色。学者们通过对现存的与马造像有关的汉代墓室壁画、木雕青铜、陵墓石雕等不同形制和材质文物的研究，可以证明，汉代早期马的造型从形态上来看主要还是体现出乌孙马的特点，而到了中后期，来自西域大宛的大宛马则取代了乌孙马成为了汉代马造型的典范，这种变化与汉武帝对天马的推崇相吻合，同时也给汉代马的视觉形象构建了新的体系。
3.汉代马式与当时马的造像艺术之间的关系。汉代马式是评价马匹优良与否的静态标准模型，同时也是古代雕塑、绘画等艺术家塑造马的形象的基本形象依据。在汉代这种马式成为了汉代马造像艺术的技术基准，被当时的雕塑工匠们作为造像的基本要素大加推广。汉代的马俑之所以按照良马造型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当时汉廷要时常面对匈奴骑兵的不断骚扰，必须要注重良马蓄养。汉武帝依据良马样式在金马门铸马，以此向天下表明政府对良马的重视。早在1981年，在茂陵的从葬坑中出土的鎏金铜马，从其形态来看与今天的阿哈尔捷金马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认为它是在汉武帝获得西域大宛国大宛马以后按照其原型制作的。并且还可以推论这就是汉代马式。汉代马的造像有很多传世佳作流传至今，全部都是以“马式”为基础，只是在此基础上加入不同艺术家和工匠们对造像艺术的理解与创造。使汉代马的造像从技术上脱胎于马式但在艺术上高于马式。
4.汉代不同地域马的造像艺术分析。秦代的俑强调写真，这种造像艺术思想在汉代的青铜马以及雕塑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手法的运用。但是，汉虽承秦制，终究还是有所损益变化，在继承秦代造型艺术特征的基础上，汉代的造型艺术也开创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时代特征。更多的主观处理在作品中得到运用，主动的刻画取代了秦代造像艺术中的被动描摹，这从造像艺术思想上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标志着汉代的造像艺术开始出现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后来的汉代陵墓石雕、木雕、玉雕中都有体现。西汉时期马的造像体现出明显的时期性特点，以汗血马的引入作为区分的标志，在引入前主要以蒙古马或者乌孙马为原型，这种造像原型以霍去病墓、徐州狮子山汉墓以及汉高祖的长陵墓的陪葬坑为典型代表。而汗血马引进后造像形式的发展又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汉武帝至西汉末期，这一时期天马造型俊朗紧凑，头部清秀干练，颈部弯曲紧绷有力，躯干结实轮廓硬朗，尾部细长或呈髻状，四肢修长挺拔。以泗水王陵墓葬俑，兴平茂陵鎏金铜马，茂陵陶马为代表[2]。第二个阶段，东汉时期的马造像在西汉的基础上有了新变化，主要表现为马首表情相对生动和夸张，马的躯干部分更加浑圆，马颈部分更加粗壮，从整体造像上来看既不失西汉马造像中的雄健，同时还多了几分成熟美。这一阶段的马造像以海外的玉马首和陶马俑为典型代表。第三个阶段从东汉末期到魏晋，这一时期在延续东汉马造像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诸多丰富的动态姿势，例如对侧快步姿势，但是时至今日，汗血马都很少出现用对侧步走马的运动姿势，这种运动姿势是以青海高原浩门马为代表的中原马的特点，从这一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汗血宝马在引入中国一段时期以后从形象和血统上都已经被中国化了。
5.汉代马造像所表现出的时代风貌及其原因。汉代艺术不仅在秦代写实技艺上有提高，而且对于事物气质特征的把握显得更胜一筹。不是对物象的自然形态进行原样描摹，而是用主观理想化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去塑造生活中的形象，这一变化过程是汉代雕塑在艺术标准和审美上的升华。以天马为基础元素的汉代马形象塑造，呈现出程式化与多样化，开放与保守，自由与约束，浪漫与理性，兼容并蓄的整体时代风貌特点，这既是对各种造型艺术营养的吸收，同时也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中原王朝从西汉开始在武帝刘彻的英明领导下开始进入了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张骞通西域以后，热衷西域文化的武帝“闻天马、则通大宛”而随着与西域交流的不断加深，明珠、通犀、龙文、鱼目不断东来。公元60年，汉政府建立西域都护府，西域广大地区开始纳入了汉帝国的广袤版图。在信阳公主墓出土的金铜大宛马以及汉昭帝的陵墓出土的田羊脂玉大宛马，都是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的代表，是汉帝国昔日辉煌的象征。自武帝铸马于金马门，向天下宣扬汉廷对良马的重视，一直到东汉仍然延续这一政策，而常年在今甘肃活动的东汉名将更是向当时的皇帝进贡铜马式。铜马式的推广，使得遍及全国，陕西、河南、河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等汉代魏晋时期的雕塑、画像石、画像砖中表现的马的艺术中，体现出汉代马形象甚至马文化与先秦时期的明显的差异。汉代出现了许多水平参差不齐的作品，良马法式如立马，铜马式等良马法式的推行，才使得以社会下层为主的艺术家们在表现马的形象时能够有法可依，并且有较优秀的作品出现[3]。
6.天马在中国传统马文化中的意义。马作为与人类生活密切联系的一种动物，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本土的马文化，而从武帝时期天马东来汉帝国以后，中国本土原有的马文化吸收了大宛马所带来的诸多元素，一幅以天马东来为基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画卷也由此展开，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从传统马文化的造像范式中脱胎出来，重新形成了以天马形象为基础的新的马文化，并在诸多的木雕、石雕、陶制品以及玉雕等艺术作品中得到艺术家们的青睐，使得天马形象成为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的基础蓝本，并为后世艺术家们不断继承和发展，推动了后来不同朝代马的艺术形象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以大宛马所代表的文化元素为基础的古代中国马文化体系。马在各种雕塑艺术中的形象与不同时代下的精神风貌和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面临着抵御匈奴的军事斗争需要，健壮的马匹对于当时社会来说非常关键，而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的汗血马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要，因此成为了汉代马式的标准。而作为异域文化的一个代表，大宛马的引入带来了马文化的变化，尤其是对春秋开始形成的传统马文化的冲击和再造。这种变化反映在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形象上就体现出多种元素相融合、博大恢弘、兼容并蓄的汉代马文化整体形象风貌。而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使得外来的天马成为汉代良马造型的范式，天马形象成为汉代马的形象的创作主题，形成了极高的艺术魅力。
作者：贾燕 高原 单位：河北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