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在思想理论上，强调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的地位，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强调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强调针对情绪、愿望、要求等心态特征去宣传、动员、组织和掌握群众，赢得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在执政条件下，强调党要整合社会分歧，发掘工农群众中的热情和能力来管理国家。这些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当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何以民心问题极其重要呢？这是因为：（一）它是理论联系实际、政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中介。任何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政策主张和思想理论体系等，都必须经过民心这个中间环节才能转换为人们的实践行为，从而产生出实际的效果。如果它没有或者不能被民心所吸收，那它就不能掌握群众，就无法在实践中收到实际的社会效益。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其系统性、抽象性和深刻性的特点，并不是社会大多数人都能轻易掌握和理解的。理论要想掌握群众，就必须与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社会心态相结合，就必须通过民心这一中介融化到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中去，并转化为人们坚定、自觉的信念和科学、合理的行为指南。（二）它是反映社会政治生活发展变化的指示器。经验证明，民众心态最直接地反映着政治现实，任何比较突出、明显的政治心态变化，几乎马上可以从政治生活中找到相关的原因。而社会政治一旦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或者是政局发生了明显的动荡，群众心态都会做出迅速、直接的反应。人们为新的前景、新的挑战、新的选择所困扰，从而形成新的态势和流向。虽然社会政治心态反映的问题，未必都是精确的、正确的，但关键在于它随时都能转化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心是政治形势的镜子，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因此，执政党可以通过民心这个窗口，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及时发现那些潜在的、苗头性的重大问题，增强执政的针对性、有效性。普列汉诺夫指出：“影响社会心理，也就是影响历史事变。”[2]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都离不开群众的参加、支持。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即人心之所向，人心之所向又决定着大势之所趋。如果不了解群众的情绪、愿望、要求和倾向，无视或者脱离了群众的政治心态，执政能力建设难免会流于形式和空洞的说教，政权的地基也无异于流沙、浮萍，必然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三）民心状态是衡量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尺度。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心态的变化发展过程。随着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心理也不断地转换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成熟的、健康的情感、意识，没有稳健的心理状态和正确的心理取向，没有科学理想和信仰指导下的共同心理基础，那么这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社会心态严重失衡，那么这个社会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思想稳定也是不可想象的。由于群众的政治心态是朴素的、自发的，具有暂时性、易变性、多样性和不稳定性，因此还需要科学的理论予以正确指导，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予以引导，把有益的政治心理加以升华和光大，使腐朽的、反动的、落后的政治心理得以抵制、克服和转化，最终使群众的政治心态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协调一致起来。判断一种政治心态是进步还是落后，是积极还是消极，关键在于它是否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一致，是否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一致，是否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归根结底是否同社会历史前进的大方向相一致。毛泽东曾指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3]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民心状态及其变迁，乃是国情、民情极其重要的内容。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政治心态，是党科学执政的基本前提。绝大多数群众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以及政治行为的心理流向，关系到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说到底就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问题。而只有认知、了解群众，才能说服、领导群众。细致而具体的心理分析是深入和全面理解活生生的社会实际、认识真真切切群众状况的必要前提。缺少了这个前提，对社会实际的把握很容易流于空洞的教条和简单的抽象概括。所以，深入研究民众心态，有助于加深对国情、世情、民情的认识。
二、马、恩关于民心问题的基本观点
（一）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原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这一论断包括三层重要思想：第一，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在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力量。第二，人民群众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一部分社会精神财富是人民群众直接创造的，其他部分的社会精神财富则是人民群众间接创造的。因为，人民群众为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们提供了创造社会精神财富的物质条件、思想源泉和经验材料。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社会的量变，既可能由人民群众来完成，也可能由少数人甚至个人来完成。但作为革命性变革的社会质变，则一定是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结果。人民群众的人心所向反映着时代要求，代表着历史潮流，昭示着社会未来的方向。因此，社会历史活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主体性原理。（二）人民群众历史主动性原理。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主动性。恩格斯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人们总是通过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广大群众、是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惟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4]。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无产阶级的精神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运动不断扩大的基本动力。“《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5]马克思也强调指出，任何一个阶级要想扮演一个社会解放者的角色,“就必须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在这瞬间，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作或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6]无产阶级革命与以往一切革命的原则区别在于，它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进行的真正大多数人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7]这就要求党必须特别重视贴近普通群众的心态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党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应该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客观社会历史环境和群众的普遍要求。
三、列宁对马、恩民心思想的发展
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欧，而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了胜利。这种情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造成了一些特殊的困难。“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这是第一。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产生的。”[8]消灭了资本主义、又要发展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使列宁敏锐地感觉到：无产阶级虽然夺取了政权，但还是存在着某种倾覆的趋势。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党能不能解决好怎样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靠的是整个先锋队保持同全体无产阶级群众、同全体农民群众的联系。如果有人忘了这些小轮子，而只醉心于行政手段，那就糟了。”[9]列宁嘲笑那些资产者老爷们在争论历史因素问题时，总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坚定性、不屈不挠精神这样的因素忘掉了。他指出：“如果工人阶级准备做出自我牺牲，如果工人阶级表明它能竭尽全力，那就可以完成任务。工人阶级的决心，它实现自己宁死不屈口号的坚定意志，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能夺取胜利的因素。”[10]列宁从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两个方面阐述了争取民心的思想。在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方面，他指出：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尤其在无产阶级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很少数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11]因此，党应当生活在工人群众之中，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正确无误地判断群众的情绪，判断他们真正的需要、愿望和想法，能够不带半点虚假拔高成分来确定群众的觉悟程度，确定这样那样的旧偏见和旧残余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能够用同志的态度对待群众、关心满足群众的要求，以此赢得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方面，列宁强调：“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12]列宁认为，苏维埃应该走像巴黎公社那样把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和自愿实行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道路，要以先锋队的英勇首创精神来推动群众情绪的转变，破除那种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的偏见，更大胆、更主动地去发掘日益觉醒的工农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的精力和能力，并且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列宁还格外警惕群众的心理冲突、矛盾分歧带来的政治危险。他指出，如果伤口化脓，如果引起血液感染，这种小小的创伤也会变成最危险的病症，甚至是不治之症。在政治上也常常是这样，大的分歧有时是由很小的、甚至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发展起来的。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那就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四、结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这种变动的剧烈和迅速，近年来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由于利益分化和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关系复杂化、社会矛盾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社会实际的这种剧烈变动，反映到人们的心理层面上，可以说是波翻浪涌，百味杂陈。希望和失望交织，挑战和机遇并存，欢乐和痛苦同在。针对这种群众心态，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了解群众的心理愿望和需求，无疑是极为重要而紧迫的。对于我们党来说，善于运用政治心理分析方法，及时了解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以及政治心理流向，准确把握其变化的原因、特点和规律，及时加以疏导、规范，这既能够增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针对性、有效性，也有助于改进和加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作者：刘明华 单位：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