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在发生供应危机时，国有石油企业生产的石油会给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低的价格或更多的数量。这些国有石油企业并未表现出当油价高时为中国客户提供折扣的倾向。事实上，在2008年之前，当原油价格上涨时，国有石油企业通过减少对中国市场油品的供应，导致加油站油品供应普遍短缺，因为政府对成品油价格的控制不允许他们将原油成本的上升转嫁给成品油消费者。
同时，中国对海外油田的投资帮助油田开采出更多石油，并提高了世界市场中石油的总的供应量，但这并不仅仅对中国消费者有利，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同样也从中受益。考虑到以上几点，中国对海外油田的投资提高了世界市场的石油总供应量，因此，中国国有石油企业获取海外油气权益对美国或西方能源安全并不是一种威胁，但也并不能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
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需要去政治化
美国主导对中国实施石油封锁的威胁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只是想象。中国能源安全政策如此重视这个潜在威胁只会加剧中国对获取发展所需石油可能受阻的恐惧，导致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的海外收购支付更高的成交价格。
中国国有石油企业获取海外油气权益对美国或西方能源安全并不是一种威胁，但也并不能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既然国有石油公司的交易不能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那么其海外扩张把盈利作为第二优先来考虑则值得商榷，因为许多国有石油公司的交易并没有合理的经济理由。
国有石油企业的海外扩张对企业本身是积极的发展。但以能源安全的名义，采取一种咄咄逼人并保持不必要高调的策略，中国国有石油企业使中国在世界敏感地区的外交关系更为复杂，这可能会劫持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政策，以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为代价增加自己的利润。
在中国能源安全的讨论中，有过高估计石油中断可能性和对能源贸易稳定持悲观看法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全球石油市场的不信任。而证据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能源合同是持久的，并且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战争和出于政治动机的行为。有证据表明，在商业合同下前苏联天然气出口到西欧几乎不受阻碍，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不遵循市场规律，兄弟之间也会有冲突。2005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天然气纠纷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尽管事实上，后者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之间关系仍非常密切。因为在出售给乌克兰的天然气支付方面产生了分歧，俄罗斯试图停止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当时，俄罗斯供应乌克兰的天然气每1000立方米为50美元，而其天然气出口到西欧的价格近其5倍。很显然，这起纠纷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原因，因为此天然气供应没有建立在商业合同之上，而是一个政治交易。因此，一方因另一方政治条件不断变化而不遵守交易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一纠纷中，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存在自治和政治独立的显著倾向。
此外，以石油输出口国组织（OPEC）为首的石油禁运是最不可能重现的。首先是OPEC自身的缘故。即使禁运，也不会像二十世纪70年代那样损害严重，因为主要的能源消耗经济体已不再像当时那样能源密集，主要能源供应已多元化，并建立了紧急石油储备，以应对任何可能的供应中断。其次，利用资源作为政治武器在国际上广受谴责。俄罗斯在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供应天然气价格方面持续的差别待遇已经受到严厉谴责。那些政治上靠近俄罗斯的共和国享受低价，政治上接近西方的共和国却是高价。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需要去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在全球寻求能源权益的问题。西方政治家要知道，他们把中国获取海外能源供应描绘成“威胁”的言论，只会加剧中国对获取发展所需石油可能受阻的恐惧。中国也需要重新认识其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位置，并意识到咄咄逼人地开展海外油田和石油权益的收购对加强其能源安全并无益处。和其他石油进口国一样，中国能源安全越来越深度地取决于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以及有可靠和不断增加的石油供给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