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学术界已从校注、工艺、生产管理、美学等角度对《周礼•考工记》进行了研究。而将其中的器具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语言思维的研究并不多见。从语言角度看，这些器具词有大量的训诂材料支持，有利于对器具名的形音义进行考察，更重要的是，这些器具多具有礼制的内涵，作者将它们放在先秦的语境里，记载了其制造过程、使用评价与文化含义，突出了器具与人和制度的关系，这正好可以将这部分凭借民族思维特色而产生的名称集中起来加以研究。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词则是语言的载体，民族的称谓习惯反映其思维方式。器具词是人把主观感受到的对象经思维抽象加工的结果，因而它就带有主体精神的印记。《考工记》中的器具词反映了联想与类比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华夏民族的认知习惯。
《考工记》根据联想而定名的器具词反映了以下三种认知特点：一、空间联想：“夹其阴阳以设其比”（矢人为矢），“比”为箭尾承弦的凹槽，“比，密也”[1]，弦和凹槽必须结合紧密才能射箭，所以凹槽在这里得名“比”；“参分轵围，去一以为围”（舆人为车），“”为车厢内立置的木条，驭者位置在车轼下方，“在轼木之下，对人为名耳”，取名“”有与面对驭者空间的意味。二、姿态联想：戈分援、内、胡三个部分（冶氏为杀矢），“援”为戈的前端部分，“援，引也”，因姿态向前引伸而得名；“援”向后延伸就是“内”，“内，入也，自外而入也”，姿态向后退缩而得名；“胡”是戈靠近木柄处侧刃，“胡，牛（颔）垂也”，得名与禽兽颔下的垂肉有关（见图1）。三、姿态结合空间的联想：“凡为弓，方其峻而高其，长其畏而薄其敝”（弓人为弓），“峻”为弓系弦处，其形状方挺险峻；“畏”为弓臂，通“隈”，“隈”者，“水曲，也”，其形状低凹弯曲；“”为握把内侧，“”者，“花萼足也”（《玉篇》），其侧面像花萼的托角；“敝”通“蔽”，因该处被手抓握遮蔽而得名（见图2）。“往体多，来体寡，谓之夹臾之属”（弓人为弓），“往体寡，来体多，谓之王弓之属”，“体”即弓体，来者，由远及近也，“来体”指从握弓者的角度看弓体由远渐近向内弧弯的姿态，“往体”则相反，即弓体由近渐远向外弧弯的势态。由上可见，古人往往从形势神态等方面去发现对象之间的相似点，寻求音义上的联系，基于联想的词汇常具有感性诗意的风格。类比，是在观念中提取相似的多个对象的共同点，然后用一个共同称谓指称它们。
经类比而得名的器具词反映了三种认知特点：一、物有同状：“当兔”和“伏兔”（辀人为辀），两者形状极似蜷伏的兔子，故同名；“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凫氏为钟），“篆”是钟表面凹凸的装饰，因“钟带”和“夏篆”都兼有凹凸缠绕特征故同名；“枚”既指钟乳，又指古代行军时为防出声的口中衔枚，“枚，微也”，“钟乳”和“衔枚”皆因“小”的特征故同名。二、物为度数：《考工记》有将器具类比为度量单位的做法，“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匠人营国），“几”是一种先秦时期的坐具；“筵，竹席也”。“半矩谓之宣，一宣有半谓之，一有半谓之柯，一柯有半谓之磬折”（车人之事），“矩”为折尺，指90度；“宣”为锄土具，取矩一半为45度；“”为锄草具，角度为“一宣有半”，即67.5度；“柯”为斧柄，为101.25度；以此类推“磬折”为151.875度，器具名用作度量单位的做法，显示了华夏民族有用具体事物指代抽象概念的思维传统。三、人物相通：《考工记》多个器具名直接取自人体器官名，体现出华夏民族推己心，惜物命的思维取向。“去一以为颈围。五分其颈围，去一以为踵围”（人为），“颈”即车之前车衡的部分，似人颈故得名；“踵”即车之后部车轸的部分，形似人脚后跟，称“踵”；“参分其股围，去一以为围”（人为），“股”即人大腿，车辐插入车牙处的形状像大腿一样粗大，故两者同名；“”，“胫也”，即小腿跟，车辐接近车毂之处渐细，形似小腿跟而得名。“六分其轮崇，以其一为之牙围，参分其牙围”（轮人为轮），用作轮圈的木材交错呈人牙形，故称“牙”，车辐插入车毂内的部分，尖削似人指，故称“指”。“斫目不荼”（弓人为弓），“目”为弓材表面的树节，像人眼而得名；“上纲与下纲出舌寻”（梓人为侯），“舌”为“侯”（箭靶）上下两侧伸出的支撑件，似人舌而得名。孙诒让《周礼正义》引阮元语：“古人命物，多以人身体名之。”[2]
《考工记》中还有一些非实体物词也反映了直观感性的类比思维的特点。“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匠人为沟洫），“度人之两倍为寻，八尺也”，“寻”为人立正两臂平展，左右手指尖间的长度，为八尺；“仞”是指人立正两臂上下伸出，左右手指尖的长度，“伸臂一寻八尺”，也是八尺。然“寻”和“仞”的使用方式不同，按《正字通》：“度高深以仞，度短长以寻。”“酋矛常有四尺”(庐人为庐)，“倍寻曰常”（《尔雅》），即酋矛长度为两丈。这是以人体四肢类比度量的用例。类比是把人比作物，或把此物当作彼物，使其“人格化”和“拟物化”的思维方式。英语中也存在使物“人格化”的现象，但英语将人“拟物化”的习惯却不为书面汉语所常见。儒家观念中人与物贵贱有别，人体名可以指物，但不能反之。这反映了民族思维在以对待人与物关系上有着不可突破的人伦意识。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联想、类比转化成语言能力就是“比喻”，比喻的实质就是通过“转移”概念形象地把握对象本质。《考工记》中的基于联想和类比的器具词，都需要“转移”概念才能达到语词的形态。作为一种由基本思维方式导致的语言能力，必然在人类创造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延续，在传统手工造物过程中，体现在造型、功能、材料上的“模仿”就是语言“项目管理论文比喻”能力的体现和延续。
作者：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