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国外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着眼于对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的解释。ＭｃＣｏｎｎｅｌ等分别从产业结构、需求和技术升级视角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进行了解释［３－５］。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的经验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叶，卢建最早考察了包括混合经济时期（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单一计划经济时期（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年）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表现［６］。后续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重点关注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阶段划分与形成机制。刘树成等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的纵向对比，发现中国经济波动的总体态势由“大起大落”型向“高位—平缓”型转变，并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的深刻变化所致［７－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波动已告别了从“大起大落”的短周期向“微波化”中长周期转变，这预示着在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不断增强的同时，政府经济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冲击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不可小视［９］。第二类研究则侧重于比较国际上较为先进的非线性模型在经济周期波动拐点识别中的合理性。董进根据２００５年全国经济普查调整后的统计数据，比较了国际上公认比较成熟的工具变量法和生产函数法在经济周期波动划分中的表现［１０］。曾五一等使用ＡＲＣＨ族模型考察了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持续性和非对称性特征［１１］。余宇新等根据平滑转换自回归模型对１９７９—２０１０年产出与固定资产投资展开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周期存在扩张与收缩的非线性转换特点［１２］。郑挺国等利用混频数据转移动态因子模型有效识别了中国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间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１３］。上述研究得出了一些有益结论，对本文研究具有良好的启示作用，但仍有待深化：第一类研究从经典经济周期理论出发，以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变化为标准对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阶段划分与转折点识别，主要关注波幅、峰位、谷位和位势等经典经济周期特征，但是这一处理方法并不适用于改革开放后表现出增长型周期波动特点的中国经济。第二类研究更为关注理论模型的统计检验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持续性、逆转性等现代经济周期特征，缺少对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的经济学解释。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增长型周期波动”概念内涵下重构经济周期波动测算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周期波动的转折点和运行态势进行科学界定与合理划分，通过细致考察不同时期的经济周期波动数量特征，提炼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规律。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更加契合增长型周期波动特征，本文构建了适用于增长型周期波动的拐点识别和阶段性检验指标体系。（一）对经济周期波动测算方法的说明在展开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之前必须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应当对何种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展开研究；二是如何识别与测度宏观经济时间序列中的趋势与波动项。针对第一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宏观经济周期测定指标。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在衡量一国总体经济波动时通常观测总产出对于自身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即通过考察实际ＧＤＰ对潜在ＧＤＰ的偏离，以“产出缺口”的方向对经济波动进行阶段划分以及判断经济波动的拐点，但是经济周期并不仅仅表现为总产出的周期性波动，而是一系列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协同变化，因此参考曾五一等的研究，本文选取了与国民经济运行相关的产出、居民消费、投资、贸易、就业、工资、价格及反映政策变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１１个核心经济指标。针对第二个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应当采用去势或滤波法，也有学者认同经济结构分析法。前者能够很好地拟合经济数据，但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后者更富理论解释力，但对经济数据的质量要求较高。考虑到中国关于劳动和资本数据质量不高，采用生产函数法可能存在较大偏差，本文采用去势或滤波法。在提取出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波动项后，便可以进行周期波动的阶段划分和拐点识别。鉴于产出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早期研究均以产出波动代表经济波动，并以产出同比增长率的变化展开阶段分析与拐点识别。本文遵循这一做法，但有两点差异：其一，为避免在ＧＤＰ增长率不服从指数分布时增长率核算法引发的统计偏误，本文根据“产出缺口”方向对经济波动进行阶段划分与拐点识别；其二，本文以产出波动为基准周期展开分析，但是同时引入多方面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考虑到其他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波动序列与产出波动序列的协动性。（二）数据说明与统计描述文中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具体的数据处理过程介绍如下：实际ＧＤＰ通过历年国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得到，居民消费根据１９７８年为基年的ＣＰＩ进行平减。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名义资本存量根据单豪杰的研究方法计算得出，总投资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得出。就业采用年末就业人员数的水平值，针对就业数据在１９９０年前后统计资料发生变化，依据王小鲁等的研究对劳动数据进行了相应处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指标采用政府购买和Ｍ２，前者用ＣＰＩ平减，后者用ＧＤＰ平减指数平减。为了消除异方差，所有经济时间序列均取自然对数。在选择合适的去势或滤波方法对经济时间序列分离去势与周期波动项前，需要预先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分析。根据表１可知，通过对原序列以及其一阶差分序列ＡＤＦ检验ｔ统计量的值可知，本文所选取的经济时间序列为Ｉ（１）单整序列。
三、经济周期波动运行轨迹与特征分析
首先采用滤波法对产出波动序列展开分析，然后考察了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序列的波动性以及与产出波动序列间的协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探寻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规律。（一）基准周期的经验分析根据ＣＦ滤波法对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中国实际ＧＤＰ进行去势处理，可以得到相应的产出缺口序列，在此基础上依据“谷—谷”法进行产出波动的阶段划分与拐点识别①。结果显示，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中国共经历了５轮经济波动，对应的时间区间依次为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详见表２。这一划分标准与董进的研究基本一致，可以相互印证［１０］。图１是五轮经济波动的波动高度、波动深度、波动幅度和波动标准差的比较静态分析；另外，为了反映产出的波动性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性，本文根据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ＧＲＡＣＨ）模型，测算了产出波动序列的条件波动性，详见图2. 由表２和图１、２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概述如下：第一，该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属于典型的增长型周期波动，经济高位运行，宏观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①。第二，峰位下降、谷位抬升、峰谷落差减小。鉴于第三轮经济波动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暂不展开讨论。以第三轮经济波动为界，无论是波动高度还是波动深度，第二轮经济波动都比第一轮高，第五轮经济波动的波动高度与第四轮持平，但波动深度明显低于后者，与之对应的是峰谷落差的缩小，这一现象在后两轮经济波动中更加明显。第三，以上五轮经济波动中的产出标准差均呈现出明显的倒Ｕ型分布。在不考虑第三轮经济波动的前提下，其余四轮经济波动的波动标准差按照时间次序排列依次为０．７５％、１．６２％、１．５１％和１．３３％。从条件标准差来看，产出波动性进入２０００年之后逐渐减弱，但２００５年之后渐有加剧的趋势。第四，经济周期波动的持续时间，特别是扩张期明显延长。前三轮周期的长度在５年左右，第四轮与第五轮经济波动的时间跨度长达１１年与８年，时间跨度处于基钦周期（小周期）和朱格拉周期（中周期）之间，近乎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第五，无论从波形来看，还是对比扩张期与收缩期长短，前三轮经济周期波动都呈现“陡升陡降”特征；后两轮经济波动的扩张期与收缩期明显拉长，呈现出“缓升缓降”特征，这说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逐步增强，但有待于进一步巩固。以上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潜力与稳定性显著增强，呈现出增长型波动特征。（二）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与相对波动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先后经历了“五轮”经济波动。按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时间和经济周期波动特征，这五轮经济波动又可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即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前一时段为改革探索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后一时段为改革深化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基于变量平稳性分析的结论，我们首先根据ＣＦ滤波法提取了代表性经济指标周期波动项，进而计算出１０个宏观经济变量不同时期的波动标准差（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无论处于任何时期，除就业外的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性均高于产出。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显示，不同经济指标的波动性存在显著差异。以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为例，居民消费、工资与价格水平与产出的波动性大致相当，略高于产出；投资波动率约为产出波动率的３倍，贸易指标波动性普遍高于产出，反映财政与货币政策变动的经济指标的波动程度约为产出变动的２倍；纵向分析显示，除出口、进出口和商品零售价格总额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其余经济指标的波动性明显下降。另外，与居民消费、总量投资、就业、价格和工资水平不同，反映政府支出与货币供给量变动的经济指标的相对波动性增强。（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与产出波动协动性及其在不同周期波动阶段的协动性事实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仅表现为产出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表现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协同变化，考察主要经济变量与产出波动间的动态相关性同样重要。本文中代表性经济指标波动与产出波动的协动性分析结果见表４。在最大相关系数的选择上，本文选取时间区间为超前或滞后２年。选择这一区间的原因在于既可以保证涵盖经济指标周期波动的主要周期长度，也可以防止将领先于基准周期的指标误认为是滞后指标或者相反的情况出现。由表４可知：第一，从国民经济的支出结构来看，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居民消费、总量投资、进出口贸易均是顺周期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二者顺周期性有所减弱。改革探索阶段，进口和进出口呈现出类似的协动性特征，出口波动滞后产出波动两期；改革深化阶段，进口与进出口贸易的顺周期性有所减弱，出口贸易的顺周期增强。第二，全样本时期的价格与工资变量均为顺周期变量，价格的顺周期性强于工资；只不过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价格从具有弱逆周期性转变为顺周期变量，而工资水平从具有强顺周期性转变为逆周期变量。第三，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政府支出的顺周期不强，政府支出波动与产出波动的同期相关系数为０．２０３ ６，政府购买波动滞后产出波动两期。在改革探索阶段，政府支出延续了样本全期的弱顺周期性特点，改革深化阶段政府购买呈现出弱逆周期性特点。与政府购买类似，广义货币Ｍ２在改革探索阶段为顺周期变量，在改革深化阶段转为逆周期变量。
四、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的比较分析
上述分析是通过统计方法对经济运行的直观判断，本节尝试通过改革探索时期与改革深化时期经济波动形成机制的比较分析，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一）改革探索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改革探索时期，国家酝酿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一是在放权让利改革和预算软约束刺激下，国有企业及民营、外资企业等各类投资主体的发展诉求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强烈的投资意愿衍化为现实的投资需求；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价格机制的改革，传统体制下企业生产物资按照计划调配以及价格被人为压低现象已不复存在，潜在的通货膨胀问题逐渐显性化；三是在广袤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及城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四是金融体制改革使得货币扩张的乘数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加剧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扩张。如果投资和消费增速在合理范围内，能够有力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投资过快带来的产能过剩以及短缺经济带来的资源瓶颈，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主要采用行政调控来调节经济。政府急刹车式的“降温”方式，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势头，却以破坏国民经济正常秩序为代价，往往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且紧缩政策一放松，经济增长的势头很快恢复，甚至超过紧缩之前的经济增速，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表现为“扩张—紧缩—再扩张，通胀—紧缩—再通胀”的循环。（二）改革深化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１９９２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化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随着投融资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助推剂，但是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弱化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使得国民经济总体的投资增速放缓；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丰富了居民消费的可行集，推动产业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但是，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完善，造成了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为消化过剩产能，以缓解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中国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这也给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由于行政手段在国民经济调节的作用逐渐弱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调控杠杆的作用不断增强，但是国际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政策的时滞性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策的有效性，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是“流动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
五、结论和启示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中国共经历了５轮经济波动。根据改革开放发展历程和经济波动特征，可以将其归为改革探索时期和改革深化时期。在改革探索时期，产出波动表现出“峰位高、谷位深、振幅大和扩张期短”的特点，主要经济变量不仅表现出顺周期性，而且波动性均强于产出。进入改革深化时期，产出波动的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振幅收窄、扩张期延长，且除贸易指标外的主要经济变量波动性明显减弱。同时，政府购买和Ｍ２从顺周期变量转变为逆周期变量，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政策逆周期调控的特点。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是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真实写照。在改革探索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投资与消费需求超常规增长，导致了需求急剧扩张，经济迅速从高增长演变为热涨运行。到了改革深化时期，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尚不健全，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乏力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口腔医学论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培育起一种稳定的、内生需求增长机制。
作者：丁志帆 单位：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