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时期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与出版成就
1.马列主义政治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状况。在延安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列宁选集大量出现，其中马克思恩格斯丛书有10卷本，列宁选集更是达到16卷本之多。由吴黎平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将1891年德文版的序言进行了收录，弥补了在中国的译本没有体现德文版变动的不足。徐冰和成仿吾一起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与传统的译本相比，他们二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更为通俗易懂，不仅仅便于共产党干部阅读，也方便根据地的战士和群众进行阅读，促进了根据地马克思主义的大范围传播。柯柏年是此时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作品较多的共产党人之一，他一共翻译《法兰西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马恩通信选集》以及《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四部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著作[2]76。与以往的翻译相比，在本次《马恩通信选集》翻译中，他加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互通的33封信，弥补了国内翻译在这方面的缺陷。在何思敬负责翻译和出版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进行严厉批评。此外，由何锡麟负责翻译和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论丛》和《〈资本论〉提纲》，显示出了很高的翻译水平，不仅仅在革命根据地多次发行，在有些国统区都受到了欢迎，这充分反映了该两本著作的翻译水平不一般。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政治学著作，列宁经典的政治学著作也在延安时期大量被翻译和出版。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党中央很重视列宁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指导和运用，基于此，马列学院编译部将《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马列学院编译部以俄文版的《列宁选集》为基础，以专题的形式对列宁的著作进行翻译和排版，将列宁不同时期的著作都纳入了此次翻译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此次翻译《列宁选集》参考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使得读起来很具有针对性[3]68。在《列宁选集》16个卷本翻译和出版之后，根据地掀起了一股学习列宁主义的思潮。
2.马列主义经济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状况。延安时期，马列主义经济学著作的翻译也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根源就在根据地经济建设需要经济学理论进行指导。在《资本论》四卷本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经济学家郭大力和王亚南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二人从1928年开始就着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但直到1934年，二人才完成《资本论》前两卷的翻译工作。1934年到1938年，二人用了五年时间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的翻译。1947年，二人才完成100万余字的《资本论》全部翻译工作。不仅如此，为了使得此次翻译工作更为完善，二人所采用的译本是经过苏联马恩学院仔细校对过的德文版本，并对其他译文版本进行了仔细对照，确保翻译的准确性、真实性。郭大力还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探讨经济学相关问题的25封信进行了翻译，给读者展示更为全面的资本论内容。除了郭大力和王亚南之外，李达、王学文、何锡麟等人分别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政治经济学论丛》、《〈资本论〉提纲》。1939年，延安解放社对王学文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进行了公开出版。同年11月，何锡麟翻译的著作也公开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充分说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注意到经济支持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3.马列主义军事著作的翻译与出版状况。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就需要大量翻译相关的著作。由此，中央军委组织一些外文较好的同志，对马列的相关军事著作展开翻译。1938年，在党中央的支持下，由曾涌泉负责的军委编译处在延安成立，专门组织马列军事著作的翻译工作。在军委编译处的积极努力下，从1938年到1941年短短三年时间，就有十几种马列军事著作问世。1938年，杨松、袁维节完成《社会主义与战争》的翻译工作，发表在《解放》第3期。随后不久，唯奚完成《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战争问题》，发表在《群众》第5期上。这两篇文章都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经典论述，对于激发当时的抗日热情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39年，军委编译处的焦敏之完成了对《军队论》和《冲锋》的翻译工作。随后不久，这两篇文章就被公开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在这两篇文章里，详细地介绍了恩格斯关于两军对垒时相关的战术选择，对于八路军作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除此之外，王石巍、郭和翻译出版了《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和《法兰西内战》两篇著作，对德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军事斗争思想进行了介绍。1939年12月，焦敏之翻译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在延安出版，在该书中，收录了恩格斯《骑兵》、《炮兵》、《步兵》等经典军事著作，党中央将其作为抗战的重点书目在根据地推广。这些军事著作的问世，不仅仅宣传了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观点和方法，对于中共在延安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培养军事干部、确定抗日方针，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4.马列主义哲学、文艺著作的翻译与出版状况。马列主义哲学和文艺著作也受到了马列主义研究者的关注，在延安时期，也有相关译著问世。在哲学著作方面，张仲实、陈昌浩、艾思奇、博古、李达分别翻译和出版了《费尔巴哈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实践在认识上的作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艾思奇翻译的《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在这部译著中，将列宁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原则和精神论述得较为充分，对当时中国的哲学研究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延安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马列哲学专题集的翻译，如艾思奇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柯柏年与艾思奇一起翻译了《马恩通信选集》，这些虽然不是马列哲学专著，但却是经典的马列哲学文摘，其较为简短的摘译风格为广大民众传阅提供了便利[4]15。在马列文艺著作方面，延安时期有些翻译家也展开了一些零散的翻译。虽然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涉及文艺思想，但与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思想相比，马列的文艺理论鲜有著作。因此，延安时期的翻译家们只能从较为分散的文艺理论中选择性地进行翻译。这时期的马列文艺翻译作品主要有戈宝权翻译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曹葆华和兰天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以及周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的影响最大。在该篇译著中，曹葆华和兰天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如何运用唯物的观点来分析文艺现象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这对于延安进行“整风运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延安期间马列主义著作翻译与出版的简要评析
从延安期间整个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与出版状况来看，其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围绕当时中国革命之需要，优先翻译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符的马列主义著作，以解决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不仅如此，延安期间对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较为系统和完整，如此有组织的、有规模的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在我国历史上当属首次，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坚持马列主义思想指导的决心。也正是这些著作的出现，解决了我党关键时期的战略方针问题，解决了我党建设与干部教育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延安期间的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大多只是停留在对原文的翻译上，而翻译家、理论家们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没有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探讨各种思想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实践乃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个角度讲，延安期间的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存在完全照搬马列思想的倾向，这是当时马列主义著作翻译所动物医学论文存在的历史局限。
作者：刘岱 单位：沈阳体育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