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与后马克思主义出场
虽然早在1958年，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就已经由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使用，但真正作为一种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范式而受到广泛关注却是在1985年。这一年，拉克劳和墨菲出版了他们最重要的代表作《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明确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并引起了各路左派理论家的批判。这二十多年间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在东欧等地区的受挫，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场提供了现实语境。在以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信息技术催生的电子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带动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布局，资本主义过剩的生产力逐渐转移到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只需通过技术和管理模式变革就能获得资本利益最大化。这种弹性化生产方式给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在极度丰裕的物质财富支撑下，从1970年代末开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推行一种相当温和的民粹主义统治，并逐渐健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在媒体与社会的合谋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弥漫着浓郁的消费气息。身处在这种消费景观迷惑中的工人阶级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渐渐地安心在家里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妻子，在社会上做一个本分修理工、好教师、合格的医生，相信个体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拥有完美的幸福生活，“再没有什么值得去奋斗、去欲求、去爱了”①。本应是资本主义社会颠覆力量的工人阶级却变成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社会的变革力量被资本主义成功收编，人民被成功地“占有”，资本主义甚至宣布“历史已经终结”②。在这种“右派的归化”过程中，“人民民主”的色调日益泛化，人民看似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人而享有社会的财富，却看不到背后意识形态的迷惑性，普通的个体很难突破这种“政治无意识”的限制，甚至连很多当时杰出的社会学家如雷蒙德•阿隆、爱德华•布尔斯、S•M•李普塞等都难以例外，他们都把这一时期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时期。在这种新的社会现实面前，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两大主要阶级以及两个阶级对抗的分析，似乎已经失去了现实支撑。而丹尼尔•贝尔、詹姆逊、利奥塔、波德里亚、德里达等诸多理论家在这一变化了的社会现实面前，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理论很难全面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多样异质的对抗性社会因素的包容。在这种变化了的革命现状面前，很多左派知识分子因为找不到现实出路而普遍陷入思想危机，比较典型的如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在这时出版了他的《自我批评文集》，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思想家高兹则从一个当代资本主义的激烈批评者转变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以马克思理论解决当代环境危机以使人类摆脱生存困境。与资产阶级成功地“占有”人民形成对比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与失败，特别是共产主义在东欧等地区的失败，加剧了左派理论家在思想上的动摇。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巨变中工人阶级所推动的社会变革，则让左派理论家对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当作剧烈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的论断产生质疑。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社会性质、变革目标、革命纲领、变革力量等诸方面的论断，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被重新审视，怀疑的氛围日益滋长。与此伴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广泛兴起的以生态主义、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种族问题、民族问题、同性恋问题等为代表的各种新社会运动，这些新社会运动加速了学术界对以解构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为核心的后现代理论的传播与接受。这些反抗运动所指向的是分化而异质的压抑主体，它的多样性与不可归约性倚重的是后现代主义对多元与差异的追求，这与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的宏大主题相冲突，自然导致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对抗与意识形态等经典概念的重新思考。在这种怀疑目光的质疑下，马克思主义能否有效地阐释变化了的资本主义已经很难获得肯定的回答，很多左派理论家甚至悲观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修正的，“作为一种解释体系，它已经死亡，而且它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地用之于解释当代生活、预见未来或培育出乌托邦规划的方法”③。“每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乎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就会发生危机。”④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变化了的资本主义面前所面临的范式危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范式危机的表征，更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试图寻求理论与现实突围的努力与尝试，这种范式危机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提供了时代背景和理论空间。拉克劳和墨菲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定义后马克思主义的，“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①。
二、“从意识形态退却”：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策略
为了突破马克思主义对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无力阐释的范式危机，后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批判范式的转型中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解构又有建构，在双重维度上建构起后马克思主义独特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后马克思主义采取的理论策略是“从意识形态退却”。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论范式，意识形态批判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它经历了从哲学批判到社会实践批判的过程。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自己的思维去衡量现实和历史，颠倒了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种唯心主义扼制了革命的能量。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焦点是资本主义对个体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容易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②。但资本主义反而把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鼓吹为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就，故意掩盖这种物化对个体的主宰与异化的事实。为了反抗这种异化，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最终归宿，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真正指向未来革命运动的实际承担者，“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③。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的调整，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所面对的对象更加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在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和传媒的鼓吹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革命依靠力量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收编，在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因其一元化和独尊本质主义而失去了理论增殖空间。在这种理论困境下，后马克思主义从后现代主义在文学、哲学、语言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理论中吸取能量，把索绪尔“能指的漂浮”、拉康的“缝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福柯的“离散”、德里达的“延异”等概念综合进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中，建构起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接合实践”（hegemonicarticulationpractice）这一理论范式，主张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及阶级要素完全剥离开来，致力于构建多元化的政治诉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更广泛的增殖性运用场域和空间，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能量。霸权理论是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葛兰西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意指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经由“统治”转向“领导”，即不再通过传统的军队、监狱等暴力方式控制社会，而是通过加强宣传，强化资本主义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进而让社会中的个体接受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法律制度，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但这种“领导”的终极依然是对“权”的争夺，虽然强化了精神和道德的优先地位，但依然不能抛弃经济基础，而要争夺领导权，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主体性自然是题中之义。在汲取各种后现代理论对中心论和本质论解构的基础上，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霸权理论依然是本质主义的，它对领导权的阶级主体性和其中心地位的强调，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非阶级的社会群体所进行的努力，如环境保护主义、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多种社会运动群体所进行的多元化斗争，而把这些斗争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单一的斗争。在这种背景下，后马克思主义试图用后现代理论的偶然性和差异性去缝合因各种社会运动而造成的碎片化的斗争主体，尝试把各种社会运动的政治诉求接合成统一的政治活动，即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激进、自由和多元的民主斗争形式，“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是在激进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①。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强调的是对资产阶级的颠覆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首要任务就是颠覆资产阶级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一任务的依靠力量只能是工人阶级。后马克思主义解构的理论策略是“从意识形态退却”，释放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中被遮蔽的各种社会群体多元化斗争的积极性，用一种开放性和协商性的政治来终结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对本质的一元化认同，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对共产主义价值追求的理想，让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批判性的解构中得以重新焕发生机，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理论活力。
三“、从阶级退却”：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策略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才是形成和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并推动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力量，无产阶级及其代表工人阶级被马克思赋予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特权化主体”而处在解放整个人类的优越地位。即使在革命失败陷入低潮时，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动性也没产生过怀疑。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下，整个社会弥漫在消费景观的物质狂欢中，这让工人阶级因物质占有的丰富而产生了一种主人翁的虚幻感觉。消费逻辑在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瓦解了人们的反抗精神，使工人阶级丧失了作为革命阶级的能动性和无产阶级意识。在高科技革命助推下，当代资本主义已经由工业社会转型到后工业社会，大机器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大量产业工人已经被高科技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后工业社会需要的是掌握高科技的知识阶层。生产力的变革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随着知识技术成为生产力的核心，必然带来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导致大量带有巨大异质性的中间阶层出现，人们在日益关注个体日常生活的同时，作为个体身份认同纽带的“阶级”慢慢地从个体生活中撤退。于是，左派马克思主义非常茫然地发现，那个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已经消失不见，他们不得不“逐渐面临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象”②，这促使他们对工人阶级能否成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这种变化了的革命形势让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到，“通过一个团结起来的阶级来解放全社会不再是理解或预期社会变革的模型了”③。于是，他们积极调整了革命策略，向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道别，质疑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这一普遍历史的合法性，提出“从阶级退却”的现实策略，试图回应对革命主体的挑战。“从阶级退却”让后马克思主义从各种后现代理论中突围而出，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批判性理论，自然也招致左派理论家的批判。加拿大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伦•伍德在拉克劳和墨菲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翌年，即推出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著作，标题就是“从阶级退却”（Re-treatfromClass）。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采取“从阶级退却”的现实斗争策略，工人阶级革命意识衰退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改变了社会阶级构成。各种社会运动都在为自己群体争取权利，把焦点集中在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上，但很难有一个中心能够全面控制社会，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开始以分散的、非中心化的形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坚持“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就不能释放各种社会运动的革命能量，因为“颠覆和改变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主要不是从解决单个问题的改革运动产生的，而是从各种组织和大众联盟产生的，女性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同性恋权力倡导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将成为一个统一的以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运动中最先进的成分”④。因此，“从阶级退却”的现实斗争策略是后马克思主义在后工业时代采取的新斗争模式，它呼应的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承担者已经被资本主义收编，拒绝承担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革命主体，此时，要想把各种社会运动群体的革命需要整合成统一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弱化“阶级”在解放整个人类的革命运动中的优越地位，放弃寻找作为“普遍的阶级”的革命主体，以更加开放的多元主义整合社会中的革命力量，才有可能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达到全人类的最终解放。面对左派理论家的批判和责难，要肯定的是，采取“从阶级退却”的现实斗争策略，并不意味着后马克思主义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阶级主体，而是在一种变化了的革命现实下，更大限度地释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能量。在这个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它保持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政治的敏锐关注，但包纳这多种形式的统治和社会冲突的多种区域，并且克服马克思主义（和卢梭）表达的行动理论”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结语：激活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意义在论及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时，德里达认为，“那些把自己的学说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②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精神的真正继承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植于后现代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在批判的维度上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涵，他们才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真正意义上的继承者。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类渐渐地摆脱了贫困与疾苦，不用为生存而发出反抗的怒吼，剥削与压迫也以一种慈善的面孔麻痹了我们的反抗本性。在当下，依然需要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去质疑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去思考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去谋求人类获得最终解放之途。这种激活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努力不是一种理论思考与智力游戏，更不是困守书斋的一种无奈的思想突围，而是有着极强的革命性。它要求我们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以实际行动改变自身与社会的异化状态。这是学术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更是当下中国这个大时代赋予我们的时代重任。唯有如此，我们的学术与研究对现实社会才有区域经济论文意义，才值得我们为之而奋斗。
作者：王士荣 单位：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