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废名的创作富有个性。他的基本思想是不满于新文学的西化发展方向,转而试图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寻找新文学的源流。当然,废名不是单纯地回到传统,而是有意识地借用传统,其方法和思路都是创造性的。他并不放弃西方文学的技巧,而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二者的融合。废名在传统中寻找资源思想和创作实践在1930年代并非个案,其思想体现了与周作人、朱光潜等作家的精神联系。废名对新文学道路的反思体现了新文学本土化的集中要求。而且,他创造性的创作实践具有开拓性意义。当然,他的探索也有不完美处。遗憾的是,后来者忽略了废名思想和探索的意义,没有出现足够的后继者和发扬者。
关键词：废名、西方文学技巧、古典文学传统、新文学道路反思、方法学
废名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特立独行的作家之一。关于他创作的成就和特点,学者们论述得已经非常详尽。然而,正如1980年代初有学者所指出的,废名的意义主要不在其文学价值本身,更在其对新文学发展方向的探索和创新。(注:杨义:《废名小说的田园风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在这方面,也许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因为现有研究者多关注废名在现代抒情小说传统中的开拓性意义,但在我看来,废名的更深层意义在于他对新文学西化方向的反思和批判,以及试图在与古典文学的联系中寻求到新文学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一、从1920年代的《竹林的故事》,到1940年代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废名的创作存在较大的变化。真正能够代表其创造性探索的,是自他1930年创作发表的《枣》开始的后期创作。因为他早期的创作虽然有很好的社会反响,但他自己后来却持否定态度:“我以前写了一些小说,最初写的集成为《竹林的故事》,自己后来简直不再看它,是可以见小说之如何写得不好了。”(注:废名:《立志》,原载《华北日报•文学》1948年2日15日第八期。止庵编《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并一定程度改变了自己的创作特征。从《枣》到《桥》,再到《莫须有先生传》,每一步作品都有新的特点,总体方向是探索意味更浓,艺术表现愈显艰涩。虽然随之而来的多是批评和否定之声,读者也日见稀少,但废名却相当自信。在谈到《桥》时,他这样说:“我感谢我的光阴是这样的过去了,从此我仿佛认识一个‘创造’。真的,我的《桥》它教了我学会作文,懂得道理。”(注:废名:《〈桥〉序》,原载1932年开明书店《桥》,收入陈振国编《冯文炳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可以说,正如人们对他的评论:“他从不趋时媚俗,哗众取宠,从不知投机为何物”(注:卞之琳:《〈冯文炳(废名)选集〉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废名的坚执中自有其独立所在。
废名所进行的文学探索,最基本的,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因素融会到现代文学中,以之承接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精神。
废名创作的传统因素是很突出的。首先是在艺术表现上,他将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是诗歌)的意象和韵味挪用到新文学中来。其典型体现是小说,其小说充满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特点,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就是古典诗歌的现代化改写。其叙述形式是完全的散文构架,传统小说中故事情节的中心位置被诗意所代替。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已多有论述,不再赘语(注:代表作如凌宇《从〈桃园〉看废名艺术风格的得失》,《十月》1981年第1期;吴晓东《意念与心象——废名小说〈桥〉的诗学研读》,《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废名的诗歌也是这样。他所创作的新诗中,往往都会夹杂几句表现古典意象的诗句,这些句子有些是借以传达美的特质,有些则是直接袭用古典诗歌名句,融为其新诗之一部分;其次是在思想意蕴上。废名的文学作品大多寄寓着传统文化色彩,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卓有影响的佛学、禅学和道家精神,在他的诗歌、小说中都能看到,甚至可以说,他作品中所传达的生命和生活态度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传统文化笼罩着他作品的思想意蕴,决定着他对世界的审视,或者说决定着他对文学世界理解和表现的方式。唐弢先生曾评价废名的创作:“保持着东方文学的历史传统,反映了中华民族淳厚的气派与作风”(注:唐弢:《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应该说是独具慧眼,准确犀利的。
但是,废名的借鉴传统、化用传统,却绝对不是一味地回归传统、排斥西方文学影响。事实上,正如废名所喜爱和尊崇的对象既有李商隐等中国古代诗人,也有莎士比亚等西方文豪,他的创作中也深深地镌刻着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想的痕迹。就思想而论,他的作品基调应该是现代的。如对普通民众充分尊重的平等精神,对儿童和女性的爱和热忱,都体现着现代人道主义色彩。所以,其作品虽然蕴涵着深重的禅机和道家人生观念,但并不是遗世而居、远离世俗。从艺术来说,他的叙事方法也是完全的中西融合。其叙述者既承担传统中国小说中的说书人角色,又承担现代小说抒情和思考者的任务。小说的意象充满古典美,但结构上的承接过渡间,又有很清晰的现代小说技巧。
所以,废名的文学创作虽然以回到传统为特征,但其内涵是西方底蕴与中国传统的汇合,其意图是对新文学单一西方化方向自觉的弥补和纠偏。这一点,正如钱理群所考察到的,废名作品传达出强烈的现代堂吉诃德精神。这一精神既是源自西方文化传统,又与中国传统思想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西文化、中西文学高度而自然的结合(注:钱理群:《废名:现代堂吉诃德的归来》,《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废名的创作有这么自觉的探索,一方面与废名的文学素养有关。他受西方文学影响颇深,但同时也对传统古典文学艺术有充分的喜爱和肯定。尤其是到1930年代后,废名多次表示对中国古典文学成就的推崇:“而古人的文章(包括诗在内)每每有到现在(这是说我现在的标准甚高)令我不厌读的,是可见古人如何写得好了。”(注:废名:《立志》,原载《华北日报•文学》1948年2日15日第8期。止庵编《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在一篇谈孔子论诗的文章中,他更表示了对中国文学诗教传统的认可,认为新诗应该将自己纳入到古典诗歌精神传统之中:“这个诗是中国民族的诗。这里也就是道,因为孔子的道是伦常,离开伦常就没有道。这个伦常之道又正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国作家如不本着伦常的精义,为中国创造些新的文艺作品来则中国诚为病国,这里的小孩子没有一滴精神养料,如何能长得大呢?”⑥废名:《响应“打开一条生路”》,原载《大公报•星期文艺》1946年12月1日第8期。止庵编《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237页。)他的创作之所以凝聚那么深的传统文学因素,与这种认识和积淀是分不开的。
但是更重要的,这是废名对新文学发展方向整体认识的结果。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尤其是到1930年代后。废名有一个越来越明确的思想,就是认为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主要是西方化的,缺乏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借鉴。对此,他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因此,他在对自己早期创作进行反思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当时对于文艺都是从西方文艺得到启示,懂得西方文艺的‘严肃’,若中国不是‘正经’便是‘下流’,即是一真一伪,……”⑥这显然针对的不只是个人,更是一种时代潮流。之后,他曾借谈新诗发展的机会,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新文学与传统关系的思考。一方面,他认为新诗(新文学)肯定不能像旧诗(传统文学)那样写法,需要有思想和艺术的创新,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新诗(新文学)应该在传统诗歌(文学)中寻找路向,建立在这一思想上,他对1930年代后期诗歌界的回归传统趋向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对五四文学方向表示了质疑:“我们现在的新诗是白话诗,但当初新文学运动者所排斥的古典派乃正是今日新诗的精神了。”(注:废名:《〈十四行诗〉》,见废名《新诗十二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在谈到林庚的新诗创作时,更明确表示:新文学的发展不应该循着西方文学的方向走,而是应该在传统里找资源:“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因为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这不但证明新诗是真正的新文学,而中国文学史上本来向有真正的新文学。……真正的中国新文学,并不一定要受西洋文学的影响的。”(注:废名:《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见废名《新诗十二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是他努力将传统文学灌注于现代形式,将本土与现代予以融会的实践。
二、虽然废名作品的晦涩在新文学中是首屈一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和创作是完全的个人化产物,相反,在其背后,潜藏着一种群体性的文学潮流。
自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明确的,就是循着西方文学的路往前走。包括到1930年代,以“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为代表的作家也在坚持着这样的方向。
但是,这中间也始终有批判和否定的声音,尤其是到193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作家明确对新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方向表示不满,有了寻求新路的思考。
这其中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是19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在这场规模宏大的讨论中,瞿秋白、茅盾等人对新文学提出了尖锐批评,一些作家和学者提出了颇为极端的“方言化运动”等,在文学形式上主张尝试“旧瓶换新酒”、“大众文学”等思想主张。“大众化运动”所代表的是对新文学过于西方化、忽视大众接受进行的批评。这一点已经引起了我们大家的充分重视。然而,在几乎同时,还有另一种方向存在,它的对象不是传统“大众文学”,目标也不是获得大众,而是希望借取传统的因素,承接起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它可能不如“大众化运动”那样因为有政治的因素搀杂而显得轰轰烈烈,也没有那么尖锐的意见表达,但却是更实在也更持久的文学思考和文学探索。
比如,曾经的五四文学倡导者周作人,在1930年代曾这样反思新诗的发展:“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的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进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自由之中有节制,豪华之中含青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美化,不可只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注:周作人:《扬鞭集序》,见《谈龙集》,岳麓出版社1989年版。)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想从事文学创作,“须略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而这一传统的主流应该是以传统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人的人生观也还以儒家思想的为主流,立起一条为人生的文学的统系,其间随时加上些道家思想的分子,正好作为补偏救弊之用,便得调和渐近自然。”(注:周作人:《苦口甘口》,原载《艺文杂志》第1卷第5期,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包括对于文言文于现代汉语中的位置,他也表示:“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但是在白话文运动胜利后,“应该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改正以前关于国语文学的谬误观念。”(注:周作人:《国语文学谈》,载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2页。)周作人在此期间写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立足于从古典文学传统中去寻找源头,就体现着明确的思想意图。
在创作界,施蛰存是另一个代表。他虽然借鉴了西方心理主义进行创作,但也曾有往传统文学回归的努力。1937年,施蛰存明确表达对“与旧的传统完全脱离,而去过继给西洋的传统”的新文学小说发展方向的不满,指出可以探索从中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从这中间去蜕化出一个新的阶段,我想一定能够使白话文获得一种新的妆束的。”并且表示:“对于西洋式的正格的小说却有点怀疑起来了,到底它们比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甚至笔记体的小说能给读者若干好处呢?”(注:《小说中的对话》,原载《宇宙风》1937年第39期,收入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471页。)在此思考上,他“有意地试验着想创造一种纯中国式的白话文。说是‘创造’,其实不免大言夸口,严格地说来,或者可以说是评话、传奇和演义诸种文体的融合”,(注:施蛰存:《关于〈黄心大师〉》,收入《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页。)创作了《黄心大师》等探索性作品。
施蛰存的创作得到了京派著名理论家朱光潜的认同和赞赏,其着眼点正是它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施蛰存先生的《黄心大师》很有力地证明小说还有一条被人忽视的路可走,并且可以引到一种新境,就是中国说部的路。……读许多人的小说,我们常觉得作者是在做文章;读《黄心大师》,我们觉得委实是在‘听故事’,而且觉得置身于‘听故事’所应有的空气中,家常,亲切,像两个好朋友夜间围炉娓娓谈心似的。”(注:朱光潜:《编辑后记》,原载《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37年6月。收入《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
所以,沈从文在对废名进行批评时,明确将矛头对准了他背后的周作人等人:“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示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趣味的恶化,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等散文揉杂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注: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沈从文批评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他所指出废名的创作背后有更深的思想源流,显然是确实的。准确地说,废名创作源自新文学的自我反思、寻求新路的潮流。只不过,相比于其他人,废名虽然没有表现出太激烈和耸人听闻的姿态,但在思想和实践上却是走得最远。因此,废名的创作比其他人更具代表性,其影响也更能持久。
三、废名的创作不是孤立的横空出世,显然,对其意义和得失的论述,也不仅仅只立足于其本身,而是应该从新文学发展潮流上来进行。
最基本的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废名思考和探索的方向性意义。因为新文学在其开端中确实有其偏激和片面处。这在五四新旧更替的特殊时期是完全可以谅解甚至是必需的,但是,它此后的发展需要做出某些纠偏和矫正。在这个方面说,1930年代的“大众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五四文学过于西方化、忽视大众接受方面的偏差的批判,而以废名为代表的向古典文学传统寻求新路的作家们则针砭了新文学的另一个缺陷,就是对古典文学传统的处理过于简单化。因为新文学要真正建立自己的独特精神和审美个性,古典文学的传统是必须要借鉴和吸收的。从这方面说,废名对新文学道路的反思和探索集中体现了新文学本土化的自我要求。
而且,废名的思想不只是具有宏观的方向性意义,还提供了颇具新意的具体思路。比如他对新诗与古典诗歌关系的认识,在具体方法上强调继承,在精神实质上又突出差异,颇超出一般人的简单继承或简单割裂思想。这一点,与近年来有影响的美国学者王德威的看法有相当的共识:“新诗出来是一个绝然不同的文类,虽然也叫诗,但这个文类是完全跟古典诗歌是不同的。”(注:王德威语,吕周聚:《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王德威教授访谈》,《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48页。)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更突出的是在小说创作中,他完全摈弃了传统小说的形式(包括体裁和艺术方法所有方面),而是将古典诗歌的艺术特点借用到小说中来,将古典文学的意境美特点嫁接到新文学小说中,其意图在于为新文学小说道路寻一条新路——一条不完全跟随西方文学方式,而是浸润中国古典文学特征的本土化方式。正是在这里,废名实现了对新文学小说艺术的另一种新的探索,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这种探索的意义绝不是对传统旧形式的简单回归所能比拟的。这一点,就像朱光潜对《桥》的评论:“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而夫夫人,而实在这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桥》有所脱化而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注:孟实(朱光潜):《桥》,《文学杂志》1937年第1卷第3期。)在这方面,废名的创新意义远远超过当时和之后的许多对旧形式的模仿和回归者。当时流行的“旧瓶装新酒”和后来的“新英雄传奇”,都因为缺乏足够的创新,很快陷入失败。而废名凭借其对传统的“现代化”改造,使传统与现代有了巧妙的融合,既开创了新文学的“诗化小说”传统,也展示了独特的小说艺术魅力,其成就是颇为突出的。
但是,废名也存在某些误区。其一是对传统在文学中位置上的认识有所偏离。传统文学确实有值得融入新文学的内涵,但是,这种传统不应该是纯粹精神的、古典的,它应该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溶入生活的新鲜与活力。这样的传统才能真正有生命力,才是真正实现了现代的运用。废名在这方面显然有所不够。他的创作追求古典文学精神,却没有将它们融入现实生活当中。它所导致的结果,首先是缺乏自然的鲜活的生活气息,也缺乏个性化的、鲜明的人物——在这方面,废名后期创作逊色于前期的《竹林的故事》、《桃园》等作品,失去了那种浓郁的、强烈地方色彩的生活气氛。这也是其后期作品感染力和影响力不如前期作品的重要原因——其古典文学韵味虽然存在,却是与其所表现的生活相游离,不体现真正的现代特征。这一点,就像余冠英在当年对《桥》的批评:“本书的意境和文章,都好似‘不食人间烟火’的”。(注:灌婴(余冠英):《桥》,《新月》1932年第4卷第5期。)沈从文也批评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把文体带到一个不值得提倡的方向上去,是‘有意为之’了。”从而“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所谓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注: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1957年,废名在为其小说选作序时对此也有所认识:“反映了生活的就容易懂,个人的脑海深处就不容易懂。”⑧废名:《废名小说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虽然在这篇序中可以感受到一定的外在压力,但这段话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其二是在如何化用传统的方法上。在这方面,正如前所述,废名的探索很有创新意义,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其中也存在一定的反思空间。关键也许还是在生活。因为缺乏鲜活的生活为基础,他的古典文学传统运用有显得生硬和勉强之处。比如,他的诗化语言作为叙述时也许缺点还不突出,但运用在人物语言的时候就明显显得过于静态和生硬,缺乏口语的活泼和变化,直接影响到生活表现的生动性。这必然导致其小说诗意表达与生活场景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尽管废名采用了跳跃性的叙事方式来勉强维持,但效果并不理想。同样,其诗歌借用古典诗歌意象也存在过于死板和滞重之处。虽然学者们对其诗歌成就存在一定分歧,但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废名诗歌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今天,他的诗歌始终没有引起文学史的关注,更没有受到读者欢迎,缺陷是明显的。(注:参见陈建军编著:《废名年谱》之“废名研究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卞之琳的评价应该说是很准确的:“他的诗,语言上古今甚至中外杂陈,未能化古化欧,多数诘屈聱牙,读来不顺,更少作为诗,尽管是自由诗,所应有的节奏感和旋律感。”(注: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尽管废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正如李健吾先生所说:“如若风格可以永生,废名先生的文笔将是后学者一种有趣的探险”,(注:李健吾:《〈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咀华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版。)废名的探索方向对新文学很有开拓意义,有着非常值得继承的发展空间。遗憾的是,1930年代的背景不适宜废名文学探索的发展,西方化为主流的五四传统自然是排斥他,以实用为目的的现实政治文化也与之相颉颃。在这种情况下,曾与废名从事过类似探索的施蛰存在表达对新文学方向不满之时,显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注:施蛰存将自己的思想表述为“蕴蓄甚久而不敢宣泄”,并承认自己“心里虽然纠缠着这个问题,但因为到底不敢不承认自十九世纪以来的那些西洋小说为正格”,不敢表达自己的思想。施蛰存《小说中的对话》,原载1937年《宇宙风》第39期,收入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468页。)废名虽然有更坚强的个性,但在全民都呼“看不懂”、一片批判之声的背景下,他的探索也难以为继。废名后来曾反思自己:“当时有人笑我十年造《桥》,同时又有《莫须有先生传》的副产品,其实《桥》写了一半还不足,《莫须有先生传》计划很长也忽然搁笔,这都表示我的苦闷,我的思想的波动⑧。”他的探索在无奈中走向末路。此后新文学的发展背景依然如是。因此,虽然时有对新文学西方化方向不满和批判之声,但基本上只从实用和民间传统上去考,很少有人像废名一样从古典文学传统上去为新文学寻路,更少有人像他那么作执著而深远的探索。正如黄裳所说:“我觉得废名在新文学史上的努力与表现是应该受到注意的。他开了一条寂寞的头,接下去就被人忘记了”,黄裳:《废名》(下),原载香港〈大公报〉1982年7月1日。收入陈振国编《冯文炳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矿产经济论文1990年版,第247页。)废名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遗迹,一个符号。人们或者认同他,或者批判他、躲避他,却很少有人去思索他、继承他、超越他。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遗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