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恐惧与权力的恶性循环
随着后9．11时代恐怖主义在全世界的泛滥及造成的严重危害，恐惧政治已经成为公共生活的一种限定性特征，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心理已经影响到国家政党政治，英美各国政党关于对付恐怖主义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已经成为左右政党能否获得选举胜利的关键。恐惧的阴影弥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可以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沦为了恐惧的殖民地，而恐惧的蔓延成为政治权力扩张的最好借口。本来当今社会应该比任何时代都要安全，可是人们就在这样一个“安全”的社会里惴惴不安。挪威学者拉斯•史文德森甚至提出了“恐惧文化”的概念，它成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放大镜_1]。在这样的放大镜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恐惧——不安——更大的恐惧——更大的不安。
可以说今天“恐惧政治”的实践已经内化于整个政治阶层，并制度化于公共生活。社会沦落为政治权力挤压和殖民的场所[2I1。恐惧已经成为权力的生产机制，我们似乎又进入了另一个恶性循环：恐惧——权力——更大的恐惧一更大的权力。因此，今天的困境似乎是政治不但不能给我们带来安全，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了时代恐惧的真正源头。然而“恐惧的政治”其实并非今天特有的现象，当回顾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将发现在现代的早期恐惧就已经被当成了政治生活的心理根基，马基雅维利就把民众对必然性的恐惧当成政治秩序的根基，霍布斯也说：“恐惧是与政治生活相伴而生的孪生兄弟。,E43甚至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有对于恐惧的审慎利用。因此，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今天所面临的特殊困境，寻找方法跳出恶性循环，我们就有必要回到现代甚至古典的政治智慧当中，重新思考恐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
二、从宇宙恐惧到权威恐惧——宗教的方法
其实对于渺小而脆弱的人类来说，恐惧是生命的自然后缀。巴赫金曾经提到过一种最原始的宇宙恐惧：“面对无限宏大与无限强大时的恐惧，面对星空、群山、大海时的恐惧，对宇宙剧变、天灾的恐惧。-E5~50而人们之所以对宇宙产生恐惧，是因为宇宙对于人来说处于永恒的不确定性状态之中_6]4。，它是一股无可名状的并且对任何事物尤其是人类都无动于衷的力量，它因而无法被理解，更不用说去把握和征服了。人们在面对这种不能掌握、理解和在精神上吸收的可怕力量时就会感到恐惧与战栗，感到自我的渺小和脆弱。正是这渺小和脆弱才是恐惧的最终根源。因此可以说宇宙恐惧是对未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恐惧，也是一切恐惧的原型。人类应对宇宙恐惧的方法，是将宇宙恐惧重塑为权威恐惧。所谓权威恐惧是对人造权威的恐惧，对人造的和人所控制的力量的恐惧。权威恐惧之本质“不是对某一特定威胁之忧虑，而在于一个人在面向他人时的全然脆弱之感受,E5351。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和政治是人造权威恐惧的最重要形式。让我们先考察一下宗教的方法。第一个将宇宙恐惧转变成权威恐惧的就是宗教，上帝可以被看成是权威恐惧的典型形式。巴赫金讲述了一个从宇宙恐惧变成权威恐惧的故事：“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遍山大大地震动……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6344，这显然是对宇宙恐惧的典型描写。但是在混乱声中人们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说的我们都要遵行，”¨6i4上帝满意于他们坚定的顺从之誓，允诺带他们去那“流奶与蜜之地'~'E6144，这显然就是对权威恐惧的典型描写。然而这之问的过渡是怎么实现的呢?令人恐惧的宇宙开口说话时，就成了令人恐惧的上帝。一方面上帝通过承诺安全来控制人的灵魂。主与他所代替的麻木不仁的宇宙不同：他能言语，也能发布命令，主对软弱的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不是无动于衷的。人类与上帝签订契约，通过绝对服从上帝来换取上帝统治下的安宁。
人们只需严格遵从“律约”，就可以换来上帝的仁慈，这个时候上帝也受制于他子民的服从，人类也间接地获得了某种权力。用鲍曼的话说，“他们用白天的温驯虔诚换来每夜没有噩梦困扰的安眠”lL5l5。这个过程说明只有通过律约的方式，宇宙恐惧才能被铸造成为权威恐惧。但是，另一方面，上帝的“权威”力量也具有与“宇宙”力量同样的模式。《约伯记》宣称主对他的崇拜者不负任何责任，他不受任何律法的约束。这意味着上帝的行为是不可猜度的，他总是处于不确定状态。主的无所不能包括反复无常的权力。主与宇宙相通的地方在于，他不受人的想法和行为的制约，也就是说，他可以制造例外，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任何规则或规范的制约，哪怕这个规范是由权力本身制定的，也就是说上帝享有终极的豁免权。“豁免权肯定了神的权威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类持续不消的恐惧。由于豁免权，现在的人类和有‘律约’以前一样软弱茫然~'t'[6145。综上所述，子民与上帝签订的“不平等”律约具有两面性。上帝在把令人恐惧的宇宙掩盖起来的同时，又露出了自己同样令人恐惧的面孔。他削弱了恐惧，又制造了甚至更大的恐惧。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圣经》拒绝讨论宇宙论的问题，好像上帝完全代替了宇宙的地位。同时他又禁止人类获得智慧，禁止人们探讨天体的来源]9。。显然，《圣经》传统已经意识到了知识或者智慧具有解除恐惧的力量。宗教用信仰克服宇宙恐惧，而对上帝的权威恐惧却成为了信仰的根基。
三、从自然恐惧到人造恐惧——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
由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现代政治哲学始于对基督教的反叛。因为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基督教鼓励谦卑、驯顺和对此岸世界的漠视，它造成了世界的“普遍孱弱”[3]88。而这种“孱弱”的本质是对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自然必然性”的恐惧。显然马基雅维利悄悄地重启了被基督教所禁止了的宇宙论的探讨。施特劳斯就认为，马基雅维利通过引述“一些哲学家”的话暗示，世界并非由上帝所创造，而是永恒如此、从来如此的l3坫。这个“永恒如此、从来如此”的东西就是自然。马基雅维利所理解的自然必然性是一种饥馑、贫困、匮乏的状态，就好像两个遭遇沉船灾祸的人在同一个木筏上的处境。面对这种必然性，绝大多数人亦即大众都会因为恐惧而表现得驯顺服从，这就是所谓社会道德的最终来源。而真正的君主却是绝对的强者，他们完全可以战胜恐惧，直面并且超越自然必然性的束缚，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所提倡的自然德行l3j3。秉持自然德行的君主可以背信弃义、尔虞我诈，正是这样的人而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完成社会的奠基，使得民众的社会德行成为可能，其方法就是利用民众对于自然必然性的恐惧，并将这种恐惧转变成为人造的恐惧。
马基雅维利认为，一般而言，人们不具有趋向善的自然本能，而是相反，人们在原初境况里是处于腐化堕落的状态的。而必然性之最初降临到人们的头上，所凭借的就是人类对于这种自然必然性的自然恐惧，是这种原始的自然恐惧造成了人类的最原始的善，使得社会的产生成为可能。而人们一旦组成社会以保证相互的安全，社会生活的维系就要求自然的恐惧必须被一种人造的恐惧所取代，否则关于善的必然性，就会被社会所提供的安全状态所取消。因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只有通过他人所人为造成的这种制造恐惧的强制手段，才可能被造就成好人，并且维持这个好的状态”l3l3”。
而这里所谓的人造的恐惧就是君主及其制定的法律，超越了恐惧的君主实际上是在模仿自然必然性创造一种人为的必然性。正是这种人为的必然性成为人造恐惧的根源。马基雅维利曾经引证过一个例子，很好地解释了君主是如何利用恐惧来使得民众变成好人的。古代战场上罗马士兵在面对强敌环视、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唯有选择济河焚舟、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有一线生机。在这个案例中，罗马将军梅西乌斯正是利用士兵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心理，才使得士兵们变得英勇无敌l3州。
这个故事至少同时说明了两点，一是普通的作为弱者的大众只有在对必然性的恐惧驱使之下才有可能被造就成为好人；第二个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君主就是要直面这种绝境，战胜对自然必然性的恐惧，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出审慎的抉择。综上所述，马基雅维利虽然提倡君主要有超越恐惧的自然德行，但其言下之意却是只有战胜恐惧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利用恐惧，只有君主对于民众的恐惧采取审慎的利用才有可能促使民众向善，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维系。这个时候君主必须成为人造恐惧的源头，这实际上是用对君主的恐惧来取代了对于上帝的恐惧。
四、从虚荣到恐惧再到理性——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在面对人类的恐惧时还敢于强调君主超越恐惧的自然德行，那么在他之后所有的政治哲学家就都彻底放弃了这种超越的维度，转而承认恐惧的正当性地位。难怪阿伦特要将马基雅维利称为“唯一的后古典作家”¨8]。霍布斯就是在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思路基础之上继续前进，以更加明确严谨和“大胆鲁莽”(洛克语)的方式将现代政治哲学的大厦建立在恐惧的根本激情基础之上。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运动中的物体”，人的意图或意念所指陈的方向就是欲望，它的根源在于人的虚荣自负；而与此相反的方向就是嫌恶，所有人都追求他欲望的东西，而避免他嫌恶的东西。当人们认为外在对象将对其造成伤害时，嫌恶就称为恐惧l9]。人永远都在欲望与嫌恶、虚荣自负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但是虚荣自负是更为根本的生命动力，嫌恶和恐惧都只不过是它的派生物。丧失生命的恐惧只会发生于人们为虚荣自负所驱策的斗争中。“人的这种相互伤害的自然癖性，发自他们的激情，但是首先发自他们的虚荣自负”1o]29。在事先无法预见的生死搏斗中，虚荣自负造成不幸和灾难，单纯只有虚荣A负是完全非理性的，人可以在这种非理性的状态中醉生梦死。
虚荣自负的自然欲望因此就是反国家的，它势必导致“每个人针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在斗争中，敌对双方都为丧失生命的恐惧所震慑，从而克服了他们的虚荣自负以及承认恐惧的耻辱。这种对凶暴横死的恐惧就其起源而论，是先于理性的，但就其作用而论，却是理性的。正是在这种理性的指引下，人们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那个自然劲敌——死亡”。死亡作为公敌迫使人们达成共识、建立国家，以保障尽可能的长治久安。因此人们之所以建立主权是因为相互恐惧，是每个人对每个他人作为自己的潜在谋杀者所怀有的恐惧。
恐惧成为利维坦最终的心理根基，消除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恐惧也成为利维坦合法性的根基。在恐惧带来的自我保存的理性指引下建立的利维坦却要求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意味着人们免除了相互之问的自然恐惧，却同时进入了对于利维坦的恐惧之中。绝对的权力要求有绝对的恐惧，这一点可以直接地从“利维坦”一词看出端倪。“利维坦”来A《约伯记》，被上帝称为“骄傲之王”，只有它才是“那些唯我独尊的孩子的国王”，也就是说只有高傲的国家才能让人们恐惧，从而制服人的虚荣自负。综上所述，对暴力所造成的横死的恐惧是霍布斯所找到的一种“普遍共通”的激情，从而奠定了霍布斯法哲学学说的基础，它是联系自然状态和利维坦的中介。一方面利维坦消除了自然状态下的恐惧，但另一方面利维坦又具有绝对的、不可把握的特征，从而成为人为恐惧的源头。可以说虚荣自负与死亡恐惧的对立是精神高傲与上帝恐惧的传统对立的世俗化形式。人类对于自然状态的恐惧转变成为对利维坦的恐惧，子民与上帝的神圣律约被转变成为公民与利维坦的社会契约。与全能的上帝可以不受律约束缚一样，拥有绝对权力的利维坦也可以不受社会契约的束缚。
五、对恐惧的内在超越——古典政治哲学的教诲
我们发现，不管足基督教还是现代政治哲学所提出的制度安排都建立在对于人类恐惧心理的认识与利用基础之上，而其方法都是创造一个人为的恐惧的源头以代替自然的恐惧。但是替代远远不是消除，实际上世俗权力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人类的恐惧，相反它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必须使得它的对象更加软弱无安全感，并使他们保持这样的状态[6J4。。笔者认为这是导致恐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恶性循环的最深刻根源：权力削弱恐惧，但是权力也依赖恐惧，而且权力更制造恐惧。宗教和政治的方法意味着对于人类本性中弱点的承认，同时意味着对人类高尚德行的摒弃。如果说马基雅维利还残留着对于人类高尚德行的些许留恋，那么霍布斯就干脆认为“一个人用尽他最大的努力，保存并保卫他的身体及其器官，使之不受死亡和不幸事件的侵害，这既不荒谬又不受指责，也不违背真正的理性的命令”uo]”，而洛克更是大张旗鼓地强调了“舒适的自我保存”l_1。人身上的超越于身体之上的更高可能性被彻底摒弃了。可以说古典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人类的德行，而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恐惧的超越。
只有真正的哲人拥有健康的灵魂和战胜恐惧的勇气，他们才能够摆脱对“我们世界”的依附，过一种符合自然的生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格拉底无所顾忌地揭穿诸神的虚伪面纱，否认打雷、闪电和下雨是由宙斯引起的。他将雷声与腹泻以及人的胃所发出的隆隆声相比拟，因此剥夺了“高高在上之物”那“令人敬畏的光辉”和“令人畏惧的光芒’[引。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战胜恐惧，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哲人。相反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过合于自然的生活，因为那意味着生活在一个没有墙的城邦中，一个无限的宇宙中，在其中没有任何人们可能热爱的东西会是永恒的。
因此说合于自然的生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令人恐惧的生活，他们都需要一堵“世界诸墙”的保护才能感到安全和生存的希望，而这堵墙将由政治和宗教一起来建造和维护①。整个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似乎就是战胜了恐惧的哲人立法者为生活于恐惧之中的大众建造“世界诸墙”。古典政治哲学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墙”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弱者的恐惧，而只是让他们有选择的恐惧。这一点可以从古典政治哲学的经典代表作《理想国》中清楚地体现出来。苏格拉底在城邦中寻找到的勇敢的德性是这样一种能力：即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他们都保持着关于可怕事物的信念，相信他们应当害怕的事情乃是立法者在教育中告诫他们的那些事情。在格劳孔的追问之下，他更进一步说“勇敢就是一种保持”，“就是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谓的“公民的勇敢”，这其实是一种有选择的勇敢。由此可见在苏格拉底所构建的最好的城邦中，恐惧并不是被消除了，而是被法律有选择地遮蔽了。这意味着通过政治的手段不但不能消除恐惧，相反它必然是对恐惧的一种审慎利用。这就是政治的和宗教的本性和局限性所在，《理想国》正是通过对这一点的阐明，把哲学生活相对于政治生活的优先性与优越性表露无疑_l。它告诉我们，生活的恐惧与不安，其根本的原因必须追溯到纯粹的内在精神，苏格拉底表达的最终真理是：一切都取决于个人l1。因此我们不应把希望寄托在外在的政治改革上，因为“唯一可能的改革是个人的改造”l1。而个人的改造，其实就是灵魂的有序化，就是在人的内心建立一座正义的城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内心深处战胜恐惧。
六、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借助于宗教与政治的手段来解决人类的恐惧问题，实际上都是借助一种人造恐惧来遮蔽自然恐惧：宗教是借助上帝的权威恐惧来遮蔽宇宙恐惧，而政治则是借助世俗国家的人造恐惧来遮蔽对上帝的神圣恐惧。两者正好构成了施特劳斯所谓的“神学政治问题”。
神学和政治都是为了克服人类的恐惧而建立起来的“世界诸墙”，应该说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法则。任何秩序的建立都需要借助于对恐惧的培育乃至选择，而这实际上是对我们脆弱感的培育和选择。世俗权力滋生于“人类生存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它又致力于创造威胁，而这种威胁正是日后它允诺所要对付的——威胁制造的越成功，对保护的需要就越强烈。而古典政治哲学则始终清楚地认识到任何外在的政治秩序都仅仅只是对肉体秩序的一种安排口，这意味着任何政治安排都无法触及灵魂的秩序，更意味着任何政治都元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恐惧问题。人类最终的安顿必然借助于灵魂的良序化，借助于心灵的内部改造，而这意味着超越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去过一种哲学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最终跳出恐惧与政治权力的恶性循环，才有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共同生活。当然完全超越于政治和宗教之上的哲学生活是不可能的，不仅对于普通的大众不可想象，即使是苏格拉底这样真正的哲人也必须依靠城邦的养育。因此如果我们谨遵古典政治哲学的教导，那么我们应该说，无论何时何地，通过心灵的内部改造来克服恐惧永远只是一个哲学的活动，亦即纯粹属于个人的永不可能最终完成的面向整全的生活，而非一种政治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