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人类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面临的发展极限与生存底线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人类惊异于自身对自然的征服能力时，也惊诧地发现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已越来越超出了可控的范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粮食短缺、能源危机、毒品泛滥、疾病丛生、恐怖主义嚣张、物质主义盛行。“发展极限冲击着人类生存的底线，引发了生存危机，人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生存信念与发展理想受到了挑战”［1］（P10）。理论的根本使命是对人类生存困境和价值困惑的自觉反思，思想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思想中的时代性。因应时代变革，对变化的时代做出合时合理的判断和分析，探讨具有时代性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建构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时代要求，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时代使命与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
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解读政治，是“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好坏之别的价值判断，它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理念支撑，即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理念基础”［2］（P14）。政治哲学是生活的智慧，有古老的历史渊源。在西方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在中国则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王权观念。然而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内，以追求“知识的严格性和可实证性”为目标的科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事实描述”取代价值判断，“科学求证”取代形而上的追问。以探讨政治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追问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应然形态为目标的政治哲学，陷入了知识合法性的危机。20世纪后半叶起，政治哲学又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复兴，一度被宣布“已经死亡了”的政治哲学再度兴起，“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成为哲学研究中的显学。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如前所述，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存方式。就人类政治实践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试图以“福利国家战略”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调整的努力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直统治着西方社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这种改变在缓解传统冲突，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种更为安全的生存网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伴生了一系列新形式的政治冲突和抗争，如文明间碰撞、族裔冲突等。这些冲突和矛盾难以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就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的剧烈变化，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纷纷转向，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新分化、新格局。社会主义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也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政治问题。在世界范围来说，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具历史意义的时代特征，在这样一个迈向全球化的时代，并没出现福山们所期望的历史终结，恰恰相反，它却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和冲突的时代，一种传统的理论模式已无法把握的矛盾体系、风险模式和冲突类型。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急剧变动和各种问题相互交错的历史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受到尊崇，既往的秩序不再稳定，旧有的社会结构将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在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毁弃了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这个家园的建构应当遵循怎样的正义原则？人们迫切地需要有为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理念的政治哲学，去发挥它对社会的导向和规范作用。作为经验科学的政治科学关注的是“作为经验事实存在的政治事物，是政治事物的具体表现、政治活动的具体过程，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经验性研究而把握政治活动的过程、公共权力的存在形式及运作规则等。”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表明，仅仅从经验层面考察政治事物，是不能满足理论和实践的需要的。不只是囿于对“是什么”的经验考察，政治哲学追问的是“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是对人类应当怎样生活即人类生活的伦理目标进行哲学的追问。这种追问是哲学式的，它所要追问的不是政治活动的具体目标，而是由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决定的终极价值。政治哲学主要是通过对政治事物总体性特征的反思而把握它的内在本性，通过对涉及公平、平等、正义、自由等基本社会价值的研究而把握政治评价的基本准则。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是理论的自觉、时代的使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哲学意蕴
按照马克思哲学本身的逻辑来认识和阐释马克思哲学，是当今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3］（P8）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实践性与革命性，使其有别于古典哲学的形而上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的适宜维度便是实践。“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7）。既表明了“新唯物主义”在“实践性”这一点上与以往旧哲学的区别，同时也更加突出了变革现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革命性，这可以说是其理论的最终归宿。从理论整体上看，可以把马克思哲学界定为一种属于马克思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包括“经济学说和历史形而上学———分别论述包括现在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的产生及灭亡”［4］（P802）。马克思本人也曾经指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任何的社会需要、法律等等都应当从政治上来考察，即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社会意义上来考察。在政治抽象的国家中，这种要求就表现为社会需要或法律被赋予一种形式的、同自己的现实内容以外的其他力量（内容）相对抗的意义”［3］（P395）。马克思在阐述阶级、国家、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些原理的时候，正是基于对现存政治的非正义性的剖析，试图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为建立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做出不懈努力。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政治哲学的总体性阐释与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并无抵牾之处。从改造世界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政治哲学也可以称得上是“实践哲学”。恩格斯恰当地评价道“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5］（p777）。
如果说卢梭的民主制度观念是基于阶级平等与自由，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是基于财产权理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基于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在对不合理的政治模式的批判中去探索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马克思所特别关注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提升到哲学高度来看的话，其中也隐含了政治哲学的内容：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看作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分析；而他的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然而却堪称真正的‘正义论’”［6］（P13）。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得出结论：唯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符合人性的正义的社会秩序，并且唯有共产主义模式才能根除异化、不平等与非人性的祸害。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要以一种崭新的视域超出现有的解释框架，从整个理论背景和落脚点上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政治哲学来理解。其实，对于西方学界的大多数学者米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有一种政治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一种政治哲学”［7］（P17）。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的政治哲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明确提出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而事实上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因应着时代的发展。“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的”［8］（p544）。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时代化的产物，其生命力依存于其与时俱进的特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再强调，“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5］（P465）。“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9］（P162）。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包括一代代思想家的理论思考；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包容了多元性的实践总结，具有多样性风格和内容。缘自其“历史视野、实践思维方式及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10］（P48）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哲学宝库中瑰宝之一。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马克思坚持认为作为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对国家、政权、制度等政治事物没有单独论述，多半是“不系统和片断式的”，“不是现成的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基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的剖析，对经济视域的过分强调，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难免产生一种忽视政治形式、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倾向。”因而其政治哲学是“未完成的”。“不是现成的”和“未完成”的特点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也在于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对变迁了的政治的理论回应和预设［11］（P22）。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在其被誉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叙述”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导论中，指出马克思思想观点的一些矛盾或待完善之处：在经济学方面，基本原理还不清晰，劳动价值论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在社会学方面，把阶级对立简单化，关于农民的论述“留下一大空白”；最大的缺陷在政治学上，未注意到民族主义现象，没有留下系统的国家理论；在哲学方面，早期马克思曾主张“扬弃哲学”，并断言“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哲学将失去其作用。”“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在马克思极少留意到的地方，因此，指望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具体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便毫无道理了”［12］（P2）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锐利的武器”［13］（P2）。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大都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西方高校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教科书均将马克思的相关哲学列入其中，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批判中汲取灵感，致力于使人类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理想成为现实。他们回溯政治哲学的思想源头，以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作为思想的文化存在方式，同时借鉴马克思实践的思维方式，关注现实政治的发展，试图建构“现实的乌托邦”。
时代主题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客观要求。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满足人的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同时，以人的公共性建构和谐的社会共同体，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课题。反思个人与社会或人的个性与公共性的矛盾，在可能且现实的意义上谋求其内在的融通，深入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代化发展的基本要义。
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语境下的建构
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无疑会波及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历着空前的历史性的大变动。中国已经无可选择地汇入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可是，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庞大的人口压力、落后的生产力未能完全消除的旧有计划体制的影响等等，为中国的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进程设置了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世界各个国家所共有的诸多“时代难题”在中国的表现则更为复杂。驾驭这种复杂的局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清醒明晰的政治理念。推进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和政治工程，完成这一伟大工程需要观念上的自觉，而这种观念上的自觉则依赖于哲学的智慧。面对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变革之大局势，各种潮流的政治哲学纷纷提出自己的建构方案，而相对于自由主义等流派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政治生活，却不仅反应滞后且缺乏有力的声音。对于建构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社会目标不多见从政治哲学高度予以理论重构的有分量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些宣传层面的东两”［14］（P53）。怎样从时代生活的要求出发开展政治哲学的研究，把握当代政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从而提炼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政治理念，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迫切的时代课题，其中当然地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建。
就中国语境来说，提出和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分析和阐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包括辩证看待、梳理、总结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资源，实现理论资源与当代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对接”，挖掘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政治哲学底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还需与其他政治哲学思想相融通，汲取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政治建构问题显然同西方社会遇到的问题有许多共同之处，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政治建设的共同问题。但中国的政治建设有其独特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因此，对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汲取哪些、摒弃哪些以及如何汲取等等，都要着眼于中国的问题，都应从有助于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这一目标出发。建构一种哲学理论，最为重要的两项工作：一是时代精神的主题化，即把时代性的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升华为某种基本的哲学理念；二是基本理念概念化，即以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表述相应的理论内容［15］（p34）。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决定性的一步是实现政治哲学主题的转换。“就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主题是革命，是破坏旧国家、建立新国家，而在夺取政权之后，则是管理好、建设好新国家。”［2］（P14）对于已经汇入市场化、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当代中国社会来说，“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是政治原则与制度秩序的问题，而当今中国现实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权利的正义性问题和如何以政治力量整合社会秩序问题”［14］（P48）。
总之，就在中国的理论视域而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要求的政治哲学意蕴是：秉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视野、实践方法与价值诉求，结合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学术梳理，发现其新的文化生长点。与此同时，关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成果，展开积极有益的对话，为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提供与时俱进的思想资源。只有紧紧地抓住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才能担当起时代的使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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