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生态美的提出
城市发展史表明，城市在方便人们的生产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扩张，资本对土地和资源的商业掠夺也变本加厉，人地矛盾突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城市病”日益突显。“从表观上看，现代城市发展也正在日益变成一种丑化运动。”［2］林立的高楼大厦和交错的高架桥支离了自然景观和城市天际线；斑驳的广告牌、炫目的玻璃幕墙和所谓“亮化工程”成为严重的视觉污染源；建筑工地、工厂车间、车站码头和商业街区的嘈杂轰鸣使人心情烦躁，生活垃圾、工业垃圾、汽车尾气、工业废水散发出阵阵恶臭……。城市文脉断裂、建筑风格雷同、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等人文生态退化现象，使城市人找不到家的归属而深感孤独。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向全球漫延，对人类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促使人们警醒和反思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深刻意识到人类迫切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当下“非美”的生存状态，重建美好的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态学创立的生态思想开始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酝酿形成了一场生态文化运动，此时“生态学与生物学概念已经经过改造成为社会学与人文学科概念，与人的美好生存紧密相连，而人的美好生存是当代最重要的美学内涵”。［3］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生态美学观由此应运而生。目前关于生态美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生态美学仅研究人与自然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但也将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的研究放到基础的位置。［4］生态美学所关注的多重生态审美关系，正是城市现实境域中遭受重创而亟待修复和重构的关系，这就促使学界聚焦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城市人生存方式的生态审美维度，对城市生态审美关系的研究成为了生态美学的核心和重点。我国著名生态美学家周膺、王诺认为，国外生态美学的兴起，以艾伦.卡尔森(AllenCarlson)和巴里.萨德勒(BarrySadler)于1982年主编出版的《环境美学:阐释性论文集》为标志。
“卡尔森和阿诺德.伯林特(ArnoldBeleant)等人的环境美学理论是对现代城市生态危机的直接反映,所关注的重点正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场所城市以及与其发生熵循环的工业、农业等所构成的人类生存环境,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卡尔森把环境美学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的原始环境与人造环境，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的生态环境鉴赏模式。伯林特不仅通过揭露批判现代城市病的“消极审美价值”，呼吁将审美考虑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反思城市的价值和目标，而且创造性地提出“融合美学”来奠定城市生态美研究的学理基础。伯林特认为“建立城市生态的审美范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作为整个环境复合体的一部分，审美地参与到环境中；在环境中，感官的内在体验和直接意义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城市规划中认真考虑审美融合（aestheticengagement），将是城市景观人性化的重要步骤。”［6］在国内，生态美学的提出和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此同时，许多生态美学家十分注重把生态美学原理运用于城市环境的审美塑造、生活方式的审美追求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寻求摆脱城市化生态困境的出路。徐恒醇发表的我国首部《生态美学》专著,以相当的篇幅探讨了城市景观设计、城市特色与风景资源的利用以及生活方式的生态审美追求等城市美学重大现实问题。周膺、吴晶推出我国首部生态城市美学专著,从存在论、自然论、文化论、社会论诸方面对生态城市美学进行开创性研究，主张人类在城市中构建人与自然平等、共生的关系。曾繁仁在创立“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基础上提出“有机生成论”城市美学，主张在城市建设中贯彻“有机性、生成性、生命力、个性化与和谐性”等生态美学原则，以实现“诗意的栖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梦想。
综上所述，城市生态美的研究，是工业城市的弊端充分暴露并危及人类生存，促使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化转型时代必然提出的学术命题。尽管学界开展了富于创造性的研究，但对“城市生态美”范畴的哲学基础、本质内涵、生成机理和基本特征还缺乏充分研究和有效界定。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点探讨。
二、城市生态美的本质及其生成机理
笔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经典著作中蕴含的“生态实践”哲学观,为我们科学研究城市生态美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实践”的范畴，但在他们诸多精辟的论述中，生态实践观已呼之欲出，其基本要点是：（1）人与自然一体观。马克思指出：“所谓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P52）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明确反对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的荒谬、反自然的观点，指出人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征服者。［9］（P383-384）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人与自然是融为一体、休戚与共的，人类应该象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自然。（2）人与自然的交往观。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10］（P52）并把劳动的本质界定为实现人与自然交往的中介，而不是人对自然界的单向改造和征服，他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1］（P201-202）而且这种物质交换必须是合理的,即“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2］（P926-927）这就蕴含着人对自然界的干预不能超出自然承载力的生态思想。因此人类应该顺应自然生态平衡规律来从事实践活动。（3）人与自然的和解观。人类以自身的行动控制、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目标也不仅是从自然界中索取更多的物质产品，而是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进，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合一。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才能达此最高境界，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3］（P77）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上述思想，笔者认为，生态实践是人们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依据生态学原理推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客观物质活动，其内生机制和发展动力根源于人的生态本质力量。人的生态本质力量是自然向人的漫长进化和社会劳动的共同作用形成的人的生态整体性和生态存在能力。人的生态整体性是指人作为生态系统整体存在的丰富特性，包括人的全面本质和丰富的感觉特性。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人要通过对象性活动“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4］（P80）“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15］（P83）人的生态存在能力包括人的生态需求、生态智慧和生态体验能力，以及生态创造能力。人的生态需求由人的生态本源性所决定。人是自然之子，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这从根本上决定人对自然生态平衡的客观需求。人的生态智慧启迪于人的生态环链性。人是整个自然界生态环链中的一环，“人人都具有生态环链性，个体一旦离开生态环链，就会失去他作为生命的基本条件，从而走向死亡。”［16］生态环链性激发人类反思自身行为的生态后果，促进生态科学和生态伦理价值观的形成。人的生态体验能力产生的生理机制是人的生态节律性。节律感应是一切生命存在和活动的生态基础和生态机制，在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中，人的生态调节机制进化成为以生理为基础、心理为中介、意识为主导的节律系统，从而使人的生命与环境建立起万物相通、天人相生的生态关联。［17］这种关联当然也包括人对生态平衡状态的愉悦感受。
人的生态创造性则把人的生态活动与动植物的生态活动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人不像动植物那样只会出于本能与自然界交换物质和能量，而是自觉能动地认识、掌握和运用生态平衡规律，发展生态治理技术，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宜居环境。人基于追求自身生态本质力量与自然界进行的对象性感性活动，是经由生态实践向城市生态美生成的机理。生态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是生态主体化与主体生态化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人具有受动性，生态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必然力量制约着人的生命活动，同时在自然向人的生成中内化为人的生理心理机制，形成人对生态效应敏感反应的审美心理结构；另一方面，人又是能动的存在物，人不仅能掌握而且能运用生态规律来控制、调整和改造自然，构建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实现生态化生存的美好理想。这是人类自觉地追求自身生态本质力量的过程。惟其如此，人同自然界才能完成本质的统一，“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8］（P79）才能在人所特有的生态实践中得到统一。这种辩证统一的过程在城市建设中就表现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就是合乎生态规律、哲学论丛合乎生态目标的城市生态美的建造活动。城市生态景观、生态环境作为人对自然界的生态调谐实践活动的成果，无论是住宅小区、购物商场、文化广场、旅游景区等人化自然，还是经人类呵护存留的湿地、荒野、海洋、河流、山脉等原始自然景观，无不体现着现代城市人的生态化生存和发展的目标和理想，凝结着城市建设者生态本质力量，寄寓着现代城市人寻根和回归家园的情愫。人们在舒适、便利、生态的城市里工作、学习、生活，“充满劳绩，但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从而体验到巨大的审美愉悦。城市生态美是人的生态本质力量在城市生态文明实践中的确证和体现，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感性形式，也即城市生态景观与人的审美感受的普遍必然联系。城市生态美视阈下的城市生态景观，不是外在于人的“如画风景”，而是人参与其中并与之融合一体的城市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由于人的生态本质力量只能在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中才能实现，因此城市生态审美“超越了审美主体对自身生命的关爱，也超越了役使自然而为我所用的价值取向的狭隘，从而使审美主体将自身生命与对象的生命世界和谐交融。”［19］这种人把自身融入对象生命世界的和谐愉悦感受，就是生态美感。著名生态美学家曾繁仁认为生态美感的本质内涵是“家园意识”，其追求的最高美境是“诗意栖居”。之所以把城市生态美感的本质界定为“家园意识”，首先，生态环境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所，只有扎根“大地”，人类才能永续发展；其次，人具有生态本性，这是自然历史的天赋，只有融入生态整体，人才真正实现“生态自我”，体验到家的归属。再次，现代城市由于工业生产方式和技术的操纵，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遭受破坏，人与自然母体和历史文脉日渐疏离，普遍而强烈地产生一种失去家园的孤独感、迷惘感,“寻根”和“回家”成了现代城市人的情感慰藉和精神希翼。而“诗意地栖居”则是海德格尔借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形象而深刻地描述了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生存境界。晚年海德格尔提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从存在论层面来阐释这种生态理想美，认为当人类与宇宙、大地、存在处于自由融合的协调关系，也就是人与万物“如其所是地存在”时，才达到“诗意地栖居”。但是，海德格尔把实现此境界的“返乡之路”寄托在虚无漂眇的审美玄想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按照生态实践观的逻辑理路，实现城市人生态化生存的惟一途径是通过人的生态实践，按照生态美的规律来调节城市生产生活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关系，发展柔性科技的力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营造城市人“诗意地栖居”的城市生态审美意境。
三、城市生态美的基本特征
城市生态美是城市生态景观契合主体审美感受生成的城市意象,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城市空间存在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工作、居住、休闲、交往等需要，因此城市功能是城市存在的本质特征。早期“历史偶然城市模式”的城市功能基于当时特定地理气候条件和生产、生活及政治等需要自然形成的。现代大工业兴起的“机器城市模式”遵循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和高效率，便捷、统一、简洁和标准化成为城市的功能特征，它在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消解了城市生活的生态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导致城市空间尺度冷漠化、文脉缺失以及构造趋同等诸多后遗症。对此，后现代主义提出“生态城市模式”的解决方案。生态城市模式比“历史偶然模式”更能回应人类社会生活的工作和需要，比“机器城市模式”更加真实地回应人类境况，也比两者能够更加富有弹性地回应人类社会形式和活动的多样性。”［20］柏林特认为这是一融合了生态审美观的城市化新理念，“生态审美体验的审美考虑不仅引起重视，而且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人、对象以及生态系统的正常运动等所组成的相互关系中，生态体验成为中心特征。”［21］因此，审美价值与功能价值的内在统一无疑是考量理想城市模式的基本标准。
2.多样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城市生态美融合了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活和谐意境、城市建筑和景观艺术等多种美学形态的复合感受，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协同整合的系统。从空间上看，各种审美形态或审美要素只有在相互配合、协同作用下才能显示出城市作为审美对象的整体意义。比如，作为城市主体的建筑群不仅在空间分隔和联系的合理性上要满足人活动的需要，而且在布局高低以及外观形体、线条、光影和色彩上也要与周围的环境、广场、道路、园林、雕塑和氛围相互协调，交相辉映。从时间上看，城市生态美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城市历史空间的延续性上面，一座美的城市必定是呈现出完整历史生命的城市，是历史与时尚的统一、老街区、古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和谐共处。如天津古文化街既保留了天津后宫的传统木结构建筑，又使其与新建筑在民族风格上协调一致，同时还融入了兴盛的现代商业气息，类似的还有上海外滩、香港的“老大街”等，这些城市景观都从整体上透射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城市美不仅具有整体性,而且还具有多样性,也就是说宏观整体美应该与个性美和特色美相统一。城市在各自不同的地理气候、山水特色和历史文化的孕育下形成，不同的城市之间必然显出差异美和风格美。许多现代城市之所以给人以“千城市一面”，单调乏味之感，就是因为在功能主义立场主导下只注重整齐与秩序，忽视人性的需要和文脉的传承，建造的城市缺乏地域、民族、乡土色彩和历史文化意蕴。针对现代城市美学的这种弊端，后现代主义城市美学特别强调了城市建筑体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如舒尔茨的建筑现象学主张城市是蕴含着历史、传统、文化、民族一系列意义的特征性“场所”。美国城市美学家林奇认为，城市应当是特点鲜明、可让人辨认和理解的结构及意象。罗和科特合著的《拼贴城市》一书主张城市规划应基于城市特定的历史记忆和自然演化背景进行，否则就会变成“普遍的社会”而失去它的特征。这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生态城市美学强调城市的异质风格，反对城市结构的均质化的生态审美理念。
3.生态性与文明性的统一。这一特征根源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本质。一方面，人是自然存在物，“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22］（P383—384）人的生态本性决定人对自然界具有天然的依赖性、亲和感。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的存在物，人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从事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活动。人的社会性也就意味着人具有通过“自然人化”来实现自身目的的文明创造本质。人所具有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本质结构，决定了人所追求的理想生存境界必然是人与自然、社会共荣的境界，也即是生态性与文明性相统一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古代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城市文明不发达，人以受动性的方式与自然界维持一种和谐平衡的原生态关系。近现代以来，人认识改造自然的主动性创造性空前提高，城市荟萃了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但现代城市文明也潜伏着走向自己反面的悖论，主体性的高扬蜕变为人性的物化、异化，对自然的改造演变成野蛮的掠夺。人们在享受丰裕生活、先进科技和优质教育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酸雨、雾霾、臭氧层破坏等生态恶化的袭击，现代人并没有感受到城市文明给他们带来的幸福与美好,相反，茫然、焦虑、烦燥……等心理问题成为了现代城市病的普遍主体症候。针对此病症，生态美学反对主体性的、技术性的僭越，主张生态性的还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理念，这种理念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生态性与文明性的平衡，在掌握和遵循生态平衡规律的基础上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城市。
4.参与性与建构性的统一。参与性是城市生态审美区别于其他审美形式的显著特征。人们对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等艺术美的欣赏，是一种分离式的审美方式，其特征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保持一种无利害的外在静观的态度，主要靠视听感觉获得关于对象的审美经验。而城市生态美的欣赏却离不开审美主体的积极参与。因为“在一个人性化的、功能正常的审美生态系统中，城市景观并非外在环境，而是一个包容一切的环境：它与它的居住者结为一体。这一环境的居住者积极参与并维护着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23］这就决定了城市生态美感不是纯粹的视听感受，而是眼耳鼻舌身多种感觉器官的融合参与。城市环境是通过主体世代承继构建起来的人工生态系统，体现出建构性的显著特征。城市生态美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主导、宏观协调，也需要城市规划专家对土地利用、交通设施、城市绿化、城市景观、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小区建设、旧城区改造等市政布局和功能进行科学论证和规划设计，更需要全体市民积极主动践行生态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各种有效载体，发展循环经济、开发绿色能源，治理环境污染，保护文化遗产，弘扬城市精神，齐心协力建设“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
作者：黄伟先 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