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和谐理念有契合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在国与国关系的处理上，《周易》中提出“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和谐相处。在人际关系方面，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应该取“和”弃“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对待自然应有敬畏之心，要尊重规律。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是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社会不公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与社会负面情形都荡然无存。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做过详细论述，认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主张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终极追求———“大同”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有契合大同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描绘的是一种社会状态，根据《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篇来看，主要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憧憬。大同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古代关于大同思想的著作都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社会进行设想。在古代这看似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它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超越，是古代人们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大同思想虽然是在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但是与其他封建思想不同，它不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政治领域上并没有完全带有传统封建文化的烙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是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一种反抗，这个方面的内涵被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所借鉴，作为他们反对清政府的强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将消灭私有制，消除剥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多部著作都提出了其对理想社会的相关描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相关论述，这是理想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大同思想相同，都是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大同思想相比其政治意识更加强烈，是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从目的上来看，二者都是想要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其根本目的都为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大同社会，虽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质的差别，但是两者确实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
三、中华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与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唯物论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更加全面的对二者进行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唯物论看，首先物质观方面，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其他都是物质派生出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虽然未提出物质之一概念，但是也是把类似物质的概念作为世界本源，比如道、气、五行说等。在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方面二者也存在共同点，辩证唯物论认为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国古代哲学对其也有较为科学的认识，由中国古代诗句中，即可窥见一斑，比如“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其次，意识观方面，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而且意识在不同主体之间也具有差异性，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从辩证法看，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思想相似，“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相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体现了辩证法中的变化的思想。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更加彻底、全面，但中华传统的辩证法与唯物论与其的相通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这诸多的相通相似之处，所以在国家危亡之际，中国的仁人志士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南，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八年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必然的包含了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的提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方针和办法，“实事求是”，游击战术等都是典范。建国后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发展;只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中国必然会取得巨大的成绩。这是实践已经证明，并且会持续证明的。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属于西方文化，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其未能洞悉东方文化的神韵。这之所以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把握，“是因为西方文化属于人类领先的文化，掌握了这种文化，也就把握了人类文化的主要矛盾和主导趋势”［4］。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东西方文化虽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但其差异是天然的，是不可忽视的。首先，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的价值文化，东方文化是社会本位的价值文化。两种价值文化的区别在于两种生活模式的选择，西方习惯于以个人为单位，而东方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甚至以氏族为单位。东西方的这种选择分别产生了群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东方的群体主义价值观的显著表现即是人们心中宏大的集体观念，通常表现为国家观念。无数的仁人志士把自己的热情献给了祖国，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无论是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表现出来对于自身安乐的忽视以及对国家的深深爱意。这无不包含着宏大的集体观念，而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之中，不可自弃。而西方国家则置以个人价值于首位，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甚于集体。其次，东方文明崇尚精神激励，而西方文明则提倡物质激励。这与两种文明的传统不无关系。西方文明对于个人价值的推崇必然导致其对于物质激励的依赖。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自诞生之日就蕴含着宏大的集体主义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较于个人安危更加重视集体荣辱，所以向来重视精神超过物质。再次，东方文明重德治，西方文明重法治。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虽也有法治，但在儒家思想等的影响下，更加重视德行的教育，欲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西汉时期的“德主刑辅”以及唐朝的“德本刑用”就是具体体现。西方文明则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法治来建立一个尽可能平等的社会。所以，西方文明认为，用法治来规范人的行为是天然的。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于不同的地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五、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华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未领会东方要旨之前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文明已无价值。相反，东方文明独有的魅力使得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与东方文化相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有可能性和必然性，还有应然与必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契合点说明了两者相结合的可能性，而两者的差异性却是两者相结合的必然性了。中华文化在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之外，首先，在过去几千年以来，中华文化不仅仅在东方属于先进文化，甚至一度傲视全球，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拥有最先进的文化。其次，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虽然有过分分合合，但是大趋势是统一，这种统一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他国无以比拟的向心力、凝聚力。同时，使得中华文化得到很好的延续，是古文化中唯一没有被中断、消失的珍贵遗产。再次，中国自古以来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这种大格局铸就了中国文化的宏大气魄。这是应然的选择。而在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作为面积最大，实力最强，人口最多的且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了。历史已经为我们提出了教训，为了不再重蹈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覆辙，我们必须以更加客观和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也在国际上担当着重任，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衍生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才能使社会主义中国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中国宏大的国家情怀使中国走出了十年“文革”，并使中国走的更远。同时，中国的精神激励使中国度过了物质极度匮乏的艰苦岁月，在新的时代更是发挥着物质激励不可同日而语的作用。实践已然证明，中国由自己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而得的特殊性，使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中国实力得到巨大提升。社会主义事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更不意味着完全回归传统文化，其发展意味着对固有模式的突破，其中中华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者：贾丹丹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