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述评
(一)文化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研究
产业集聚的微观基础是企业，古典经济学对企业成长的解释主要在于企业内部分工导致生产效率的提升[3]；科斯（1937）则认为企业成长主要表现在企业功能的扩展[4]；Trewatha（1979）等学者认为，企业成长除了规模扩张之外，还意味着企业在环境中生存与繁荣能力的增强[5]。和其他类型的企业不同，文化企业成长过程中，人的心智、技术、灵感是其主要资产，文化企业的经济价值来自富于想象力的个人，如电影、音乐、软件设计以及其他专业设计等。所以，人力资本是形成文化创新与内容生产的最活跃与最重要的要素，文化企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客观体现了其成长属性。学术界从产业层面设计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指标主要有：基于年营业额的区位基尼系数和行业集中率、基于年营业收入的市场集中度CRn和赫芬达尔指数、分别基于生产总值、就业人数、产值的区位商，以及基于产值、企业数、从业人员、产业增加值的综合区位商（2013姜明辉）[6]。
(二)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
实际上，学术界针对产业集聚所做的理论研究早于实证分析。国外学术界很多理论家都注意到集聚现象并从不同视角对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指出，外部规模经济效益是制造业集聚产生的主要原因[7]。阿尔弗雷德•韦伯（1909）从工业区位角度分析了集聚形成的四要素[8]。佩鲁（1950）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源于区域的增长极[9]。Isard（1956）[10]和Chinitz（1961）[11]将聚集经济区分为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强调地理集中对区域或其邻近地区带来的有利影响。迈克尔•E•波特（1990）构建了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企业战略与结构四个基本因素、机遇和政府两个附加因素组成的“钻石模型”，考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因素[12]。Krugman（1991）[13]、Venables（1996）[14]、Fujita及Thisse（1996）[15]将空间维度引入产业集聚分析中，构建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基于上述关于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经典理论，学术界针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子构造了以下分析框架，分别针对国家或区域层面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一，城市化经济与地方化经济：Lazzerettietal.（2008&2009）[16][17]把历史文化资源、人力资本和Florida（2008）[18]的创意阶级理论融入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分析框架中。KwanWaiKo（2014）[19]借鉴上述思路，分析以区位商为衡量指标的中国文化产业的集聚情况是否受到空间溢出效应和暂时溢出效应的正向影响，并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其二，新经济地理学：袁海（2010）以经济地理因素为基础，加入了新经济地理变量、产业政策变量等影响因素[20]；其三，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王大伟（2011）[21]借鉴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构造了包括生产要素、市场需求、支持产业和政府支出等四大要素及多个具体指标的影响因素体系，对相关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情况进行分析。总之,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产业集聚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文化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主要借鉴产业集聚理论的分析框架，缺乏进一步的探索和深化。文化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因为各国和各地区文化产业统计尚处于起步阶段，导致数据的不可得问题较为严重；二是研究方法主要局限于回归分析。
（三）本文分析思路
根据上述分析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采用组合指标体系测度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即用基于文化产业就业人数、产业增加值和法人单位数量的综合区位商指标来衡量静态集聚水平、用计算期和基期综合区位商的变化率来衡量动态集聚水平。进一步构建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子模型，运用回归分析探究多种因素对集聚的效应，并基于结果提出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对策思路。
二、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结果分析
（一）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长江经济带”概念最早由孙尚清（1985）提出的“长江产业密集带”演变而来[22]；进入20世纪90年代，戴雄武（1991）[23]、王保畬（1992）[24]在相关研究中提出，长江经济带地域范围包括七省一市，即上海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省。从政府合作角度考察，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协同发展可以追溯到1985年底，沪、宁、汉、渝4市在重庆举行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大会；经过20余年发展，至2006年该组织成员扩大到沿江29市。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长江经济带所包含的城市上升为41个。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本文拟测度1996-2012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文化产业集聚水平。本部分所采用的原始数据中，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法人单位数以及产业增加值数据来自1997-2013年度《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各产业总就业人数均来源于1997-2013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产业法人单位数的数据来自1997-2013年度《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
(二)研究方法
1.文化产业静态集聚水平本文以姜明辉的研究指标为基础并针对文化产业的特性略作修改，将基于文化产业就业人数的区位商（LQ1）、基于法人单位数的区位商（LQ2）、基于产业增加值区位商（LQ3）进行加权平均构建综合性区位商指标（LQ）分析特定区域内文化产业的相对静态集聚程度。其公式为：LQ=(LQ1+LQ2+LQ3)/3通过计算某一特定区域文化产业的区位商，可以了解在某一特定时期该区域文化产业在整个区域中所处地位。一般情况下，区位商值越大，文化产业静态集聚程度越高，文化产业当期发展优势越明显。2.文化产业动态集聚水平本文以上述区位商指标为基础，构建反应文化产业动态集聚趋势的指标。其公式为：LQ0-t=（LQt-LQ0）/LQ0式中，0时期设定为1996年，t时期为2012年。
（三）测度结果分析
针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见表2。由表2可见，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及发展态势呈非均衡状态，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根据各区域静态集聚水平值（2012年值，下同）与动态集聚水平值大小，将11省市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具有较强的优势，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而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基础较好，具有较雄厚的实力，但现阶段发展已进入增速放缓的状态。
三、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一）理论框架、回归模型及数据来源
基于前文分析，提出本部分据以研究的理论框架。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城市化经济影响城市化经济的因素有五组：①多元化产业结构。城市化经济主要强调在多元化产业结构下，不同的知识、科技和思想相互交融互补，促进创新[25]。为了实现这种效应，产业趋向于集聚。以文化产业为例，某一城市繁荣的商业、制造业活动能为广告业、软件业、建筑设计和其他类型的服务业创造大量的需求[26]。②文化产业潜在市场。用总就业人数的人均GDP来代表文化产业的潜在市场，家庭收入越高，对文化产业的消费能力越强，潜在市场越活跃，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态势就可能越好。③交通运输和通信业。交通运输业和通信业对文化产业发展是不确定的：一方面，交通运输和通信业的发达能够促进人力、物流、信息流在不同地区的快捷流动；另一方面，交通运输、通信业的发展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妨碍文化产业的集聚。本文采用货运量/土地面积和每万人使用电话的人数来衡量交通运输业和通信业的发达程度。④包容度。Florida（2002，2003）发现一个城市的包容度、开放度越高，越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27][28]。对物流、服务、资本和多元化的人群的包容和开放有利于引进新技能，产生新思想，从而促进文化产业集聚[29]。本文用FDI/GDP指标来衡量城市的包容度。⑤文化基础设施。文化基础设施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设施。本文采用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来衡量文化基础设施的齐全程度。2.地方化经济一般认为文化产业将在人力资本较高的地方集聚。我们采用特定区域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总人数衡量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丰裕程度，用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总人数衡量人力资本较低的劳动力的丰裕程度。基于上述分析思路构建一个以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城市化水平和地方化水平为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并且将所有变量具体化为相应的指标（见表4）。实证研究部分所需数据来源中，特定区域总就业人员数、第三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分行业从业人数、文化产业从业人数、地区生产总值、货运量、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年末电话用户数量、年末总人口、FDI、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等数据均来自1997-2013各年度《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二）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模型中采用LQ指数构造文化产业集聚指标，模型采用双对数模型。分别用混合回归、面板固定效应回归、面板随机效应回归和广义最小二乘回归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从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各项指标基本符合预期且较为显著。第一，HHI的系数不稳健，说明第三产业的多元化程度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需要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合。第二，市场潜力指标不够显著，负向预期较为明显，说明虽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有助于文化产业的集聚。但是长江经济带地区的文化产业市场有待进一步挖掘，人们的消费导向需要进一步引导。第三，交通运输指标系数为正，说明道路交通的建设有益于提高货物运输效率，促进文化企业集聚在道路交通发达的地区。通讯指标对于文化产业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文化产业的交流沟通对通讯的依赖较少，可能更依赖于面对面的交流沟通。第四，与预期不符的是包容度指标系数为负，可能的原因有两点：其一，一般认为文化产业的集聚在一定程度受到外国投资的拉动[30]，但是中国的文化产业受到政府较强的管制，对国外资本的开放程度较低。因此可能导致负号。其二，文化所具有的折扣性导致其负向结果。所谓文化折扣是指当一个文化产品进入一个新的市场时，观众可能无法对节目的风格、价值观、行为模式等产生共鸣，此时便产生了文化折扣，尤其在语言、风俗习惯等差异很大的地区，文化商品更不易进入。第五，人力资本指标中高级人力资本指标显著为正，但是低级人力资本指标不显著为负，说明文化产业的发展愈来愈依赖于高级劳动力，对人力资本的要求逐步提高。第六，文化产业基础设施指标的系数不稳健，对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影响不明显。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注重思想性和创造性，对基础设施的要求程度不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采用1996-2012年中国城市的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的集聚情况，并对东中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集聚情况进行测量比较，对影响文化产业集聚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发展势头较快，优势比较明显。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较快，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东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基础较好，但是发展速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二，文化产业集聚情况受很多因素影响，主要分为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影响因素。在城市化经济影响因素中，交通运输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产业区位的选择与交通道路基础设施的条件密切相关。城市文化的包容度指标受到中国文化管制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地方化经济影响因素中，人力资本指标对文化产业集聚程度影响较大，尤其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受到文化产业的青睐。
（二）政策建议
1.完善文化产业发展体制虽然当前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较低，集聚水平参差不齐。推动文化产业进一步集聚发展的首要工作是改革原有的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各地区应对原有体制不断修正、整合，构建分工协作状态最佳的体制框架。譬如，各地方政府可以成立由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人负责、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小组”，并下设办公室或类似机构负责日常统一管理协调工作。这个机构设计的好处在于，便于制定和审议文化产业的重要政策和重大规划，便于协调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便于选定多元化的评估主体和科学的评估方法对文化产业政策进行科学公正的评估与适时的调整。此外，该机构还可以进一步推动以下事务的实施：建立文化创意产业统计制度及统计指标体系，及时调查和分析研究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建立文化产业的信息指导制度，从政策宣传、产学研合作、情报收集、产业推广以及产业融合等方面进行宏观规划和指引。2.推动文化产业园区的运营转型当前长江经济带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基本组织形态大致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市场机制条件下自发形成的文化企业集聚区；一种是地方政府主导建设形成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先行发展的区域政府来说，这些园区因为政府规划及大力扶持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随之出现了成本提高、市场力量萎缩等现象。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充分尊重市场发展规律，政策导向应从优化环境、增强服务但不干预市场功能的方向发展，并对园区运营模式的优化进行各种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如引入社会化管理公司参与园区运营，推动文化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3.构建并实施文化产业专门人才的培养机制长江经济带各地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整体上还处于以低人力资本为主的阶段。各地区政府应高度重视文化产业专门人才，尤其是创造型和复合型人才的培育。最基础的人才培育工作是将文化创意课程纳入义务教育阶段以及高中甚至大学的教育中，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其次，制定高校艺术与设计人才的培育计划，针对文化产业内部不同的行业领域，在长江经济带地域内选定不同层次和不同资源特色的大学，构建教学资源共享中心和文化创意人才培育平台，合理有效地利用校际资源；其三，政府发起设立青年文化人才培植项目，通过举办或参加国际大赛发现人才，通过建立艺术创作、软件设计及专业设计平台培植人才；其四，针对特定企业对文化人才的特定需求，采用“订单”模式进行培养。4.促进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特有的融合性和渗透性使其从原有的独立业态，向与科技、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等业态融合形式转型。中央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这一规律，并推出了相应的政策，如《关于认定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的通知》（2012）、《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2014）等。对于长江经济带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地区而言，应强化文化产业在新时代背景下融合发展的理念，制定具体的实施政策和措施，推动以下几个领域的融合：以文化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发展；互联网与金融业的融合；以工业设计塑造制造业的新优势；以提升新产品设计和研发能力促进消费品工业创新等。此外，长江经济带内的一些区域如无法继续发展专业化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可以尝试弱化该集聚区的产业功能，将其与旅游、社区服务和文化消费等功能融合发展，这是文化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融合的一种可能路径。5.建设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区际协调机制以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地区和成渝经济区三大跨区域的城市群为主体，以黔中和滇中两大区域性城市群为补充，以沿江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的文化产业集群不仅需要协调不同城市群之间文化产业关联效应，还应协调同一城市群内部的文化产业集群。各城市群内的文化产业集聚在确定自身文化行业定位的同时，还要注重协同发展。譬如，各地区政府协同开发文化产业信息化建设，构建“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中心”之类的组织，开发“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数据库”，及时对该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技术及产业发展趋势跟踪调查；编制“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发展年报”，为文化企业提供研发及开拓市场的依据；建设“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发展网”，为研究者、消费者及文化企业提供更为便捷的信息服务。推动长江流域文化和旅游的交流与合作，联袂打造优秀文化交流活动和精品旅游线路。6.培养包容开放的城市文化政府在扶持文化产业时不仅要建设好产业园区，加强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建设，还应培养良好的包容开放的城市软环境。在加强对文化产业的主旋律引导之时，仍应放宽文化产业的准入门槛，引进中小企业、外资企业，共同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
作者：孙智君 李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