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力资本的概念
不同学者对于人力资本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资本之父舒尔茨对其的定义是最具有普遍性的。他认为，人力资本即为从教育投资、医疗保健、职业训练、迁移和“干中学”等人力投资而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熟练程度等。对于人力资本增加，教育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在外界条件相同时，人力资本质和量的增加呈趋同效应。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可持续增长资本，教育资本投入的增加，会使其对其承载体的相互作用发生根本改变。人力资本即为人体内的知识、技能、经验等的集合，随着投入教育资本的增加，会在提升人素质的同时，潜移默化的提高人在面对处理各类事情时具备的能力和综合素质。
2我国关于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理论发展历史的回顾
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起步较晚，参看了最近三十多年的资料文献，本文以时间为基准将我国对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及对教育的投资划分为三个阶段。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没有具体的形态，因此，很难直接量度出一个承载体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现实中存在两个不能将人力资本存量真实值完全度量出的原因：一方面，除去对已拥有的知识、经验、职称等的描述，存量还包括人力资本的潜在存量，即其在未来可能会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现在观测人力资本的办法仍是不完备的，是片面的，再加上近因效应等的影响，对人力资本质与量很难进行准确的量度。（1）1989年前，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刚刚起步，主要是引进、学习和探讨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如1980年在《人力资本理论家舒尔茨》一文中，我国学者在归纳结语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看法后，得出两个观点：其一，教育投资和保健方面的经费应被视为生产性的投资；其二，要通过教育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曲恒昌(1985)在深入分析和讨论西方国家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后，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其收益之间以及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力政策之间的关系。（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快速成长和发展，对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和运用方面更加深入。邵宇开、白庆华、王浣尘(2009)通过人力资本匹配基准和计算相应的指标得出结论：我国虽然劳动力总量大，但存在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人力资本分配不均的问题，导致劳动力过剩和人力资本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出现。郑彩祥(2009)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劳动市场划分为技术型工人与非技术型工人两个不同的市场。（3）2000-2010年，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渐渐成熟，在承接了第二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运营和管理等内容的同时，这一阶段的人力资本理论同时又更深入的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三农”方面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和人力资本测度问题的研究是其中最突出的两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江海燕(1998)通过追踪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经过得出，教育投资在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提高收入、消除贫穷、减少收入不均等实现社会相对公平的措施中，有着突出的作用。诸建芳、王伯庆、恩斯特·使君多福(1995)在研究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时认为以下几方面可能是导致中国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下的原因：一是对教育投资、科技知识不重视的问题仍然存在于收入政策中；二是对劳动力不能做到合理高效的分配；三是各种教育投资没能做到高效；四是教育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着投资不适当的现象。贾愈(1997)在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后认为，若想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依托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3我国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研究的现状
作为社会生产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是相互联系的，然而，在形态上和特点上，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又具有明显的差异。它们之间异同具体表现如下：分析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有以下几点：一是作为社会资本形式，二者的投资者都拥有与投资相应的产权；二是对基础科学文化知识的投资、学习与熟练等作为人力资本的体现，需要对人力资源进行深度发掘；三是人力资本与其社会经济的做出贡献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人力资本的社会价值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即人类社会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迈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力资源的质与量又在社会文明下得到了保障。在1980—2020年我国人力资本快速增长,其后十年增长趋缓,2030年后则可能会逐渐出现负增长。分析2001年及以前年份我国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状况可知，教育投资资源补给不足，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投资尚不能做到全面覆盖，教学条件不高，及在当前对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中仍然无法使相应的技能培训落实到转移劳动力身上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应将义务教育投资财政体制落到实处，准确及时的对教育投资的税收政策和发展教育投资职业教育投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4我国人力资本对教育投资产生的经济效应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教育投资往往作为度量人力资本的量度。分析不同的增长理论可以得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于单一的方面:在人力资本的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存在差异。前面已经指出,通常使用教育投资指标为受教育投资年限来进行教育投资层面的研究。资本的重要性不足以从教育投资全面反映,如果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保持为正,则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可以在单个资本积累下得以保障。人力资本在研发部门起到重要的作用。研发部门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本及对固有知识(或技术)的掌握更新出新的知识(或技术),因而研发部门的创新能力将由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决定并会对技术进步的速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率。为了分析了人力资本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2005)认真对比了1982—2003年中国分省受教育投资程度的数据。他们发现,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面影响为人力资本积累中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是相互促进、相互增强的。然而,研究人员在经过一系列数据对比后发现，在90年代后，中国的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开始出现上升的迹象。以岳昌君收入函数为标尺,分析了影响中国城镇职工收入的因素,结果表明,从1991年到2000年，中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从2.76%上升到8.21%，可见个人收入与教育投资存在着某些必然联系。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会影响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对教育投资指标教育投资经济效应的反映。如果正的外部性存在于教育投资中，那么教育投资带来的全部利益就不能被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完全涵盖,此时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将高于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与之相反的情况亦存在于生活中，除了获得一纸文凭以外,接受教育投资可能并没有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情况的发生。另外,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和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也会受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由于错误的工资制度以及许多针对工资设置的限制政策的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受到抑制,许多劳动者的工资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据估计，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可高达30%或40%,这意味着教育投资收益率在当时只反映了教育投资对社会经济贡献的十分之一。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教育投资的真正贡献不能通过那些错误的教育投资收益率反映。在我国，若在教育投资过程中计算人力资本，并把人口老龄化作为影响因素列入考虑，将会发现，相对于1980—2000年间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在二十年内实现一倍的飞跃，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的速率大不如前。在谋求增加我国人力资本总量时应该更重视个体性因素，站在教育投资的位置来评估人力资本总量的变化,并把教育投资情况作为某种影响评估结果的必然因素。诸如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年龄结构等可能对人力资本总量产生影响的宏观因素在我国教育投资的大环境下很难改变,但可将影响个体人力资本总量的因素列入改进的名单。一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人均寿命的延续，延长我国人口的劳动能力期，增加劳动力数量；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加大对教育投资的供给,希望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加快积累我国劳动力的技术能力,增加个体人力资本。
5结语
根据上文陈述的观点,我们发现国内外对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的理论和实证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也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有益于我国相关政策制定的示；其次,就我国学术界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的研究来看，往往忽略了对其二者之间理论机理的完善而仅仅局限于实证研究的层面。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微观理论基础。此前开展的大部分关于教育投资的实证研究都未涉及微观领域,但已知的宏观数据往往不具备十分的严密性。在现实的经济中,主动在个人微观层面的投资不仅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更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宏观层面的投资，即公共投资的外部性。公共投资的外部性既可以在个人投资中发生挤出效应,又能激励个人对社会的投资。这公共人力资本支出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然而,却很少有人涉及。
作者：王丰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