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自美术领域内部的空间关注与局限
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史向现代绘画史学转型，呈现出一种画史研究的新局面。同时我国的传统地理学也开始了科学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并很快转入对中国自身问题的探索。地理学思想对中国绘画史的干预正发生在此时，虽然当时很多具体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其积极的方面在于画史研究者从绘画角度正式提出了地理性的问题，并尝试从地理角度对其进行解释。这一时期的绘画史著作大都引入了科学的方法，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史学的先声，包括滕固、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秦仲文、傅抱石、俞剑华等人所编撰的画史中虽没有专门章节论述绘画与地理的关系，但也均已将地理环境视为影响绘画发展的要素之一，并予以关注。其中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则多处指出了这类问题，虽然作者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实质性的探讨，但它所蕴藏的诸如画家分布、绘画中心以及绘画重心的转移等以往画史并未关注的问题及其与地理的关系则实在有研究的必要。但后来的中国画研究并没有充分发掘郑午昌在中国画史研究中的这点地理性贡献，这无疑也使中国画的研究缺少了些许颇具价值的论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中国画学全史》附录之说明中，“曰历代各省画家百分比例表，举历代画家在何时何地为最多或最少统计比较，以见各时各地之绘画情形”。这恰恰是受到了当时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曾有学者撰文就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影响做过评述，但美术学者们却并未注意到梁启超在引入西方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时对当时画史研究的影响。梁启超在晚清引入西方近代地理学说，特别是环境论的观点，对他影响较多，在其《中国史叙论》、《中国地理大势》、《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均表现出很强的环境决定论观点。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对中国画的论述虽不够精深，且受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局限，但仍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他曾在《历史统计学》一文中倡导一种对某种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地理分布统计的历史研究法，文中提到这种想法曾受到了丁文江的赞成。而关于这种想法的尝试与实践也刚好促成了人文地理学在当时的起步，至20世纪30年代之前，“梁启超、顾颉刚对于清代的朴学大师，丁文江对于史传上的人物，朱君毅对于现代人物，张耀翔对于清代进士，胡适对于三百年来的女作家，……不能不说是很可观的一个开端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画学全史》出现了这样一副表格，遗憾的只是作者虽然进行了统计，却没有展开相关的分析，自然也没能达到梁启超在文中所言要“观其大较”的作用。更为遗憾的是，后来的中国画研究便不再有人响应这种号召，发掘那一时期的中国画与地理学研究，其实相关的问题已经被提出，但这种实践却没有被继承。以历代画家的分布复原为基础，进而探讨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的态势与演进，这里的格局包括了绘画中心与发达区域，而态势与演进则是其过程机制，进而为探讨一种趋势与规律。这种研究不仅是要解决郑午昌并未深入的画史新问题，更想为“美术地理”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与模式，即便目前不能达到这种效果，也希望这种基础性的探索成果可供别人研究之用。
二、目前艺术地理研究面对的问题与误区
随着现代地理学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跨过拐点后加速发展趋势的出现，以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振兴为表征，它为美术在内的诸多艺术门类的地理性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支撑，这使艺术的地理性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艺术地理”本身已经作为一个较为明确的概念，成为相关领域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但其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属性以及研究主题，更没有具体操作的方法。事实上在对各种艺术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长期的综合讨论与解释中，“艺术地理”是在现代地理学思想对艺术学科的加强渗透、传统艺术研究试图突破已有的研究框架、分支领域的学科意识逐渐强化中产生的。出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地理学领域对美术研究的渗透效果并不理想。进入80年代，在人文地理学各领域全面复兴的形势下，文化地理学显现出了巨大优势，并逐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作为地理学科的教材，由胡兆量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已经包括了“画风的区域差异”一节；在周尚意等人编撰的《文化地理学》中“艺术地理”也有了独立的章节。但也如编者所言：“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艺术，虽然非常的必要，对文化地理学本身的领域也是相当有价值的充实和拓展，但可能受地理学者们自身艺术知识的局限，现有的研究成果十分缺乏，所涉及的艺术形式也比较少。”“艺术地理”研究的出现和地理学对其他学科的干预与其被关注程度密切相关，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领域内部。以美术地理研究现状为例，我们以一种综合的视角来全盘审视身处困境中的“艺术地理”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并通过这种分析为今后的“艺术地理”研究提供某些启示。
1．在理论研究与学科属性讨论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关于“美术地理”的探讨可以说是理论先行了，在其研究范畴与概念似乎相对明晰的情况下，几乎连其学科属性都已经是很明确的事情。关于这一类问题的综述性研究，我们可以参考霍诗雅、肖玲的《中国艺术地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皓的《中国当代艺术地理研究概论》以及张慨的《中国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述评》这三篇文章。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艺术地理性的长期探讨中，学者们已经毫不否认文化地理学与这项研究的相关性。前两篇综述均将其列为文化地理学的分支，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正是上述大多数学者形成的一个共识，且霍诗雅、肖玲的文章更是以文化地理学五大主题来综述艺术地理。人文地理学在我国的复兴，使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来审视艺术现象也渐趋成为一种潮流。以书法地理研究为例，有人以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文化扩散、文化源地与文化区、文化生态、文化整合这五个主题展开研究，试图建立书法文化地理研究这一领域的理论体系。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书法文化地理的研究是极不成熟的，完全以文化地理学的模式来观照中国传统书法现象，使我们看到这种研究多数不能落到实处，加之急于在分支学科的建设上有所建树，以求填补空白，导致其研究只能在大的文化层面上套用文化地理学的叙述模式而颇有形式主义之嫌，而这种对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借鉴并未对已有的书法史研究带来突破性的论断。这其实是近年来艺术地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显著问题。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出现相对较晚的一门分支学科，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它才被介绍到我国。虽然它在我国目前发展较快，所涉及的范围也较广，但是各方面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许多分支尚未涉及，已有分支的研究也不够透彻。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分支学科研究不成熟，一套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统领各个分支，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而文化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某些分支，只是许多学科和概念的混合产物，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因而有学者将这些新的分支称为思潮。目前，在文化地理学内部，诸如文化区划分的标准与困难、文化扩散理论的运用、文化生态学中生态学概念的扩张与泛化、文化整合概念的套用以及文化景观研究的难度与局限等方面早已成为地理学者要面对与解决的突出问题。由于地理学的概念、性质、主题与理论等问题长期处在争论之中，这无疑给其他学科的学者正确理解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与特质造成了困难，而将目光过多的投注于文化地理学，则更加导致其忽视了地理学的本质属性。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现阶段“艺术地理”研究并不能在上述五个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中充分展开，而且针对目前的研究水平和基础研究的成果积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更是难以直接适用于中国的艺术现象研究。在试图利用文化地理学手段进行相关的艺术门类研究时，必须格外注意这种方法的使用是否能够产生实际的意义，决不能简单地套用一些文化地理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学科归属其实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需要由哪些领域的学者来承担，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范式，不同领域学者关注问题的角度与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都不尽相同。然而，在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分支尚未涉及，且相对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时，“艺术地理”及其分支的学科概念被过分强调并不是件好事，而且无论怎样，我们终究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目的。
2.在具体研究及因果关系探索中出现的问题
从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来讲，地理事象必然存在某些因果联系。人类有一种探究因果关系的天性。人们首先对区域差异的存在感到好奇，在形成一种地理多样性的意象之后，随之必然产生获得解释的渴望。洪堡认为，研究地表的各种事象必须由其因究其果，这样才能明了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事实。我并不否认这种研究的价值，而且因果性也确实是地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种尝试却往往不尽如人意。从目前的美术地理研究来看，学者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大都是想解决艺术风格产生、发展、差异等要素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诸种问题。“如果美术界所研究的美术地缘问题也只是归结为‘南方人气质与北方人不同，艺术风格也就不同’这样的简单结论，那么其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都是不足一嗤的了”。德芒戎指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干扰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没有绝对的决定论，只有人类主动的开发利用的可能论；没有命定论，只有人类的意志。”虽然这是学者从自身立场对决定论的批判，但今天看来，地球表层系统确是复杂的巨系统，不确定性、非线性和偶然性是地理系统的基本特征。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环境，文化与环境并无直接的单向关系。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并不是互逆可推的关系。一种自然环境下可能出现一种对应的文化现象，但也可能没有。从现阶段的研究水平来看，还很难以一种有效的途径在这种关系的探索上取得较大的突破。因而有地理学者形象地指出：“如果说文化像一座浮在海中的冰山，意识文化就像沉在水面下的冰山主体，人们很难直观地看到它。”地理环境作为文化发展的背景，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些文化的发展，当然，也有些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甚小，甚至几乎没有影响。虽然我们无法否认艺术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联，但是这种影响和表现的细微程度与复杂性却超乎我们的想象。在西方美术史学者中，高居翰曾警惕道：“我们不应相信有任何的公式，可以在探讨一件作品的风格与其外在的因素之间，指明或暗示某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创作者心理上的“复杂与不可预测”，使我们即便是“将他一生之经历与其环境状况及事件联系起来，并且推测画家对其之反应，仍然无法充分地去说明他的画作”。他的这种思想显然和当时出现的反实证主义与回归“人文”的转向有关。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往往需要通过中介才能发现其之间的某些联系，这就造成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必然存在关联，但其作用以间接关联为主，呈现出微巧关系的特点。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即便是“人文”转向已经渗透到地理学的方法论中，但人文主义地理学仍然缺少成套的操作方法及观念，它仅仅起到了批判实证主义学派的作用。这就像上文提到的，人文地理学在后现代的“文化转向”中已经进入到了某些概念和知识评价的前沿，但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仍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且只是许多学科和概念的混合产物，它不足以为现在的某些具体文化研究提供技术上的支撑。实际上，怀着对这种因果探求的渴望，以及对文化地理学乃至某些文化理论的热衷追求，地理学的基本思想已被掩盖，这是现在艺术地理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我们的研究不能落到实处的重要原因。
三、地理科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研究的启示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作为一门兼具复杂性和关联性的学科，地理学内部的日益专业化与专门化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与交叉不可避免。但哈维曾提醒地理学者：“从相邻学科派生概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搞不好会使地理学者们陷入根据对相邻学科的一知半解的肤浅解释来赶‘知识时髦’的陷阱。”借用派生概念应当促进相邻学科的理论发展，如果不能起到这种作用，那还不能算是一种成功的尝试。针对目前“艺术地理”的困境，有学者指出：“由于该类研究要求研究人员除了地理学知识背景外，还要具备基本的绘画理论、技能及相当的艺术修养，要求对绘画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常识性内容有较全面的把握，所以，研究的难度较大。”但在笔者看来，对地理学的研究特质与基本思想认识不清才是导致“艺术地理”研究出现上述问题与误区的根本原因。格里奇曾坦言：“对大多数人来说，非正式获得的地理知识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非正式获得的地理知识在我们的日常决策和思考中占主要位置，这在科学研究中也不例外。“地理知识是地理学思想和对世界上自然与人文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产物”。由于研究者对地理学思想认识不够全面，实际上仅仅是凭借个人一些朴素的，甚至落后的地理观念来看待文化现象，而某些以地理冠名的研究则存在概念套用的现象，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突破传统，反而造成了地理学概念的泛化与滥用。对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强调并坚持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与主题。
1.作为一门空间科学：艺术地理研究应有的立场
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广域性，使其以地域空间为载体横切了诸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虽然不能说空间是哪一门学科所独有的，但仍必须明确回答的是，地理学视野下的艺术研究之所以有别于传统艺术史范畴下的研究，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时间和空间构成宇宙的基本物理维度”，时间与空间同为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事物存在的存在。然而，“空间”在传统的科学研究中却往往不受重视，“时间”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我们只了解一种科学，它就是历史科学。”众多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时间置于比空间优先的地位，在必须考虑后者的地方则把它看作历史活动的场所或背景。段义孚指出：“‘历史’是人文学科的支柱，人文学科对历史的依赖程度则更为明显。”其实，正如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一样，所有现象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康德将地理学与历史学并列，认为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学科，地理学是关于空间的学科，是对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描述。这样，在对地球表层整体的研究上，地理学只能发挥其固有且有限的作用。那么地理学关注的是什么？它的研究特质是什么？显然，地理学关注的不可能是地球表层系统的所有方面。钱学森在其《论地理科学》中指出：“各个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实际，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它们研究的角度不同，研究的侧面有所不同。”地球表层系统具有多重属性，具有多个研究角度或侧面，地理科学主要关注并有能力研究的不是地球表层陆地系统的全部，而主要是它的空间方面。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出发，地表空间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非均质性和差异性，所以区域分异是地球表层最基本的特征，这样对地表空间及其差异性研究就成为了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区域和空间差异是地理学的基本观念，“站在空间立场”，地理学便可以和其他科学相区分。但“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是所有学者和所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为科学（或历史学）相交叉的学科所共享的财产”。地理学十分强调空间观念，同时高度注重对“时间动态”和时空耦合性的探讨。正是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动态变化特征，赋予了地理学永不枯竭的研究主题。希罗多德早就提出：“全部的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而一切地理也必须用历史观点来研究。”时空耦合性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要求我们的研究模式不再是仅仅把空间留给地理，而是把时间还给历史，“只有当时间或空间处于突出的地位并且构成科学考察工作的联结纽带时，历史的和地理的观点才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历史学是研究时间的学科，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学科，那么，时空耦合性使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不是一般性的学科之间的关系，但“空间”仍是理解地理学的一个关键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思想与方法，主要体现在空间概念上。更为重要的是，时空结合的思维方式是地理学家的特长和优势，作为科学门类之一的地理学，它的空间研究角度和方法，已丰富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丰富了哲学方法，并且可以从空间角度思考和探索时间问题，有利于时空统一观的发展，而这种“空间”的视角与立场恰恰也是“艺术地理”研究所应具备的本质特征。
2.将艺术置于空间中：美术研究空间面向的展开
以往的画史研究对“时间动态”高度关注，一些重要的画史之变历来是美术史研究的首要课题，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特别注意了山水画的演变态势，而在他之后，中国的画史同样关注这种风格之变，明代王世贞言：“人物自顾、陆、展、郑以至僧繇、道玄一变也。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董其昌把“变”看得极为重要，方闻讲：“这种使画家保持长期的紧张和兴奋状态的‘变’，其价值并不只是局限于自身，而是在于其作为一个过程。”这样，在董其昌看来，画史之所以持续发展就依赖于画风之变的波动与演进，但这种了解途径的片面性也十分明显。历史研究对动态变迁的关注显然有助于了解各个阶段的画史变动，就中晚唐开始的画史之变，潘天寿曾以社会鉴藏风气的提升，评论其绘画能“继续盛唐新发展之余势而充实之”；童书业则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解释中唐画史的变迁；而陈传席指出了中国审美意识的变化趋向；牛克诚则着眼于绘画本身色彩中心的失落与水墨之变。学者们所揭示的画史之变各不相同，但还不曾有人阐释过绘画发展的空间动态变迁过程。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的演进与变迁是画史之变的有机组成，也是求解诸种画史之变的一个必要途径。对于这项交叉研究，应该说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可以做，而且也颇为重要。地理学以其空间立场与其他学科相区别，那么怎样进行空间研究呢？虽然不同学者对地理学的概念和内涵有各自的解读，但却没有人否认地理学是研究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的科学。关于地理学作为空间—分布科学，即认识现象和过程的一种途径，地理学的这种身份在其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地球表层自然事象和人文事象分布不均的特点，决定了对地表空间及其差异性研究成为地理学的主要领域。费舍尔指出：“地理学是形成空间分布法则的科学”，强调：“地理学必须注意地域现象的空间格局而非现象本身。”在任何时代，各地绘画的发展程度都是不平衡的，时常会出现一个或数个相对发达的区域，这也就为我们研究绘画地理格局的态势提供了可能。对于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它的基本研究内容包括绘画重心（或中心）以及绘画发达区域。至于怎样研究绘画的地理格局，那就必须要从基础的分布实况复原开始，而这些均是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已经提出而未深入探究的部分。没有学者否认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理事象“空间分布”的学科，而“在何处”始终是地理学者面临的基本问题。保罗·克拉瓦尔坦言：“地理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一般人未认知到的空间尺度上研究事物之分布。……它从揭露事物分布的操作开始。”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一直着力复原相关艺术人才以及相关艺术文化因子的地理分布。格里奇认为地理知识有两方面的基本用途：a.形成事物“在哪里”的地理观念；b.记住“在哪里”可以帮助我们决策并解决问题。时至今日，“艺术地理”的研究仍没有在地理学的这一核心主题上充分地、科学地展开，对此，其实我们大有可为，而恰恰是这种基础研究的不足限制了目前在艺术与地理因果关系上的深入探讨。赫特纳指出：“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在于方法，而不是事实；地理学从空间变量的角度研究地表现象。”因而，中国美术研究空间面向的展开关乎“艺术地理”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四、结语
面对我们所观察到的艺术现象，怎样用地理学的思想与范式来解读与研究，是目前“艺术地理”亟需解决的问题。由于条件与能力的限制，本文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在阐释上也只能是浅尝辄止，但出于对此的关注与热爱，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真正投身这一领域。中国艺术的研究从不缺乏对地域性的关注和探讨，但由于长期忽视地理学在空间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导致“艺术地理”研究几乎遭到了艺术与地理学领域的双重冷遇。“我们拥有一个历史悠久的、荣耀庄严的地理学研究的传统—即采用那些引导我们思维的符号来努力辨明在地表上占据空间的事物的秩序”。地理学是关于空间的学科，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惟有深刻地理解与正确的把握地理学的合理内核与研究特质，才能在地理学与相关艺术学科交叉和渗透不断加强的今天，使这种以“地理”名义展开的交叉研究产生积极的学科与现实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中国美术研究的空间面向这一角度出发，并不意味着它能取代以往其他艺术的研究方向。试图逐步建立一种现代地理科学维度下的中国美术研究范式是本文的意图之一，但也并不意味着要以“美术地理”的名义开宗立派，而是以地理学思想指导的这项交叉研究真实地复原以往研究所没有充分展现的美术史现象，并为求解中国美术的发展与变迁提供帮助，这便是我们希望的这项研究所能够在地理学与艺术领域产生的双重效应与意义。田余庆曾针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某些现象指出：“借鉴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要消而化之。借鉴新的思想，新的方法，不免要引进一些新的术语，新的概念。新术语、新概念如果不能在相当的深度上有机地应用于中国历史的分析，还不能说完成了借鉴的目的。善于借鉴的人，并不以术语、概念取胜，而是将借鉴来的新思想、新方法化为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用在具体的研究之中。”在学科交叉与渗透成为一种大趋势的今天，无论是本文所关注的“美术地理”研究，还是“艺术地理”的其他分支，乃至其他人文学科对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的借鉴，评判其是否具有价值，我想都应以此来作为衡量的标准。
作者：赵振宇 单位：天津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