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药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其核心是思考人生，研究人道乃至长生久视之道是各种思潮和学派的共同特点。老子的道家思想、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后来的佛学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2]。中医药文化与中国古代哲学紧密围绕“人-社会”而全方位沟通，二者水乳交融，相互促进。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天人观、形神观、中庸观、常变观等方面[7]。
1.1天人观与中医药文化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直受到普遍关注和重视的基本问题。《春秋繁露·同类相召》主张“天人同类”、“天人相副”的观点，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应之而起，其道一也”。[2]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主张“：天人合一。”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平等的性质，人融于万物之中，从而与宇宙相始终，提倡人的精神要顺从自然的法则[2]。天人合一思想始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主导地位，渗透在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方式是不分主客，其思维方式是以整体思维、类比思维和直觉思维为主。中医文化受整体思维的影响，奠定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同时还认为人体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反映为：（1）人与自然同源，即天地自然界是人类生命进化之源，又为生命延续提供必要的条件。天地由气构成，人亦是天地之气构成。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7]；（2）人与自然同构是指人与自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如天有日月，人有二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等；（3）人与自然同道是指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具有相同的阴阳消长及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类比思维认为天人相通，主要体现就是天人相类，如九州之中有东、西、南、北四海，人体中则有髓、血、气、水谷四海；天地间河流注入海，中原有清、渭、海、湖、汝、渑、淮、漯、江、济、河、漳十二条主要河流，人体相应有手、足三阴三阳十二条经脉注入四海[7]。直觉思维是以现实中人的具体感性为中心的感性领悟方式，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联系做出迅速的识别、敏锐的洞察，直接领悟和具体判断的一种思维方法。人处天地间，天地万物之道，即是立人之道，故人应遵守天地之道。然而天地万物都是无言的，不会把天地之道说出来，要想获得天地之道，就只有依靠人对天地万物的存在加以领悟，并把这种领悟作为建立人道的依据。中医文化中对阳气的论述，就是在“阳气者，若天与日”的基础上，通过对太阳的作用和运行节律的直观领悟，以推论阳气在人体的功能和昼夜消长变化。由于直觉思维不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通过内在直观实现认识的突变与飞跃的特点，中医治病立足于整体调整，不可按图索骥，而多半凭医家的悟性而临证用药。中医其所以难学的原因就在此。
1.2形神观与中医药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形神观，本质上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南朝范缜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并喻之为刀刃。《神灭论》谓“：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未闻刃没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7]中医文化中形神关系则有物质与运动、机体与功能、肉体与精神之区别，认为人的形体与精神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形体产生精神，精神与形体有机结合，相伴相随，俱生俱灭，只有形神相俱才能成为人。受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形神观影响，中医人治病，虽然注意疾病本身，但更关注的是有病之人，既重视病人的生物属性，又重视其社会属性，认为人体的健康应当是生理、心理乃至情感、精神等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对病因分析中，既要考虑物理、化学、微生物因素，更要关注社会、心理，情感等因素，按照中医学的观点，任何心理情绪虽然都是内部的情绪状态，但都可能导致身体上的变化乃至病变，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忧虑恐惧等都会引起疾病的发生，即所谓七情致病学说；在疾病防治方面注重“天人合一”，主张“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注重“身心合一”，主张“恬淡虚无”“、精神内守”“、意疗”“、身心”的融通，强调“心身并重”、“形神并重”、“心病心医”、“身心互动”；注重“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具体问题，采用不同方法，不仅考虑药物和手术等物质因素，还要考虑心理、精神、社会等非物质因素，形神兼备，充分体现中医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中医文化的形神兼备与西医文化的重病轻人观不同，它是现代医学倡导“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先驱者。
1.3中庸观与中医药文化
中庸观是儒学倡导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宇宙观、方法论和境界说的统一，它对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乃至民族性格，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创始人孔子在综合殷周“中德”、“中行”、“中道”观念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中”与“庸”联结起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中庸”的概念。《论语·雍也》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中庸是一种既无过，也无不及的和谐状态。受中庸观的影响中医药文化始终贯穿着协调和平衡的“中庸”、“中和”思想。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谓：“阴平阳密，精神乃治。”《素问·调经论》云：”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7]中医文化对不同事物或矛盾的另一方采取包容和协调的态度，注重纠正一方的偏胜或偏衰，使不同事物或矛盾双方维持相对平衡稳定、协调发展的状态。而不是象西医文化那样一味地排斥或企图消灭对方。中医治疗法则的“调整阴阳”“、协调脏腑”、“调和气血”“、清热与温寒”“、补虚与泻实”等，就是以改善和恢复人体“和谐”为目的，以协调人体平衡为宗旨[8]，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中和谐、平衡的“中庸”理念。
1.4常变观与中医药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常变观，主要反映宇宙万物的常驻性和变动性，用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的客观必然性和偶然性，有时还指驾驭事物变化和掌握社会改革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常”与“变”是对立统一的，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受常变观的影响在建构中医理论、归纳生命活动规律、总结医疗经验过程中始终围绕“常”与“变”的关系展开。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五气更立，各有所胜，盛虚之变，此其常也”。是针对运气变化的规律而言的。《素问·刺志论》云：“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是针对人体常住性的生命活动规律而言的。“常”中有“变”，如《素问·移精变气论》云：“理色脉而通神明，使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纲、六合，不离其常，以观其妙，以知其要，则色脉是矣。”“变”中显“常”，如《灵枢·五变》讨论体质与发病的关系说：“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是谓因形而生病，五变之纪也。”通过“变”可以把握“常”，通过“常”可以制约“变”，在“常”与“变”的运动中探索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内经》总结出了阴阳传变、五行传变、六经传变等模式，通过这些模式推理来知常达变，以测知疾病的变化趋势。[7]
2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有利于中医药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衰，决定着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就像一片土地，中医药文化就如同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树木。土地肥沃，营养丰富，树木就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土地贫瘠，树木生长难以茂盛。从中国近代史看，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严重地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已被破坏得七零八落。现在许多国人，特别是一些年青人看中医时听不懂中医大夫讲的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理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缺乏，国学功底不深之故。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作底蕴，就不可能建立起有自身特色的中医学理论体系，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单纯谈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长远发展。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一个民族的兴衰，首先是其民族文化的兴衰。中华民族要实现和平崛起的伟大中国梦，就必须振兴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振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有利于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中医人一定要抓住这一良好的发展机遇，弘扬中医药文化，以继承与创新并重的原则处理好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加强中医药文化的普及和宣传，遵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对中医药进行深入的研究，丰富中医药文化的内容，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发展。
作者：赵宗辽 单位：陕西中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