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文化生态性建构原则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深层契合
不同于单向度的现代大众文化传播方式，网络文化构建后现代双向沟通模式，兼具小众与大众传媒功能。人类从单一狭窄的“媒体-受众时代”，迅速跃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介生态环境。这就是说，一元化、中心化、霸权化的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被颠覆了。正如比尔•盖茨所说:“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网络生态环境是一个天然适合民主意识培养和民主机制运作的环境。纵观计算机发展的历史进程，由最初的中央控制式的大型主机转变为家庭化的个人电脑，本身就是一个从“集权”不断走向于“分权”的过程。互联网的崛起则进一步打破信息垄断与集权控制。“计算机带回真正的个人权利。赛博网络帮助坐在电脑终端的思想一致的激进者结成同盟，他们使用邮件和网页来散布消息与组织战斗。通过这种分析，计算机很明显的服务于一种进步的民主的和去中心化的趋势。”事实上，在网络生态系统中，主体因子、信息因子、环境因子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双向可逆的，都具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美国传播学家戈夫曼在《公众的关系》一书的前言中，曾极有远见地建议使用“互动生态学”(interactionecology)来指称传播行为在微观语境和互动结构中的意义和构成研究。网络文化传播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具有自组织结构的子系统，它自身的各种微观层面构成要素之间，它与中观层面其他媒介系统以及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均存在着彼此牵连、相互制约的能量交换与互动关系，维持着网络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中国学者邵培仁提出:“与以往不同，我们主张确立的媒介生态互动观，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考察与认识上，不仅反对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论’观点，而且质疑‘人定胜天’的合理性;倾向于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一元论’思想，相信‘人天双赢’的可行性，主张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和谐协调、携手并进。”这就是说，整体平衡与循环互动构成网络文化生态性建构的基本原则。回瞥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恰恰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强调整体性、综合性而否弃独断论价值霸权的生态性思想资源与思维方式:认同人与自然的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讲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世界观。
《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以“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来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们的—切行为都要以遵从自然规律、符合自然现律为前提，才能获得成功，这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与自然无所违。”《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道两家明确主张的“天人合一”与佛家的“依正不二”在根本思想原则上是一致的、相通的。“依正”二字，是“依报”、“正报”的略称。正报，指众生乃至诸佛的身心，即生命主体;依报，指生命主体所依止的国土，即生存环境。不二，亦作“无二”，大致有两层意义，首先是指矛盾、对立的双方并非只是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而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次是指矛盾、对立的双方体性是一，在其深层或就其终极本质而言，本无矛盾对立，本无差别。从天人合一和依正不二观念出发，中国佛寺素有育林护山、绿化环境的优良传统，至今尚可见寺院也多是林木扶疏、景色怡人。可见，中华民族很早就拥有自己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思维。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的道路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祖先生存在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之中，周围足以河谷为主体的地貌结构，这种文明起源的早期生态环境规定了他们以治水为、以农业立国的生存方式。同时，由于原始氏族内部的血缘宗法关系保留着“人和”的习性、于是保留了人与自然流动变化的节律及社会生活秩序和睦相处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渗透着许多带有古朴而神秘的色彩但又非常深刻的生态直觉。这种生态直觉又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凝练化、抽象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与西方文化迥异的思维模式。季羡林先生指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区别，随处可见。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正相反……‘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当然，今天关注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生态文明因素，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通过创造性地发掘和阐释，为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思想活力与精神动力。格里芬所言极是:“后现代精神并不是要前现代的传统主义，它只是恢复了人们对过去的关注和敬意。”也正如科布博士所指出的“我不会将任何前现代的东西说成后现代的。但从某个角度看，后现代思想从前现代思想中受益非浅。中国传统思想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它。它需要通过认真对待科学和重视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来更新自己。”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带有某些前现代神秘主义甚至迷信色彩的东西，这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性思想资源进行理性扬弃与阐释，在现代文明平台上深刻把握前现代传统文化与后现代网络文化的隐秘关联乃至某些方面的深层契合，使作为中华民族独特思想贡献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网络时代重新焕发生机。
二、网络文化全球化与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指出，因特网的兴起和普及，已成为当今全球传播的利器。传统的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的，但主要依托因特网和卫星技术的全球传播则从根本上跨越了国家界限，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因特网构成全球化进程的急先锋和推进器。现在的问题是，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吗?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仍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他把全球化看成是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认为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罗伯森则强调，“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强调重点转向了……在一致性中寻求独特性，而不是在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全球化包含了普遍与特殊的同时性。”这就是说，全球化应当具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双重面相，网络全球传播吹响的不是同质化的号角，而应奏响多元文化共容共存的欢歌，各民族传统文化所包蕴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生态价值理应得到高度重视。从保持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说，作为当代高科技文化旗手的网络文化面临危机。一方面当代自然科学和高端科技的飞速发展，往往掩盖了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光辉;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信息鸿沟、信息隔膜的存在，以至于某些极具生态文明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被忽视、歪曲，甚至是诋毁。因此，基于维护人类文化生态安全的共同利益，迫切需要从文化生态人类学角度重审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从哲学传统上说，西方人的认识路线是“主客二分”，即把客体看成是外在的被认识者，主体是内在的认识者，两者彼此外在;中国人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视为“天人合一”的“在之中”。换言之，人在认识万物之先，早已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早已沉浸在他所活动的世界万物之中，不能将世界万物与人同它们打交道的活动过程分割开来。
历史地看，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第一阶段农业文明的“主客浑然一体阶段”，第二阶段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当前正处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即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的转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的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显然富于巨大参照价值。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实现“主客体浑然一体”向“主客体两分对立”的转化———这一历史任务由西方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完成了，但中国传统智慧阐扬的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人与人和谐统一的观念、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理念对于纠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特别是校正当前网络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霸权和价值殖民倾向无疑具有巨大纠偏、解毒作用。国际互联网是全球化的物质载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边界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受到了冲击，信息共享正把地球缩小，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但是，麦克卢汉“地球村”的美好设想远未实现，而网络化的世界更像是一座“全球都市”。“地球村”所蕴含的是“天下一家”式的农业文明想象，而现存的全球网络生态体系远未达到平衡、合理的理想状态。无论从技术手段上，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上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媒体集团占有绝对的优势，处于“全球都市”的富人区、核心地带，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全球都市”的边缘地带，它们在融入这个“全球都市”体系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待遇。发达国家控制着当今世界信息生产和传播，有数据显示，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至少要比它的反向流量多100倍以上。全球信息传播系统中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衡，存在着少数传播大国和多数传播弱国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以网络为推进器的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物质生产的过程，更是一个精神生产的过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对发达国家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依赖，正面临遭受“信息霸权”(informationhegemo-ny)和“电子殖民主义”(electroniccolonialism)掠夺的威胁。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没有文化多样性，就失去了资源共享的前提;没有资源共享的需求，最终将导致网络文化的萎缩，危及网络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再生产。网络文化中的西方价值霸权与价值殖民的实质是价值专制，与多元互动、众生喧哗的网络精神格格不入，与强调整体、循环、平衡的后现代生态文明原则背道而驰。暂时抛开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原因不谈，其思想根源与误区仍在主客二分的割裂式、掠夺式思维方式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价值判断习惯。人类的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元价值共生的体系，这一体系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恶性膨胀与价值霸权必将影响其与其他诸价值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乃至影响整个网络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文明生态的深层结构是价值生态，文明的合理性，是价值生态的合理性;价值生态的合理性，是文明有机体的整体合理性，而不只是其中任何一个文明因子的合理性。”因此，在当今网络全球传播语境下，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霸权，重建网络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对话关系，实现生态价值互动，很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协同进化
在生态学中，协同进化(coevolution)是指两个相互作用的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的相互适应的共同进化。它是一种进化结果，更是一种进化机制。这一机制能够促进物种的共同适应，维持生物群落的稳定性。举例说来，猎物-捕食关系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互惠共生的协同进化关系。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被捕食者要加快奔跑速度才能逃脱追捕，而捕食者则必须加快奔跑速度才能捕获猎物。这一生物界的由生存本能驱动的协同进化现象，对于重审由文化创新驱动的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性关联不无启迪意义。人们往往普遍地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实，从生态文明视角看，人和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过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由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生物———人类的行为和他们组成的更为复杂的系统的规律。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上是同一个自然界在不同层次上呈现出来的特征和规律，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构而言，传统文化不是沉默矗立的博物馆、纪念碑，更不是僵死之物，而是活的源泉、活的主体。用黑格尔的话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应该也应当实现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协同进化。数千年文明史铸就的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立足点。在网络文化所产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多元化的前提下，更要明确网络文化必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美国是因特网的故乡，但因特网属于全世界。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基于我国网络空间，源于我国网络实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网络文化不是西方网络文化的简单横向移植，而是一种具有本土气质、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新媒介文化。因此，我们既要积极融人世界文明之中，又必须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充分实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独特性与完整性，否则将不可避免地被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激流所淹没。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价值取向上应当既是当代的又是传统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既引领人类生态文明发展潮流又接通先辈先贤奠立的天人合一伟大精神原则。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如果说前现代的原始状态的天人合一，可谓之“无我之境”;有了主客二分，从而也有了自我意识之后，这种状态可谓之“有我之境”;超越主客二分所达到的更高一级的天人合一，就是一种“忘我之境”。这里所说的超越不是抛弃，超越主客二分不是抛弃主客二分，而是高出主客二分;超越知识不是不要知识，而是高出知识。这种带有审美精神意蕴的生态性知识境界只能是当代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激荡、协同进化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在生态文明视域中，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协同进化关系是一种遵循“问答逻辑”的对话关系或“我-你关系”。在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看来，理解历史文化就是与传统文本进行的一次谈话，而谈话就是一问一答的交往过程，就是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而真正的谈话，必须得“确保谈话伙伴与谈话人有同样的发言权”，而不能把谈话伙伴看作一个被审问的对象。这也就是说，当代解释者与历史传统的关系不同于冰冷的人与物之间的“我-它关系”，而是一种鲜活生命体之间的“我-你关系”。如果说独白意味着当代的新新人类总是高高在上地俯视传统，充当传统的裁决者、支配者，那么对话逻辑则意味着人们把自己看成宇宙大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和历史演进的一个环节，因而承认传统的未完成性和可成长性，在古今和谐平衡的“主体间性”生态关系基础上构建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网络文化。
作者：梁刚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