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该书对梁启超文化观的前后转换及其内在的一致性进行了系统考察
中西文化问题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并且，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回答是不同学者展开自己学术工作的思想基础。就梁启超来说，这表现得尤其突出。但是，梁启超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回答，前后期颇有所不同。对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的观点是“从‘离异’到‘回归’”，当然这是从梁启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来说的，即：梁启超前期激烈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大力学习、引进西方进步文化，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疏离；后期则对西方文化颇有微词，认为“西洋文明破产”，呼吁用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救治西方文化。这种观点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与梁启超本人的文化思想稍有出入。对一生都倡导中西文化融合的梁启超来说，他前期并非全盘地否定传统，后期也不是完全地回归传统。只是前期的中心工作是号召学习西方文化，后期的中心工作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用“从‘拿来主义’到‘送去主义’”更为恰当。由是，作者引述了梁启超中西文明“结婚”的言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并高度评价了中西文明“结婚”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思想。作者认为，梁启超中西文明结婚的思想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明并重思想；二是文化建设的民族主体性思想。这与他后期中西文明“化合”的思想是一以贯之了。后期的中西文明“化合”思想深化了早期的“结婚”思想，进一步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和文化交流、融合创新观念。正是在对梁启超文化观充分认知、解读的基础上，本书才有力地凸显出梁氏中国哲学研究研究范式转换上的意义。
二、该书着重强调了梁启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上的意义
在同时代的学者们当中，梁启超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的方法。因而作者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特色方面。这也是该书的一项重要学术建树。对梁启超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的贡献，作者概括为四大方面：（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除此之外，作者还将梁启超在各具体领域中方法特色，条分缕析，一一进行了总结。比如作者将梁启超先秦诸子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特色的概括：（一）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三）更趋深入、完善的考源镜流法；（四）学术研判中的客观态度和辩证意识；（五）学术研究与人格教育相结合的整体取向。又如作者对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特色的概括（：一）全方位论列各派学术思想，双向度寻求学术发展根据，具有全面性（；二）以忠实态度研究学术史，具有客观性（；三）联系当时的思想实际，具有现实性（；四）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具有前瞻性；（五）对重要学术问题和人物勇于做出论断，具有可读性。这些概括，不仅符合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实际，而且对于今后深入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亦不无启示意义。作者从多层次对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特色的概括，既充分彰显了梁氏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程度与丰富性，更重要的是明确地展现出梁氏在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作者看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诞生的标志性著作，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以“以西释中”的“西方化”范式代替了传统的“以中释中”的“本土化”范式，虽具有革命性进步意义，但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西方化”范式“主要着眼于中西哲学的共同性，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哲学的特殊性”（《评述》“引言”第13页）。而梁启超在这一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既在当时就对“西方化”范式提出的有力的批评和质疑，同时又以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在方法论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正如作者所说，“这为此后冯友兰、张岱年创立‘中西结合’范式提供了学术基础。”（《评述》“引言”第13页）就是说，由“西方化”范式转换为“中西结合”范式，梁启超是启其端绪者。作者同时指出，梁启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方面的贡献，并不宜简单理解为方法上的变换与进展，而应该理解为当时学人在苦苦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背景之下，以自己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作为底色努力探索的表现。无疑，在这里梁启超文化观念的前后转换正是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有力思想支撑。
作者：贾乾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