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然而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主要矛盾一直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他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并且强调：“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7]320，“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7]322。既然主要矛盾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是这样重要，为什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样一个有着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著作中，没有明确论及当时的主要矛盾？这与“八大”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及其引起的争论直接相关。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最后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8]396虽然，决议是通过了，但是毛泽东对于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持保留态度。“八大”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毛泽东对“八大”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的态度不少当事人和专家学者有过考证和研究[9]144-145。笔者认为，毛泽东对于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提法的保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种表述，会使人们产生误解，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只要发展生产就可以了。所以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出了“改革”，指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关系的一场大变动”[10]267，“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10]268，并提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10]275。它表明当时毛泽东既对“八大”的提法有保留，又对于主要矛盾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这就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没有谈主要矛盾的原因。但是，表达上的不妥，仅是毛泽东思考的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来自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有反映。该文多处谈到了匈牙利事件，谈到了在匈牙利事件上我国有些人的动摇，还谈到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风潮”，甚至谈到“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4]238。他也谈到了国内“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4]236。虽然他说：“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但是，从长期残酷的对敌斗争走过来的毛泽东，依然强调“首先是还有反革命”[4]219。当整风过程中出现了有悖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言论时，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文章中加了两段话：第一、关于判断香花还是毒草的六条标准；第二、关于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8]451。以上这些表明，毛泽东对于主要矛盾问题的思考已经向“左”的方向转了。而1957年9月20日开始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1958年5月5日开幕的八届二次会议，则明确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8]461从这里既可以看到国际形势对毛泽东判断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国内风云变幻直接促成了他对于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
（二）斗争哲学和独断论的隐现
这里说的斗争哲学指的是片面强调事物的对立和斗争，而忽视了统一、同一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这里说的独断论是指固执己见，以为一切都是自己对的，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岁月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并且能够努力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共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历史证明了的。无此，不可想象他如何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又如何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比自身强大不知多少倍的敌人，夺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个胜利。作为人民的领袖，在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他也不断告诫自己和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他的晚年错误，特别是“文革”的严重错误造成了全国人民的巨大灾难。这场历史悲剧将是我们永远要记取的教训。而悲剧发生的原因根本上是对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错误，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毛泽东自身的原因——斗争哲学和独断论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重要原因。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可以通过文本分析看到一点端倪。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多次从哲学高度强调了斗争在解决矛盾、提高认识、发展真理中的作用。虽然他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但接着他强调：“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4]213。特别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和真理发展规律时，他完全偏向斗争这一个方面。就在“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节中，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并不错，但没有提及统一的作用）。接着他在加入了那段阶级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话之后，又强调：“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4]230-231既然把问题提到了规律的高度，那么，理应阐述得比较准确，比较全面。但是在这里恰恰只讲斗争一个方面，而不提统一、同一，至少在这里统一、同一被忽略了。它隐隐地反映了当时毛泽东一种过分强调斗争在事物发展中作用的倾向。事物究竟是怎样发展的、真理究竟是怎样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他们经典的看法。他们在强调对立、斗争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或者忽略统一、同一。马克思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11]恩格斯不仅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12]，而且在高度肯定黑格尔关于“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伟大的基本思想”时，科学地指出从这个观点出发，“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对于还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列宁在《辩证法的要素》中也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13]事实上，认识的发展既需批判、否定和创新，也必定包含对过去知识的继承。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这样，它也是在对人类认识成果的批判继承前提下创立的，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就说明它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继承。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抽象地只说真理对于错误的斗争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就是简单化了。从阐述的口吻上分析，这种提法有着一种气势，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但是也包含着一种我是真理、我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一种独断论的味道。而这是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民主的方法、自由讨论的方法有所背离，也与该节前面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所说的“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4]229-230有所偏离。其背后则是毛泽东这许多年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而逐步使之有所得意和骄傲的情绪。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强调斗争、强调自己才是真理、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与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斗争有时还是很激烈的形势判断结合起来，那么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就可想而知了。而这种结合，就在这第八节中。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双百方针何以得不到认真贯彻，也可以解释极左倾向何以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漫延。
（三）毛泽东的探索对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启示
毛泽东当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探索，是在新中国建立不久、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还是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两个阵营对垒下的社会主义，还是十分强调意识形态对抗的社会主义。尽管毛泽东已经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毛泽东的探索中。接受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又经历了近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探索，我们今天则可以站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认识高度上再回看他当时的那些局限性。其一，如何解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主要是从政治思想领域的角度去分析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9]148，但他并非不注重物质利益上的矛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人民内部矛盾时，他首先就指出“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4]205。他继续重申了在前一年《论十大关系》（这是毛泽东着重思考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而写的）里提出的“三兼顾”原则，强调“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4]221，还专门用一节谈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些都是通过利益的调整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毛泽东能看到国家、集体和个人在利益上的矛盾，并以统筹兼顾的方法来处理，而不是强调一味地服从国家或集体，不能不说是高明之处，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要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唯一途径。但是“三兼顾”终究还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政策性的兼顾，并不能形成一种使物质利益与个人的贡献直接关联的体制。它是依靠领导、上级的恩赐，弄不好就会丢掉了兼顾，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就是过去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重大弊端。也正是通过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对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探索的再思考，通过不断总结改革开放中的实践经验以及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逐步形成了改革开放的目标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用列宁当年所说的话来讲，就是“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于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14]。这才有了广大群众生产积极性的极大调动，才有了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当然，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新的问题，有些还很严重，还需要进一步地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其二，在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问题。这是一个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已经提出，有重大贡献，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好的问题。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且指出根本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刚刚从残酷的革命战争的年代走过来，而且又处于冷战和对抗的国际大势下，在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上往往还沿袭了夺取政权斗争中的一些思维方式，如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式、群众运动的方式，后来甚至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和建设是相联结的，我们今天依然是革命的党；但是革命和建设又是性质有所不同的二个阶段，前者着重于打碎一个旧世界，后者则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破有破的特点，建则有建的规律。从哲学上来看，破是属于对抗的矛盾双方地位发生根本转变（突变）的飞跃，建则是保持事物性质不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逐步地建设完善（量变）的过程。在矛盾运动量变和质变的不同阶段，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也应当有所区别。如果说在破的阶段要强调对抗、斗争，强调一个压倒一个、一个吃掉一个（期间也有着非对抗的矛盾要用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那么，在建的阶段，则主要不是强调对立、对抗，而是要统一、稳定、协调和发展。这就要使广大人民，包括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国家有安全感、信任感和积极的参与感，解决矛盾的方式要着重以和平的方式、动态平衡的方式（期间有时也要用对抗的方式来解决有些对抗性矛盾，但是靠的是法律制裁）来推进矛盾的缓和和解决。可惜，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没有沿着这个方向深入探索下去；在反右开始后，却夸大了阶级斗争，逐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不仅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①，而且强调“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提出了所谓“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①的错误论断。其实，矛盾解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是一方吃掉一方、一方压倒一方。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了动态平衡解决矛盾的方式：“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15]“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这是因为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长过程中，突变是非常态，而量变则是常态。而这里所说的动态平衡解决矛盾方法的关键在于——在相互作用中形成一种比较协调的运动形式，从而实现着事物一定阶段上的发展。应当强调的是共产党长期执政后，要形成良性的动态平衡的运动形式，也就是要用自己手中已经掌握的上层建筑，构建起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制度和执行体系，来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并不是不要斗争，但是基调应当是统一、秩序、和谐和发展。民主和法治则是保障统一、秩序、和谐和发展的根本手段。即使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也可以而且应当运用法治手段来解决，因为政权在共产党手中、在人民手中，可以通过法律这个专政武器平稳地处理。这个时候再强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就是自己和自己作对了。尤其今天，在搞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要能够防止产生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就特别重要。“以人为本”就不是以钱为本、以权为本，不仅体现了人民主权，而且保障每个个人的基本权益，体现了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就是我们今天动态平衡地解决许多矛盾的运动形式。当然，这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又通过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而形成的新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旗号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胡振平 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