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散文作家琦君以其文鲜明的冰心式“闺秀文学”语言艺术特点，被誉为“台湾的冰心”。琦君在创作散文时，常常穿插运用“口语式的絮语”“书卷式的诗语”“动态化的叙述语”进行叙述。琦君散文文风朴实，语言艺术体现出疏淡清朗的特征。
一、口语式的絮语
有评论者指出:“琦君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白话文写作最为成功的女作家之一。”［1］(P79)的确，以白话文创作的琦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白话文通俗易懂的特征，而琦君在具体运用时，口语化痕迹十分明显。琦君常常以亲切自然的谈话风展开话题，抒发情感。这种类似絮语的话语方式，少了一份唠叨，而专注的是那份亲近。如果从词语构成来看，琦君散文语言艺术的口语化主要表现在语气词、俗语、俚语的运用上。
1．喜用语气助词。女性作家的散文创作，在表达方式、词语运用上往往富于细腻温柔的女性特质，以闺秀著称的琦君自不例外。琦君善于以谈话风构建文本，在词语运用特别是人物对话中，习惯以语气助词结尾。这种加强语气的语言艺术，极易贴近读者，达到一种温柔、甜美的表达效果。如，“有一次，跨厨房门槛时跌跤了，我生气地躺在地上不起来，夹起喉咙喊:‘妈妈。我跌跤了。’谁知妈妈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只顾拿着锅铲炒菜。我越生气越大声地喊:‘妈妈，您没有看见我跌跤了吗?’妈妈转过脸来，慢吞吞地说:‘跌跤了就爬起来嘛。’我说:‘我膝盖好疼啊!’妈妈笑了，越发慢条斯理地说:‘你膝盖是豆腐做的呀?’我说:‘门槛太高，把我绊倒了，膝盖都碰破了呀。’”(《妈妈，我跌跤了》)
这段叙述文字由大段的口语式话语组成，琦君在叙述中特别是人物对白的句子后面大量点缀了诸如“了”“吗”“嘛”“啊”之类的语气助词。这些词语，一方面加强了语气，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给人一种亲昵之感。
2．掺杂俚语俗语。俗语俚语在琦君散文中时有显现，这些语汇极大地丰富了琦君散文的表达内容，同时形成了一股淡淡的乡土气息，令人神往。如:
“乞丐高声地喊:‘太太，高升点(意谓多给点)，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啊!’”(《粽子里的乡愁》)“母亲绣花的时间，多半在吃中饭以后，下午烧‘接力’以前。”(《绣花》)“酒席是从城里叫来的，和乡下所谓的八盘五八盘八不同，城里酒席称为‘十二碟’是最讲究的酒席了。”(《舂酒》)以上的例句中，诸如“高升点”“接力”“八盘五，八盘八”“十二碟”之类的俚语是浙东农村特有的口语，从这些饱含乡土味的话语中，让我们感受到了农村的纯朴与贫困。在富于乡土气息的话语建构中，一股乡愁扑面而来，使人欲罢不能。
另外，有关俗语的运用在琦君散文中也能随手可掬。如，“吃了端午粽，还要冻三冻。”(《春雪梅花》)“做事有条绳，做人有个名。”(《“有我”与“无我”》)这些富于地方色彩的语言艺术，无疑使得琦君散文更加通俗易懂、简单明朗。
二、书卷式的诗语
林海音在谈及琦君散文时曾说，“琦君的散文，乍看来，文字是朴实无华的，但仔细的玩味，就会觉得那种淡雅，也是经过作者细心琢磨的。”［2］(P11)诚然，文字的质朴是琦君散文最本真的表现形态，可在更深层次上，琦君散文语言艺术还经常表现出一种诗词化倾向。
琦君认为:“旧诗词的意境极美，文字凝练，表现手法多方，这些优点散文都可以吸收。我写作的原则是情真为第一，不喜欢在文字上耍技巧。至于说，在我着手写作时，也并非完全顺笔而下，一篇文章的完成也有艰苦的过程。而有时一篇文章要写好久，写完了又放好，在音调上，声浪上也会注意它本身的美感，这便是我们受过旧诗词的训练，对四声便会不期然的注意起来。”［3］(P38)不难看出，有着扎实古典文学修养并在词学方面很有造诣的琦君，对如何灵活运用旧诗词有着切身的体会，而在她的散文中都能以语言艺术的声调取胜，以诗词营造意境。首先，琦君经常用旧诗词化入散文中，营造氛围，表现一种意境，这种语言艺术诗化的特点，书卷气浓重，极富文化蕴含。如，杜甫虽然讴歌“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他自己并不甘心做个“天寒翠袖薄，日暮依修竹”的佳人。因为他既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驯”的大愿，也有“但愿我与汝，终老不相离”的小愿。(《三更有梦书当枕·方寸田园》)
整段竟以古诗词连缀而成，一股浓厚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但琦君的这种诗化语言艺术，并不见出卖弄与刻板，反而诗意灵动。其次，用古诗词抒发自身心境也是琦君散文惯用的话语方式。在言简意赅的古诗词中，透露出了文字的疏淡与质朴。如《哀乐中年》中，琦君形容中年是“在夕阳无限好中，青山满眼，独自倚着阑干，”其感触岂能是用笔墨书写尽的，所以也只有学着辛弃疾的“欲说还休，只道天凉好个秋”了。把中年人苦涩的心境表达的十分传神恰当。不过中年时却又能“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尽管有着一点涩，但却又带着一点宽慰与喜悦。
《白发》中琦君用白居易的诗“镜中莫叹鬓毛斑，鬓到斑时也自难，多少风流年少客，被风吹上北邙山。”引申自己对白发的看法，认为白发皤然的才是人生最美的境界，最后结尾强调老年时比青春年少时更可贵，“春柳池塘明媚处，梅花霜雪更精神”。这些诗句被琦君巧妙放置在散文中，达到了辞少意丰的效果，在语言艺术上有一种疏淡美。
除了巧妙运用古典诗句造境写意之外，如果单纯以文字看来，琦君散文语言艺术也不乏诗意盎然之处。在谈到文章的语言艺术文字时，琦君认为，“好文章必须是语语动人，字字珠玑，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做到三点，即平易近人、纯净和蕴藉。”［4］(P201－205)平易近人指的是语言艺术的亲切自然，让人如沐春风。前面分析的琦君散文口语化特点即是例证，而净化与蕴藉则与其语言艺术文字本身的诗词化色彩息息相关。琦君总能以最简单的文字，来表现意义丰富的情感内容。如《桂花雨》中的一段:
“父亲点上檀香，炉烟袅袅，两种香混合在一起，仿佛就像神仙世界。于是父亲诗兴大发，即时口占一绝:‘细细香风淡淡烟，兢兢桂子庆丰年。儿童解得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诗虽不见得高明，但是在我心目中，父亲确实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诗啦。桂花摇落以后，全家动员，拣去小枝小叶，铺开在簟子里，晒上好几天太阳。晒干了，收在铁罐里，和在茶叶中泡茶，做桂花卤，过年时做糕饼。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整段文字是纯净的白话，质朴中透露出淡雅。中无赘言，增一字嫌多，删一字怕少，显示出蕴藉净化的效果。琦君用这种极富诗意的语言艺术描写这段摇桂花的场景，文字简洁，而又意味无穷。
台湾散文大家王鼎钧称誉琦君散文是诗化散文与词化散文的典范。一语道破了琦君散文在语言艺术文字上的特色。古典诗词的灵活运用并不见出掉书袋之嫌，而是与琦君散文巧妙融合一体。总体而言，呈现一种平淡与简易的美学蕴藉。
三、动态化的叙述语
琦君善于以白描式的语言艺术刻画人物、塑造形象。这种近乎平面素描的叙述语言艺术，常常能达到生动形象的动态效果。例如《一袭青衫》中有一段:
“我念中学时，初三的物理老师是一位高高瘦瘦的梁先生。他第一天进课堂，就给我们一个很滑稽的印象。他穿一件淡青褪色的绉绸长衫。本来是应当飘飘然的，却是太肥太短就像高高地挂在竹竿上。袖子本来就不够长，还要捲上一截，露出并不太白的衬褂，坐在我后排的沈琪大声地说:‘一定是借旁人的长衫第一天上课来出风头。’沈琪一张嘴是全班最快的，喜欢挖苦人，我低着头装作没听见，可是全班都吃吃地在笑。梁先生一双四方头皮鞋是崭新的，走路时后脚跟着地，脚板心再拍下去，拍得地板好响。他又不坐，只是团团转，啪哒啪哒像跳踢踏舞似的。”(《千里怀人月在峰·一袭青衫》)
在这段文字中，琦君用白描的语言艺术刻画了梁老师的滑稽形象，高高瘦瘦的，还穿着一件又肥又短的长衫。而为了突出梁老师的紧张，琦君描写了他不停地在地板上走动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单纯的叙述性白描以外，琦君在叙述语言艺术中不时加以动态化的动作描写，使得行文妙趣横生，极具立体感。还是《一袭青衫》中，为了刻画梁先生的形象，琦君详细叙述了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梁”字，大声地说:“我姓梁。”可是接着又自言自语说，“今天这个字写得不好，不像我爸爸写的。”［5］(P186)一个天真的，类似孩子般的形象呼之欲出。另外，琦君又用沈琪的不时地插嘴，写活了她快嘴、大大咧咧的性格。动态化的语言艺术，加强了人物性格的塑造。这种动作化的叙述语，使得整篇散文充满了一股小说味。
人物语言艺术动作化是琦君散文语言艺术的一大特点，而叙述语言艺术的小说化则使琦君散文小说风味更加浓郁。琦君从小就熟读过林琴南译的《茶花女轶事》《浮生六记》《玉梨魂》《黛玉笔记》等，并且还学着《黛玉笔记》的笔法写了篇《碎玉记》，古体小说对琦君的影响可见一斑，琦君叙述语言艺术就很有章回小说的气韵。语言艺术的口语化、诗词化和动作化构成了琦君散文的用语特点，而文字上的疏淡清朗则显示出琦君散文的闺秀自然气韵。尽管主张以情动人的琦君，似乎并不注重语言艺术的技巧，然而，正是这种不饰雕琢，才烘托出琦君散文“清水出芙蓉”的境界。
综上所述，杂以小说笔法的叙述与语言艺术的诗化、口语化构成了琦君散文的独特文体特征。琦君体散文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即是以疏淡清朗的语言艺术，在平实而亲切地叙述往事见闻、人生世事。这里没有深奥的字眼，华丽的修饰，虚浮的堆砌，但却不乏古典诗词的韵味，犹如身着中国旗袍的现代女性一样，彰显闺秀气度。
作者:戴勇 单位: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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