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自然哲学、逻辑学、政治哲学等，可以说每位德国古典哲学家都对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并不断地推动着德国古典哲学向前发展。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二者哲学理论的不足与缺陷， 并与马克思一道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震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使之成为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有力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非意味着其自身的“消亡”，相反，它是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
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地位
产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 可以说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两千多年理性哲学发展的巅峰，对现当代西方哲学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尤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作用巨大。 正如分析哲学家彼德•斯特劳森说：“当代形而上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康德的基础？ 我的回答是：在很大程度上。……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在我所属的哲学传统中占有主导地位。 ……也许永远不会改变。 ”［1］康德的知性论探讨了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黑格尔不仅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而且指出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平凡到丰富的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恩格斯对辩证法予以高度重视，他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不仅将辩证法拓展到唯物主义的层面，而且使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结论为辩证唯物主义所分享，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种观点基本奠定了其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基调。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等著作中揭露了基督教神学的种种矛盾，指出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和荒谬性。费尔巴哈通过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批判，“使唯物主义登上了王座”， 从而宣告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胜利，为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总体看来，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他们哲学理论的价值无可否认。 但是，德国古典哲学也存在自身的理论缺陷，如同德国“庸人”向往着资本主义制度却缺乏勇气和力量去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统治的德国资产阶级一般， 德国古典哲学以思辨的方式存在，以抽象的理论形态自居，这种严重脱离生活实践的哲学形态终将被时代所扬弃。
二、恩格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与改造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之集大成者， 他不仅使德国古典哲学体系化，而且以其独特的论证方式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科学，从而彻底“终结”了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根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是“绝对精神”逐渐实现的产物。 黑格尔曾说：“精神的东西本身应当起决定作用， 并且迄今的事物的进程就是如此。”“客观思想是世界的内在本质，只有符合概念的实在才是真正的实在，因为在这种实在里，理念使它自己达到了存在。 ”这就是说，“绝对精神”不仅是构成事物的本质实体，而且是自身包含矛盾的、能动的、富有创造力的主体。 整个世界无非就是“绝对精神”的产物，是“绝对精神”自我创造、自我运动、自我认识、自我现实的过程。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主张主客体的绝对同一。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他深刻地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进一步地，恩格斯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批判了黑格尔的观点，他认为黑格尔把绝对观念当作世界的本源，相信绝对观念能认识外部世界，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不可知论，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仅限于纯粹精神世界，严重脱离德国的社会现实。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结果”。［2］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承担了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颠倒：“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世界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应。 ……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了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被倒转过来了。 ”［3］在这个意义上，没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就不可能形成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费尔巴哈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 他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承认“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 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本质的虚幻反映”。 费尔巴哈认为“哲学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因而他从人本学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哲学理论， 过度张扬自己的美学思想和以爱为基础的宗教观。 恩格斯批评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指出费尔巴哈离开社会实践，离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来考察人，“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他“仅仅限于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除了爱与友情，而且都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外，费尔巴哈根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 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无法理解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恩格斯看来，尽管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使人们的耳目一新”，“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关键是从辩证法的角度将“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理解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4］因此，费尔巴哈哲学的重大悖谬在于不懂得辩证法。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费尔巴哈的问题被表述为其对“自然”与“历史”的理解存在断裂，即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论述到社会历史领域就不起作用了。 恩格斯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个唯物主义者时，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时，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在他那里， 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完全脱离的。 ”［5］恩格斯在自然与历史的比较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认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是根本不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 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而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面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 ”［6］在恩格斯看来，虽然自然界不同于历史领域， 但自然界的规律及其归纳方式可以应用于历史领域；自然界的发展具有偶然性，历史的发展同样具有偶然性；自然界是诸动力“彼此发生作用”的结果，历史则是由人民大众“合力”造就的。可见，恩格斯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全面地论述了自然与历史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费尔巴哈， 这一思想在此后的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得到充分反映。
如是观之，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终结”，这需要我们对“终结”作出全面而正确的理解。
三、对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理解
从词义上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终结”一词的意思是“最后结束”，但我们在理解一个思想体系的“终结”时，却不能简单地将它理解为“结束”。 我们可以从“终”和“结”两方面来更为准确地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问题。首先，“终”，即终止。 黑格尔思辨哲学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主要是指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科学的最高理想， 使曾经统治西方长达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终止。正因为如此，后来人们发现如果不能超越黑格尔，如果不能扭转哲学的思维路劲，人类就难以推动哲学向前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了。其次，“结”，即完结。 一个思想，如果貌似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个思想本身一定存在诸多弊病。 黑格尔试图用自己的精神哲学解决和回答一切问题， 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告诉我们，不仅黑格尔哲学无法做到，甚至其他任何一种哲学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黑格尔哲学这种无所不包的唯心主义方法论体系宣告终结了。但是，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精华和时代的产物， 它的终结仅表征其唯心主义体系的终结， 而它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内涵却不断得到弘扬和发展。总之，作为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德国古典哲学， 它的终结并非意味着走向消亡，而是预示着其出路与新生，标志着新哲学的诞生。 正如恩格斯所说：“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黑格尔哲学犹如一座知识大厦，只要“人们深入到大厦里面去，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着充分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黑格尔革命辩证法的基础上， 将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以联系、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出发，指出作为实践主体———人能够认识客观实在、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 正是以实践作为哲学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才真正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思辨性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随着德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德国工人阶级作为一股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德国古典哲学寻找到了自己的继承者， 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诞生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 将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辩证法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