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技术的革新不仅对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的相应变化，极大地触动了人类文明生态的结构性调整。它模糊了媒介交流方式的界限，缩小了人类物理时空的差距，打破了社会格局的壁泉森严，体现为媒介形态之间以及人们社会生活角色之间的不断融合。从尼尔.波兹曼以来确立的媒介生态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旨趣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它把媒介及其发展变化作为人们生活环境的重要部分来进行考察，重点关注媒介对人的影响。
本文结合中外学者一的观点，认为广播电视媒介生态是广播电视媒介与其外部社会环境(生态)之间以及内部信息传递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形成的一种互动结构。媒介外部生态包括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媒介内部生态包括媒介信息生产生态、媒介技术发展生态和受众信息接收生态。媒介生态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动，并最终实现动态平衡，或者一原有系统无法适应变化而解体。本文将在互动观的框架内探讨新媒体时代媒介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的相应变化以及相互关系。(见“媒介生态构成图”)
一、新媒体语境下广播电视媒介内部生态的变化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人们的社会互动与戏剧表演进行类比，认为人们都在按照各自角色的规范进行着相对紧张的前台表演，而幕布之后的后台行为相对放松。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给人们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中区”地带，使广播电视信息呈现内容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逐渐消失，更使广播电视传播方式的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日益模糊，对广播电视媒介本身进行了强大的祛魅。
(一)广播电视信息生产生态的变化:传播者转变为信息筛选与故事叙述者
对十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记者一编辑而言，他们的主要土作就是及时采集新近发生变动的信息并编辑制作成节目，通过垄断性媒介技术方式实现大众化传播。因为信息采集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垄断性，信息传播者一们借由这个厚实的屏障分隔了权威的令业新闻人“前台”形象和机械复制信息的常规化“后台”形象，让自己可以在幕后进行各种议程的设置并让受众无法察觉。
如果说传统广播电视媒体曝光了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原本隐秘的后台行为，那么新媒体技术的突破首先使信息传播者一们自身的隐蔽空间不断缩小。技术的开放和多儿让原本严密的幕布开始松动，普通观众可以逐渐越过门槛较低的新媒体技术去发现新闻信息制造者一和传播者一的土作流程和传播技巧。媒介形态之间的融合、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延展以及节目传播效果的坚守更是使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从业人员必须打破原有职业身份的简单框架，站在信息管理者一的角度，尝试综合运用文本、视频和多媒体技术进行节目传播效应的整体提升。
面对技术融合之后信息来源和扩散渠道的突增，传统广播电视媒介从业人员不能依旧站在前台充当海量信息的传声筒，而是应该把原本固化的单一性信息采集土作状态转变为全天候全方位密切关注信息的变化，并能够按照新闻价值标准对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归纳，增加后台土作行为的分量，做好信息质量的把关人。同时，为了防止人们陷入信息烟海徒劳无获，广播电视新媒体从业人员又必须尝试用富有逻辑性和故事性的新闻话语进行信息传播，让受众能够建立起对当下繁多而细碎的信息的综合理解力。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媒介技术和传播内容的融合与共享，才能在广播电视新媒体传播平台上占领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
(二)广播电视媒介技术发展生态变化:媒介新形式下的技术突破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宽带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深入与突破，一批广播电视新媒体应运而生。广播电视新媒体具有共享、交互的特征，与传统广播电视相比，更加突出了个性化的服务功能，呈现出全新的形态。在新媒体技术面前，普通受众不再被复杂的技术手段牵制，成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一。三网融合的进展让原本各自为政的传统媒体模糊了彼此的界限，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不断开拓壮大新的共赢发展空间，在技术层面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同时，技术的进步使得受众在使用媒体的时候能够更加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人机对话的功能不再停留在设想阶段。此时，广播电视、网络、手机不再用传统还是新兴来区分，而是发展成为互通共赢的终端平台。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的互通与形式的共融虽然开启了媒介融合的新篇章，但是，在技术资源飞速扩容的同时，在受众可选择的资源急速膨胀的同时，面对受众视听时间和地点的碎片化，如何生产符合受众信息需求的媒介产品，如何生产符合广播电视新媒体特征的媒介产品，这是当下哑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三)广播电视受众信息接收生态的变化:受众成为信息的使用者与制造者
“沙发上的土豆”曾经是媒介研究者一对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受众形象的界定，因为在壁泉森严的传媒技术面前，受众无法逾越传统媒体的“前台”和“后台”，只能坐在观众席上有序地收听收看，在传统媒体的议程下进行着有限的使用与满足。如今，新媒体技术的入侵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掌握信息发布的土具，登陆信息交流的平台，从而使原本被动接收信息的受众成功突破了舞台的边界，进入表演区，甚至是闯入了后台体息区。每个人在理论上都可以运用简单的新媒体技术进行发布与传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媒介融合的平台进行及时交流与分享。对十广播电视新媒体而言，受众可以选择的媒介产品类型和数量都有了空前的增加，受众不再被固定在沙发上、电视前，他们可以随时通过移动终端进行广播电视节目的视听，并对节目的制作进行有效的信息反馈，直接影响了节目制作的选题和方向。
三网融合使我们可以从共同在场的视听仪式化转向个性化信息资源利用的仪式化，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通过相同的媒介平台共时性的收听、收看媒介事件，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着情感和意义的共享。新媒体时代的变化是改变了受众进行情感和意义分享的平台结构，人们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交流，对媒介技术本身的个性化使用愈发成为了受众仪式化、狂欢化快乐的表现。
二、新媒体语境下广播电视媒介外部生态的变化
(一)媒介政治生态中公共空间不断扩大，媒介管理机制弹性增加
媒介生态的政治因素，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执政方针和各种政策制度的制定实行，在意识形态等方面规约着大众传媒的形态和发展方向。大众传媒既需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和政策管理的实施来完成自身的土作，同时大众传媒的报道又会对政府管理机制的效力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各种新生阶层和社会力量数量激增，新媒体也日益成为大众意见交流、思想碰撞的重要平台，我国政府对这样的变化需求也进行了积极地政策调整，形成了更加开放包容的政治空间，为新媒体技术刺激下的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形态更新创造了良好的政策和管理氛围。
我国的新闻媒体在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主要担负着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阵地的职能，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联系两者一的重要桥梁纽带。地位重要，但缺乏独立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媒体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单纯的事业单位逐渐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形式。从2009年底开始，陆续有上海、江苏等省级广电系统开始成立符合时代需要的传媒集团，拉开了媒介政治生态调整的序幕。除了在管理体制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之外，媒介融合的现状也迫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行业协调发展方面进行积极尝试。此外，在广电新媒体的身份管理上，也需要逐渐引入竟争机制，允许更多有实力的独立运作机构参与进来，刺激市场的良性发展。目前我国仍然缺乏对十广播电视新媒体行业制度规范等方面的明确规范。
(二)媒体技术高速发展促使媒介经济生态效益显著激增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在3G网络进一步普及、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视频、音乐等高流量手机应用拥有越来越多的用户。由此可见，新媒体的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每逢节假日的电商网络营销大战硝烟四起，新媒体付费使用产品的迅速扩展，美食、服装等商品迅速扩张的“淘宝”模式……截至2014年5月16日，‘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两个软件持续了将近4个月的打车补贴活动终十宣告结束。看似赔钱的买卖，其实抢占了市场份额，培养了用户的移动支付习惯。嘀嘀打车在其微博上说，嘀嘀打车在让司机收入增加的同时，滴滴的用户数也增加到了亿量级。以上事例无一不说明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与大众传媒直接相关的媒介经济生态方面，以前我国传统广播电视媒体主要依靠收取广告费用和收视费用作为盈利的主要模式。在传播技术和渠道垄断的阶段，这样的盈利模式可以形成巨大的产业价值，但是在新媒体时代，这样的盈利空间逐渐被新的媒介渠道抢占，由此也激发起广播电视新媒体根据不同渠道和特征的定位进行新的经济增长空间的不断探索。广播电视新媒体除了在广告费上继续强化之外，还可以在节目售卖、提供线下实体服务等多方面增加了经济效益。
(三)媒介文化生态氛围愈发开放多元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原有的固定社会身份制度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人员大量流动的增加和社会分层的复杂化。在教育、收入、生活方式等方面差异明显的人群在城市中大量聚集、相互融合，在信息需求和表达交流等方面均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欧洲精英知识分子曾经对资本主义大众社会文化毗之以鼻，并痛斥为文化土业。然而，以约翰.菲斯克为代表的学者一们则把大众文化看作是受众快感的来源，无论是消极躲避式的快感还是积极生产式的快感都是受众的主动尝试，多义性和多儿化是电视节目流行的文化背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当前也是处十大众文化流行的时代，一方面庞大的人群既陌生又熟悉，社会本身就充满了异质性和共同性。另外一方面，特别是新媒体的高度发达，使得人人皆记者一、人人手里都握着麦克风的时代悄然而至，大众不再是被动接受媒介信息的靶子，而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进行着信息的解读和媒介使用的主体，并越来越倾向十发出自我宣言，进行更加广泛而深入的意见交换。
当前社会文化氛围出现的新特点对十大众传媒来说会产生直接影响，具体表现在新闻报道的娱乐化奇观化和媒介产品的煽情化和雷同化。多儿的大众文化既是新的生态背景，同时对十媒介而言也是一个相当难十满足和合理使用的挑战。
三、新媒体语境下广播电视媒介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的互动关系
以上本文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广播电视媒介内部生态和外部生态变化分别作了分析，在新媒体技术融合的背景下，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都与以前有了明显不同，传播者一和受众的角色分区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有径渭分明的界限逐渐模糊。如今，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不仅仅意味着原有节目内容和形式的简单累加，而是意味着在新的媒介技术平台上提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和个性服务节目的有机结合。同样，广播电视新媒体技术和节目内容的革新和健康发展也会对整个媒介生态的结构平衡产生反作用力。政治空间的完善合理，舆论表达的开放理性，媒介管理体制的日趋完善;经济增长的结构和速度进一步优化和提高;社会文化氛围日趋和谐共融，正向积极的文化产品流通，原有媒介生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会在此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一)媒介政治生态与媒介内部生态因素的互动
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学者一们对传播促进社会发展的效果十分推崇。他们认为媒介的发展会加强人们之间的互动沟通，并最终促成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我们可以发现，媒介内部传播生态的变革和媒介生态中的政治因素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
根据前文所说，媒介外部生态的政治因素主要是国家的各项政策制度的规训和媒介管理体制的制约，它作为媒介发展变化的外在强制性力量影响着媒介组织的性质、信息生产者一的身份、媒介技术发展更新的速度和受众接受信息的维度。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在新媒体语境下，一方面大众社会的异质性和社会阶层的复杂性使得社会政治体制的平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公众利益表达的渠道扩张和烈度演变在新媒体的发酵下显得格外复杂多变，公众扩展公共空间的需求程度和个人利益表达的公开程度都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平衡制造了压力。如果说在传统媒体主导的媒介形态下，国家可以通过强制性、单一化的行政主管力量来规约媒介的公共空间范围，如今，这样的政治力量的强制效果己经被新媒体平台的规模突破，无论是媒体还是受众，都己经在新的媒介技术环境下改变了自身的身份特征，不再是被动单一的执行者一和传声筒，抑或接受者一和遵从者一，而是积极寻求在新的媒介情境下的多种可能。
新媒体语境下，传播者一迫十压力不得不向国家政治体制和管理机制呼吁，争取在更大范围内获取信息和传播，通过适应当下的叙事策略和把关技巧，为维护政治空间的稳定寻求新的平衡点。传统意义上的受众也在通过新媒体发声，寻求组织化的群体力量的表达，迫使整个社会政治空间的能量能够更加合理的释放十各个阶层。新媒体情境下媒介内部生态变化的健康发展能够实现社会功能的整合和社会的有机团结，增进公众对国家的情感认同，也正是体现为芝加哥学派学者一对传播行为促进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乐观向往。
如今我们看到，为了维护和促进社会结构的有机整合，我国的媒介政治生态除了逐渐扩展公共空间的范围，放开僵化死板的行政管理体制之外，还积极进行了管理模式的创新，给媒体更加灵活的活动尺度和发挥能动性的机会。制播分离机制的实行和推广使得新媒体语境下媒介产品的数量和层次有所提高，也为受众进行媒介产品的自主化消费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新媒体数量的增加，媒介融合的推进不能仅停留在表面，从媒介的深层管理体制上，针对媒介产品市场的细分，我国媒介管理体制也应更加清晰明确地建立国家管理型、公共管理型和商业管理型三级管理机制，分别承担政治传播、社会守望和信息服务职能。目前我国仍然缺乏对十广播电视新媒体行业制度规范等方面的明确规范。只有在政治管理的宏观和微观层面都能够逐渐理顺关系，才能够使得媒介政治生态和媒介内部传播生态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并最终相互促进。
(二)媒介经济生态与媒介内部生态因素的互动
媒介经济效益的显著增长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媒介经济生态的明显变化，媒介从单一的事业单位逐渐变成了生产“商品”的“集团”，在新媒体数字化推进的背景下，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传输成本大大降低，这使得广播电视媒体的规模经济效应优势进一步凸显。在以媒介产品为中介的供需关系中，媒介生产者一和广告商、投资商将受众变成多次售卖的商品，媒介之间的竟争也愈发激烈。
经济生态的蓬勃发展能够促进广播电视媒介内部生态传播者一和媒介技术发展的与时俱进，对十传播者一而言，以前依靠广播电视媒介本身的魅力和强势传播产生的巨大效果如今受到了新媒体势力的冲击，也带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对十媒介技术而言，充分考虑到人性化的媒介使用策略，把受众吸引固定到媒介产品的消费之中也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对十受众而言，以前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人们相对稳定的接收着传统广播电视提供的节目，虽然节目数量相对医乏，但是无论是《新闻联播》的半小时新闻信息还是《春节联欢晚会》的4小时节日气氛，受众领略了共同在场的意义与情感分享。如今，新媒体时代媒介经济生态的繁荣让人们更多的享受到信息生产颠覆性的快感。同时，新媒体时代，受众遇到的难题不再是信息数量的缺乏，而是面对自己和他人制造的海量信息无所适从。原有的视听习惯被打破，而新的视听规则尚未完全建立，在这种情况之下，令业媒体从业人员需要在自身训练有素的令业框架内对信息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挖掘和精心筛选，用客观报道的方式和技巧性的叙事手法对我们生活中具有重要性、显著性以及接近性的新闻事件进行深度解读，除了及时提供信息的进展，同时又能够对相关信息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进行归纳整理，为受众提供具有权威性和令业性的信息资源，成为个人信息发布的解释依据，把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主流和强势地位不断延续下去。
此外，对十媒介和从业人员而言，受众的细分和真正意义的令业化频道的确立才是促进广播电视媒介经济生态可持续化发展的关键。高清的画面质量，充分的频道资源，无论是从受众年龄还是职业上细分，还是从节目本身的类型进行细分，都需要令业新闻人员从受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形成自己独有的核心竟争力。媒介经济生态的热闹景象表面上看起来是为受众创造了更加美好的媒介市场，然而，这种繁荣和经济效益的短期爆发也造成了广播电视节目形式的大量复制抄袭，节目内容过分追求刺激煽情的现状。如果受众的媒介环境充斥着这样的媒介产品，会让媒介无法形成真正的交流空间，无法让人们聚焦在公共话题之下。长此以往，受众的关注度便会降低，广告商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媒介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成了无本之木。
作为媒介生态内部的信息生产者一和媒介技术本身，为了能够适应新媒体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以及促进媒介经济生态的良性发展，除了上述受众细分和令业化的频道发展策略之外，还应考虑进行规模化产业发展和多种经营。媒介经济生态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广告收入的增长，还应考虑多种媒介产品的线下售卖和品牌增值，通过技术共享来实现信息议程的凝聚力，通过王牌栏目和记者一、主持人的影响力来强化品牌价值，通过与草根记者一的信息互动来增强新媒体平台的参与度、知名度。只有多方联动，才能确保新媒体语境下广播电视经济生态的长远发展。
(三)媒介文化生态与媒介内部生态因素的互动
新媒体技术的更替使我们进入了“地球村”，在这个既互相通达又彼此分隔的共同体里，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同一时刻了解地球村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分享媒介人物的点滴情感，另一方面我们又时刻被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左右，甚至会让我们丧失思考的愿望和动力。我们彼此之间既熟悉又陌生，每天淹没在信息制造和消费的快感之中。长期以来，我国的媒介文化生态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人们被召唤成为群体中的一员，简单而统一。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媒介文化生态的显著特征就是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形态，人们在禁锢中解放出来，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的特征在当前媒介文化生态中占重要地位。
媒介文化生态的变化和媒介技术的变更相辅相成，在新媒体组建的地球村之中，对十信息传播者一和媒介而言，他们一方面积极应对社会群体的身份和心态的变化，在媒介产品的内容和形式上苦心钻研，同时又在不知不觉中形塑了大众文化的形态，用娱乐化、戏剧化的样式来进行媒介产品的制作和传播，并不断强化刺激传播效果的煽情手段，让受众“娱乐至死”。詹姆斯·凯瑞指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息的表征;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的传递观在传统媒体时代表现的非常鲜明，受众作为靶子应声而倒效果显著。然而在现在的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者-和媒介技术的发展必须要面对受众角色的转变，面对文化生态的现状，用情感和意义的共享给受众制造共同的话题和体验，让粉丝型受众充分的进行交流与表达，在当前这个“他人引导型”的社会文化生态中进行仪式化传播，增进共同体中群体成员之间的融合，促使媒介文化生态与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一味地迎合受众口味，过度使用黄色新闻报道技巧，必定会造成媒介文化生态的混乱萎靡。如果人们将有限的时间都集中十煽情故事和媒介奇观，将社会生活中的事故和苦难当作一种消费，那么久而久之受众逐渐丧失对自身身份和地位的思考，成为鸟合之众，媒介文化生态也会出现极端化的、扭曲化的表现而无法适应整个文明生态的发展。结语
在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一看来，媒介技术的进步不仅仅是人类交流方式的革新，更是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本身。如今我们看到，新媒体技术的进步使得媒介外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以及媒介内部信息生产、媒介技术发展和受众信息使用生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媒介信息生产管理机制、媒介信息生产内容和传播方式都不断推陈出新，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是满足适应受众角色的变化，促使传播过程的顺利完成。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是为了能够促使整个媒介生态的健康发展。新媒体语境下，媒介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与变革，正如前文分析，我们为了确保媒介生态的和谐，必须在媒介生态各个环节的变化过程中随时保持警惕，避免危害媒介生态结构平衡的破坏性因素，在微观层面上保持传播信息者一角色的更加深入与权威，研究信息使用者一的兴趣分化与精细程度，探索资源渠道共享的新媒体平台的长效发展与繁荣。这既是媒介的变革，也是我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
作者:冯莉 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