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子女结构为切入点，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女结构对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意愿的直接影响，并在考虑子女特征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了农民个人特征、农民家庭非子女特征、新农保缴费政策三类变量对农民是否选择最低缴费档次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子女数目、是否有女儿等变量是影响农民是否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显著性因素。
关键词：新农保；缴费档次；子女结构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核心化家庭结构也使得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逐渐失去客观基础，养老资源严重匮乏；并且子女城乡流动、意外事件的发生等风险增加了空巢化趋势,农村子女的父母养老保障问题急需解决。新型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农民的参保意愿直接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其对保险缴费档次的选择则是反映参保意愿的重要指标。课题组所调查的地区中极大多数（64.8%）参保农民选择的缴费档次为最低标准（每年100元），并且近70%（67.8%）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意提高个人缴费档次，其中超过10%的农民认为，缴费档次设置不合理。此外，有一半以上（50.8%）的人认为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过长，应缩短为10年。这充分说明了新农保在实际运行中陷入了缴费主体“就低不就高”的逆向选择困境。为何如此大比例的农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很多学者从新农保制度设计层面展开研究，重点关注农民的政策认知程度和信任程度对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不管是社区因素还是社会政策因素，更多地强调的是选择行为对外部社会环境的依赖性，鲜有研究集中讨论内生性家庭结构带来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家庭子女结构角度探讨参保农民缴费档次倾向性选择行为。
二、文献回顾
回顾现有文献对农民新农保参保缴费档次选择行为的研究，可以发现以往成果十分具有启发性。然而从研究内容来看，多数学者从邻里因素和政策因素方面研究农民参保缴费档次选择行为，主要体现为政策认知因素、政策信任因素、政府补贴机制因素对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其中，赵建国和海龙(2013)认为，诱发新农保缴费档次“就低不就高”的逆向选择问题的关键因素是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其中“一刀切”和“差异化”两类财政补贴激励机制对缴费档次收益率均产生显著负向激励效应；吴晶晶和薛兴利(2014)将农户选择较低档次缴费行为归因为基础养老金标准偏低、政府缴费补贴缺乏合理性、基金保值增值能力较差、统筹层次低下；邓大松和李玉娇(2014)利用有序probit模型从农民视角重点分析制度信任、政策认知对缴费档次选择的影响，发现二者均产生正向效应，由此提出完善新农保的制度设计、提高政府补贴力度等政策建议。部分学者关注参保者的个人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职业等维度。其中，程杰(2014)采用OrderProbitModel细致分析参保农户年龄、教育、健康、家庭抚养比以及经济收入状况对缴费档次选择行为的影响；张赛群和汤兆云(2014)认为，参保农民个人情况对缴费档次选择影响显著，参保档次与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收入情况呈负相关关系。现有文献对子女要素只是简要的探讨子女数目的直接影响，并没有深入分析子女数目与其他因素对缴费档次选择的交互影响机制，并且对子女性别结构的影响分析也较为罕见。因此，本文重点从家庭子女结构角度探讨参保农民缴费档次倾向性选择行为，拟详细分析子女数目结构和子女性别结构两大方面对其的直接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子女特征与其他特征对缴费档次选择的交互影响。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3年12月－2014年3月“统筹城乡发展视角下陕西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问题研究”课题组在陕西省的实地调研。课题组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地理位置差异，在10个地市选取20个村庄，以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40份，集中检验后得到有效问卷52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
（二）子女结构与已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的基本关系
1．家庭子女数量结构与参保农民缴费档次选择的基本关系针对家庭子女数目和农民参保缴费档次做交叉分析，其卡方检验的p值为0.014。说明子女数目使农民在100元缴费档次和其他缴费档次的行为选择上产生了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当家中子女数目小于3个时，参保农民选择最低档次缴费的比例会逐步降低，即农民更倾向于选择更高的缴费档次；相对的，当家中子女数目在3个及以上时，参保农民更倾向于选择最低档次缴费。2．家庭子女性别结构与缴费档次选择行为针对家中是否有儿子和农民参保缴费档次的交叉分析，其中卡方检验的p值为0.839，说明农民是否有儿子并未使其在参加100元缴费档次或其他缴费档次的行为选择上产生显著差异。针对是家中是否有女儿和农民参保缴费档次的交叉分析，其中卡方检验的p值为0.098，说明农民是否有女儿对其在参加100元缴费档次或其他缴费档次的行为选择上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差异。有女儿的参保农民选择最低档次缴费的倾向明显高于没有女儿的农民。
四、计量模型分析
（一）模型选择与变量设定
本文针对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缴费档次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为考察参保农民为何对最低缴费档次更加偏好，将缴费档次选择标准分为100元档次和其他档次，因此，把“是否选择100元档次”作为虚拟因变量，其中“选择100元档次”赋值为1，“未选择100元档次（即选择其他档次）”赋值为0。由于因变量类型为二分类离散变量，因此，建立二元逻辑模型(BinaryLogistic)。(1)(1)式中,P表示参保农民愿意选择100元缴费档次的概率，P/(1-P)表示农民愿意选择100元缴费档次的概率与愿意选择其他缴费档次的概率的比，并将其定义为农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意愿机会比率。解释变量Xj的含义为缴费档次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家庭非子女特征变量、缴费政策变量和子女特征变量四大类别。
(二)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为考察不同变量特征的边际影响，本文建立了4个实证模型,采用强制进入的方法(enter)，使解释变量逐步回归进入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见表。1.子女数目对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独生子女家庭比2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高于100元的缴费档次。具体而言，只有1个孩子的参保农民选择100元缴费档次比率的自然对数比有2个及以上孩子的农民平均少0.804个单位，即独生子女家庭的参保农民选择100元档次进行缴费的概率仅是有2个及以上孩子的农民的44.8%。2.是否有女儿对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选择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没有女儿的参保农民比有女儿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高于100元的缴费档次。没有女儿的参保农民选择100元缴费档次的比率自然对数比有女儿的农民平均少0.737个单位，即没有女儿的参保农民选择100元档次进行缴费的概率仅是有女儿的农民的47.8%。这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一致。3.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因素明显对农民是否选择最低挡次缴费产生影响，45-59周岁年龄组的农民比16-44周岁年龄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100元档次缴费，并且在四个模型中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不考虑子女特征时，16-44周岁年龄组的农民选择100元档次进行缴费的概率比45-59周岁年龄组农民低54.3%；而考虑子女特征后，16-44周岁年龄组的农民选择100元档次进行缴费的概率则比45-59周岁年龄组农民低63.1%。也就是说，在考虑子女特征后，45-59周岁年龄组的农民会更加倾向于选择100元标准这一最低缴费档次。4.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明显对参保农民的缴费档次决策产生影响，年纯人均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农民明显比年人均纯收入在6000元以上的农民倾向于选择最低缴费档次。年收入越高选择的缴费档次越高，在考虑子女特征后，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农民不仅更倾向于选择100元标准这一最低缴费档次，且倾向程度会提高。
五、主要结论及建议
（一）主要结论
1.从子女数目结构来说，子女数目的差异能显著影响农民参保缴费档次的选择意愿。子女数目越高选择的缴费档次越高。2.从子女性别结构来看，有女儿的参保农民选择最低档次缴费的倾向明显高于没有女儿的农民，并且随着女儿数目的增加参保农民选择100元档次的比例也明显增加。然而，在儿子方面，是否有儿子对农民参保档次的选择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3.从年龄上看，45-59岁年龄组的参保农民比16-44周岁的参保农民更倾向于选择最低缴费档次，并且45-59周岁的农民会随着家中子女数目的增加而更倾向于选择100元缴费档次。从家庭年人均收入上看，收入越高选择缴费档次越高。
（二）相关建议
1.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强农民缴费能力计量模型显示，考虑子女因素后，部分农民对高于100元缴费档次的选择倾向程度会降低。这种现象反映了参保农民进行缴费档次选择时总是存在“情境理性”。也就是说，即使农民有提高缴费档次的意愿，然而考虑到实际缴费能力的不足，更多参保农民还是趋向于最低档次。因此，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很有必要的。2.加强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对政策认知程度尤其是对捆绑政策的认知调查显示，有12.5%的参保农民不是自愿参加新农保，而是被强迫加入，并且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民是因为捆绑缴费政策而不得不参保——即全部子女必须参保缴费，家中年满60周岁的老人方可领取养老金。这间接导致了这些为人子女的参保农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而且从访谈得知，部分老年农民认为与其让全部子女提高缴费档次，不如让他们将这部分钱直接交给自己当做赡养费。由于子女不愿缴费，老人为了领取养老金，只能用自己的钱垫付。对于这样的老人，提高缴费档次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所以选择最低档次。因此，需要通过会议或走访形式向村民讲解捆绑政策存在的意义，提高农民对捆绑缴费的认知，让农民意识到子女提高缴费档次会带给父母更多的养老收益。3.计生宣传工作中强调女儿养老的作用，促进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计量模型显示是否有女儿这一变量特征是对参保农民缴费档次的选择意愿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侧面反映了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重要地位。因此，镇政府、村委会等相关组织在计生工作的宣传中，一是要积极向农民宣扬女儿在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根据当地实际发展情况，在国家完全二胎政策实施后适当地对独生女家庭和纯二女家庭给予补贴，提高女孩的家庭地位。
作者：王倩 郭文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