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 到10 年，乃至30 年的改革，我们必须面对风险社会这个现实。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大标志”和四个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这也是中国改革难以全面深化的重要因素
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略，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继续坚持35 年前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道路。35 年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是社会的普遍贫困问题，所以当时小平同志讲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成为我们以后30 多年改革的中心思想。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不是贫穷问题，而是社会的普遍不公正性问题，这是中国现在所有社会矛盾和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
我认为，对中国未来改革的形势和走向，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打造一个“中国社会结构性改革”的全面升级版，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因素里真正纳入“公正”这一核心价值。我一直以为，从政治哲学的高度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公正、民主、民生、和谐”这八个字。正如资本主义核心价值排序中“自由”排在第一位，强调“自由价值”和“自由制度”一样，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里排第一位的就是“公正”， 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一个“公正价值”和“公正制度”的社会。所以说，现在我们到了对中国“改革文本”进行深入解读的时候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关心现实的状况和人民群众的呼声，建立一个“公正社会主义”社会。
我个人认为，关注中国现实，就是要关注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这一基本现实。未来5 到10 年，乃至30 年的改革，我们必须面对风险社会这个现实。中国社会进入风险社会，我个人认为表现为“四大标志”和四个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这也是我们中国现在改革之所以难以全面深化的重要因素。
第一个标志，就是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其威信和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一些政府机构或部门的工作人员胡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及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甚至一些涉及民生的公共政策，与老百姓的愿望渐行渐远。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也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改革的事实。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一旦公信力下降，那么其社会控制能力或社会治理能力就在下降。因此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两三年全国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很多，有些非常尖锐、有些非常奇怪甚至匪夷所思，但是都出现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提高政府威信，是未来五到十年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保持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第二个标志，就是现在中国的公共机构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不是个别人，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把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这种现象相当严重。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是负责任的依法行政的政府。但是我们的一些公共机构普遍不负责任。当然这个有好多原因，包括与公共机构内部的组织机制、绩效机制、责任机制、惩罚机制不健全有关。但这种状况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象。可以说，能不能建立一个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政府，是我们改革成败的重要环节。
第三个标志，就是我们现在学术界出现了“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现象。主要表现是理论不是关注现实，而是环顾左右而言它，或自说自话自言自语，或大话空话假话连篇，对现实的改进毫无补益，可以说，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形成一套稳固的理论体系来指导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我们似乎只有一个人用真理性的语言讲话，其他的人都是为这种真理性的语言做注释。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理论的经常不在状态，我们社会主义要发展要稳固，首先是理论基础要稳固，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就会失去方向。
我们好多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改革问题的时候，往往把“现实系统的排除在外”。他们不关注现实，比如，一些人批判西方国家过度福利化，认为中国要吸取教训，不能搞太多的福利化。但我们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变成福利国家，西方是过度福利我们现在是福利不足。我们的孩子教育到位了吗？我们的医疗到位了吗？我们的社会保障到位了吗？没有到位，差得很远。所以，研究问题要从现实出发，不能人云亦云。
改革必须以人民群众为主体，过去30 年，我们之所以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是人民群众参与到市场里面去了，通过制度的有效设计，每个人都发挥了自觉性和主动性。未来的改革，特别是未来30 年的改革，要真正实现社会公正，我们就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动员人民群众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政治体制的建构中来。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未来30 年我们必须“以公正为中心重构改革话语”。如果说过去30 年我们是以经济为中心构建改革话语，那么未来30 年必须以公正为核心重构改革话语，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就是要搞公平社会，我们富裕以后怎么办？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过去我们是把蛋糕做大，现在必须考虑分蛋糕问题了。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这是制度发展的逻辑和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决定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第四个标志，就是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可以说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一般来说依赖性或依靠意识比较强，主体或个体意识比较淡。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单位靠领导”，我们几乎没有个人选择权，理性化的程度非常低。现在像80、90 后这代人，我的好多学生，我就发现他们的这种自我做出选择能力，理性能力非常强。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生活、未来的这种选择力很强，从本质上讲这是好事，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真正在“自我意识”上崛起的标志。但是同时又给我们政府治理带来巨大风险。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性和高度一致性社会，社会治理基本上是“领导挥挥手，我们跟着走”；而现代社会是开放性和多样性社会。多样性表明社会治理过程再不能像过去一样了，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因此，未来的社会治理模式，特别是未来5 到10 年乃至30 年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是在“多样性”的环境下，考虑政府治理方略，在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每一个人的个性的前提下考虑政府治理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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