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底，两则新闻引起大家关注。一则是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共有3800万人弃缴社保，加大了个人账户空账压力。另一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一时间，“社保”又一次成为“热词”，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社会保险 （Social Insurance） 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社会保险计划由政府举办，强制某一群体将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税（费）形成社会保险基金，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从基金获得固定的收入或损失的补偿。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等。
其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近年来频频出现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中，国家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例如渐进式延迟退休问题，政策是否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仍是民众热议的焦点。
我国社保体现着社会责任
截至2014年初，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已突破5亿，持卡从城镇职工扩展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2013年12月底，据《人民日报》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透露，社会保障卡将继续加大发行力度，力争2015年实现发放数量8亿张，在本届政府任期内，社会保障卡发放数量将达到10亿，最终实现城乡居民人手一卡。
但同时，2013年依然有3800万人弃缴社保，加大了个人账户空账压力。例如某市某职工1997年退休，社保已满15年，断缴社保，加之现在社会结构的变化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多余的开支就要由当地财政进行调整。相比中小城市，新兴城市比如深圳，因为有大量的外来人员，社保基金账户必然出现结余，所以空帐压力就较小。
对于主动放弃社保这张“安全网”的问题，说法不一。有的人因工作地点长期变化或者在家工作，没有单位帮助其减轻负担。因为在我国，个人所缴纳的社保金只是小部分，大头还是由企业承担，这也正体现了缴纳社保的“社会责任”。这一部分人群里当然也包括农民工群体。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社保收益太低，自己得到的益处有限，因而不愿意购买社保，认为每月500元交社保不如定期储蓄。可是这种仅仅依靠自己储蓄养老的做法面临诸多风险，首先是通胀风险，如物价上涨、工资上涨；其次是个人养老的抗风险能力也很低。
社保基金的3/4以上为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占1/5，其他占1/20左右，由于与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息息相关，所以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现了一种社会责任，事关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保基金的问题很多，形势比较严峻。不光是收支缺口的问题，如果按照当前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通胀率、物价水平，今后的20～30年内，收支缺口应该是加剧的。目前主要问题是养老和医保，相比较而言，养老的问题更突出。这一点也是我国进行退休时间调整的原因之一。
香港完善的强制性公积金
对于中国社保目前所处的困境，与我们一水之隔的香港采用什么样的政策？而国外是怎么做的？
香港社保，在官方称为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英文缩写为MPF，简称“强积金”，或“香港的社保”），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2000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套个人账户制、强制执行、市场化运营的养老公积金制度，标志着退休保障不再是局限于少数人的福利，而是香港300多万劳动人口的权利，并且受到法律的保障。
香港在职的雇员需要每个月扣除强制性公职金（每个月最多不超过2000元港币），雇主也要出相同比例的钱给雇员，按雇员每月收入的10%计算，即雇主及雇员各须供款5%，自雇人士也须按收入的5%供款。这笔钱每个月就会给强积金管理公司（如银行、证券公司等）去投资。雇员退休后可以选择一次性或多次性提取使用。
在强积金投资上，香港特区政府对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及投资工具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保证了基金的稳健运营。由于人们可以灵活地选择其养老金账户的投资方式，近年来，强积金的总资产净值已滚存超过2800亿港元，并且以超过每月20亿港元的速度增长。
如果20岁开始工作，到60岁退休，他大概可以存到190万左右，虽然听上去是很大一笔钱，但是算上通货膨胀，这些钱在40年后的购买力可能不如40年前，有人算过大概可以够养老10～15年，所以很多香港人还是自己存钱养老。另外，香港还有其它的商业保险，到时候也是可以支付一些费用的。
因为香港对于老龄化认识较早，社会福利较为健全，比如医疗费用低廉，住房拥有政府补贴，养老院众多，因而社保的两大问题：医疗、养老对于香港户籍的人来说，只要认真工作，是不成问题的。香港的福利还是很健全的，如低廉的医疗费用，政府补贴的住房（公屋）和养老院，所以要花的钱也不多。
西方国家高福利显现负面效应
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摸索养老、失业、就医等社会问题，并提出9大社会保障福利内容。这样的福利制度构想对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影响极大，相对于福利制度大发展的上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希腊政府深陷财政赤字泥潭，各国都急切地需要针对臃肿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庞大的社会开支数额进行改革，但始终未能获得成效。
福利改革失败导致希腊财政隐患长久存在，这也给亚洲国家提了个醒，有的国家为此还放慢“福利追赶”的步伐。2013年的一期美国《时代》周刊刊文说，亚洲各国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任重而道远，来自国内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使亚洲各国领导人想建立能同西方媲美的福利制度，但这无疑将会吞噬这些国家的财政支出。
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大臣史密斯表示：“福利应该是一张安全网，而非用于给予申请人更多的钱。因此，福利的工作重点将转向帮助失业者就业。”
丹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之一，但丹麦个人所得税比例也处于全球最高行列，年收入8万美元以上的人要纳税56.5%。鲜有专家相信政府能长期承担得起现有福利，因此丹麦正在重新调整，试图通过长远计划使更多年轻人和老人摆脱对政府福利的依赖。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3年的“北欧专号”评价北欧人推行的福利改革意义深远，既可以把市场机制引入福利国家从而提高其运行效率，也可以在合理的基础上推行社会福利制度，避免把包袱甩给儿孙。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能否再次给发展中国家树个“样板”，值得期待。
亚洲的中国、日本，欧洲的欧盟国家，都在进行一场关于社会福利的长期改革，而为民众提供最为适宜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依旧是各国首脑最为关心的问题。社会福利与财政支出的这场博弈，只有通过社会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才能够真正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