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意愿度状况及影响因素,为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发展提供有益信息。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浙江省31个县及县级市1326例公众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大多数公众对器官捐献知识有所了解,但对器官捐献的流程和高额手术费用的原因知晓率较低,分别为42.61%、53.02%,其中文化程度和职业对公众的认知有较大影响;有54.37%愿意捐献器官,不同文化水平、职业和志愿工作经历在公众捐献态度中存在影响。结论:加强器官捐献知识教育,鼓励公众参与志愿工作,完善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有助于提升器官捐献率。
关键词器官捐献；认知状况；意愿度；影响因素
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人类医学发展的巨大成就,挽救了无数终末期疾病患者的生命。截至2016年5月5日,我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7101例,捐献大器官19417个,2015年完成捐献2766例,捐献大器官7785个,我国年捐献数量已位居亚洲第1位、世界第3位[1]。在器官移植数量上,我国现已成为器官移植大国,移植受者的存活率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我国公众捐献器官的意识和国际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每年大约有150万例器官衰竭患者,仅有1万多例能得到器官移植的救治[2],供需比为1∶150,而美国约为1∶5,英国约为1∶3[3]。为探究公众捐献器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此次问卷调查,为我国器官捐献事业提供有益意见。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2016年3-6月,本文对浙江省31个县以及县级市1350例公众开展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326份,有效率达到98.22%。1.2方法采用现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由研究者根据国内外有关器官捐献的内容自行设计,除基本信息(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外,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个人健康状况和行为态度。1.3统计学方法运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计数用χ2检验。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基本信息调查的1326例中,男女比为1∶1.2,青年居多占72.10%;无宗教信仰占63.37%;小学水平8.95%,中学水平42.84%,本科、专科水平45.87%,研究生以上水平2.34%;医务人员7.87%,学生26.94%,企、事业单位职员38.89%,农民4.34%,个体户11.49%,无业等人员10.47%。2.2公众对器官捐献的知晓情况调查分析从调查结果分析,公众对于器官捐献的知晓总体较好。“听过器官捐献”的公众占92.91%;对“捐献最多的脏器”有64.78%的人知晓。但对“捐献流程和移植高额手术费用”知晓率较低,分别为57.39%、53.02%。文化水平和职业对成为认知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因文化水平高低而有差异。随着文化水平的降低,认知越差,小学以下水正确率最低(34.75%),可能文化越高,学习的机会越多,越了解。在职业方面,医务人员、企事业单位和学生的知晓率较高,其中医务人员最高(71.84%);而农民、个体户和无业公众的知晓率相对较低。医务人员具有专业知识基础,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更加充分;而农民、个体户和无业公众则平时学习较少,认知较低。2.3公众对器官捐献意愿度调查分析有721例(54.37%)愿意身后捐献器官,高于司晶等[4]的调查结果,整体水平较低,与于公众的婚姻状况(P<0.005)、文化水平(P<0.001)、职业(P<0.001)和志愿工作经历(P≤0.001)有一定关系。表现在未成年人意愿率较高(60.00%),未婚人士更加愿捐献器官(57.67%),文化水平越高,意愿率随之增加(本、专科以上>59.26%),医生(66.99%)和学生(61.81%)的意愿率高出其他群体。见表2。2.4志愿经历对捐献意愿的影响分析在1326例中,参加过的志愿工作的有475例,有64.21%(305/475)愿意捐献;打算参加但尚未实行有570例,有57.72%(329/570)愿意捐献;从未打算的公众有281例,愿意捐献的仅占30.96%(87/281)。志愿工作经历对公众器官捐献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应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有助于提高捐献率。2.5阻碍器官捐献相关观点的调查结果在阻碍捐献意愿的因素调查中,公众很少捐献的原因,“捐献是无偿的”这一项比率最高(68.10%),素质不高和传统道德制约比率也相对较高,分别占39.14%、39.97%;“有偿捐献是否可以提高捐献率”调查中,60.01%的公众都赞成,合理的激励制度可以提高捐献率。见表3。
3讨论
2016年4月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其他部门颁布了《建立人体器官绿色通道》通知[5],明确了各方职责,表明我国器官捐献事业进入了新时期,发展达到了新高度。调查结果分析:(1)文化水平和职业已成为公众认知和意愿主要的制约因素,这与胡冬梅[6]的研究结果相符。(2)志愿服务经历对于公众的捐献意愿在显著影响,捐献意愿从高向低依次为:参加过>打算参加>不想(64.21%>57.72%>30.96%)。(3)亲属血缘关系(77.98%)、无偿捐献(68.10%)、传统观念(39.97%)也对公众捐献意愿有着显著影响。针对我国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和捐献态度,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3.1加强器官捐献知识宣传教育我国应借鉴国际和地方成功经验,以政府为主体,坚持开展媒体宣传、公益广告、事迹宣讲和专项基金等。目前,红十字会和医院是开展器官捐献宣传的主力军,但大部分工作均为兼职,服务范围有限。因此,政府应积极倡导民间力量参与;针对农村地区、低文化水平群,政府机构应发动基层力量,开展专场科普行动,增强科学理念,破除迷信,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奉献精神。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今天,我国手机上网用户数已超过9.05亿[7],充分利用这一条件,通过网络、微信、和微博等新媒体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3.2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廖恳[8]研究认为志愿服务具有社会动员和社会教化作用,可以促进群众积极参与各项志愿活动,培养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在牛雅林[9]的调查中,我国志愿服务组织以青年组织为主,主要为在校大学生组织,而社区组织和民间其他组织占据比例较小,民政部门和民间力量在推广志愿服务力度相对共青团较低。国家应大力支持民间志愿组织的建设,在政策法规、资金帮扶、机制管理和项目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参与志愿服务,是个人奉献精神的体现。相关部门、组织等应鼓励群众参与志愿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具有志愿服务经历的公众捐献意愿明显高于缺乏志愿精神的公众(P=0.000)。因此鼓励群众参与志愿服务,能进一步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3.3加强以医务人员为主体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建设器官协调员在器官捐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我国器官协调员现状不太乐观,从2010年3月我国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启动,截止到2014年4月,我国经认证的专职、兼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仅有549人[10],数量不足,专业复杂,导致器官协调员良莠不齐,严重阻碍了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周晓楠等[11]认为充分利用临床一线护士优势,护士长时间接触患者,在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和促进器官捐献工作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与在器官捐献发展较好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主体均为护士现状相符[12]。在加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队伍建设中,充分发掘医务人员,尤其以护士为主,培养医院器官协调员队伍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增加协调员数量,发展职业化道路,相关单位给予重视和监管,以确保推动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健康、良性、快速的发展。3.4建立完善的激励制度调查显示,60%以上的公众认为我国有偿捐献可提高捐献率,所以探索合适的激励制度是目前一重要任务。我国对此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胡冬梅等的“关于我国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的思考”研究中[13],通过对捐献者给予物质奖励、政策上奖励、精神奖励等措施来建立激励机制,为推动我国器官捐献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依据。综上所述,文化越高、医生、学生和有志愿经历的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较好,身后更愿意捐献器官;加强宣传教育,积极发展志愿服务,完善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和建立激励制度,可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海南职称。
作者：朱少进 张军 崔英健 尤佳锋 薛松 徐晨雨 单位：安徽理工大学医学院 安徽省淮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