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美国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欧•亨利被后人视为“小说的艺术大师”［1］，善于在作品中采用“夸张和荒诞的手法”［2］，近年来国内许多评论从叙事手法、写作艺术等方面来研究其现实主义，但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来探析其作品魅力的解读还寥寥无几。他的“很多优秀作品至今脍炙人口”［1］，被收录在其短篇小说集《四百万》［3］里的《菜单上的春天》(SpringtimeàlaCarte)就是佳篇之一。小说以一位纽约姑娘美丽的爱情为情节主线，描述了女主人公萨拉和未婚夫沃尔特因意外失去了联系，又因偶然而与爱人重逢的故事。本文剖析作品《菜单上的春天》内部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找寻作为受制身份的女性与生态环境同作为“他者”存在的内在可归属性，挖掘女性意识与父权社会的固有对峙性，为实现两性和谐以及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的共荣发展找到解决途径。
二、女性身份与乡土生态的内在可归属性
19世纪末，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传统的人类价值主体论者总是把自然界当作自己任意索取的资源汇集地，主张所有的生态自然都必须无条件为人类利益服务，视自然界为“客体”存在，其价值和意义都由人类“主体”主宰;人类作为宇宙主导者可以肆意破坏和奴役客体生态界。《菜单上的春天》正是创作于美国殖民开发和资本积累的疯狂时代，但作家亨利却能跳出时代的桎梏，将生态环境和女性互为视角，使其脱离“他者”身份，从而巧妙地揭示了绿色生态与女性的内在亲近感特质。
(一)蒲公英姑娘与自然“闺蜜”们:天生亲近感
“历书在撒谎，就是春天来过了”［3］283，“从发生的这些事来看，人们便知道这座城市还是在冬天的支配之下”［3］284“可是春之神的魅力太大了!春的信息一定得送进这座铁石筑就的冰冷的大城市里去……”［3］286在纽约姑娘萨拉还没有联系上心爱的人时，“春天”却能够读懂她的伤心和难过;而在萨拉的眼中春天也是那么的亲近和美丽，“真正的春之使者，微妙异常，是难以眼观耳闻的。她们带来藏红色的花朵，用山茱萸点缀树林，她们引来翠鸣鸟的清唱———她们甚至明白地提醒荞麦还有牡蛎做道别前的握手，然后再在阴郁的大地上迎来绿衣仙子的降临。”［3］284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实在是难能可贵。苏珊•格里芬在其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作《自然女性》一书中写到“能够战胜那些贬低自然、物质、身体和女人的思想;但只有女人学会为自己和自然讲话才行。”［4］女主人公的身份与生态环境的特殊亲近感，还表现在女性孕育人类后代的生理特点与大自然孕育天地万物的巨大生产力的相似性上———“新莅临的嫁娘用世上最完满的方式放出纯真而又娇柔的信息，告诉她们要是她们出于情愿，她们将得到亲生儿子一般的爱抚。”［3］284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5］女主人公萨拉虽然看似孤身一人在纽约谋生，没有朋友，实则她的“朋友”遍布生态界，总是不断地给她克服困难的勇气。《菜单上的春天》将绿色生态和女性人物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仿佛两个亲密无间、惺惺相惜的“闺中密友”;整个故事始终贯穿着“春天”的身影，给人以幸福美好的憧憬。“墙上的日历一个劲地向她叫:‘春来啦，萨拉———我告诉你，春天来了。你看着我，萨拉，我身上的数字报道春来了。你有匀称的身段，萨拉———你———有美妙的春一般的身段———干嘛这般神情凄楚地看着窗外?’”［3］284作者此处把“春天”比作了一位像萨拉一样美丽的姑娘，生动地将自然环境和女性组成同盟军;“春天”不仅是萨拉的化身，也是小说中她的第一个好友。萨拉和沃尔特•弗兰克林的定情之处，不在繁华的纽约都市咖啡馆里，而是在“阳河湾农场”———这个绿色、美丽、与大自然最贴近的地方，这里“树木成荫、山莓点缀”［3］285，“田野”是带给萨拉战胜困难勇气的“伙伴”、是带给萨拉生活希望的“密友”，因为为萨拉传递爱情信息的“不是别人，正是身披粗陋绿装，气息温和的田野这耐劳的小信使，他也是命运的真正战士，是dent-de-lion———狮子的牙，正像法国厨师这么称呼他。当花事盛时，他帮人成全爱情，把花环别到心上人的栗色头发上;当新嫩花苞未开放时，他走到挣钱谋生人的家里，把他心上小姐的话带给他。”［3］286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传统的人类价值主体论，同时主张有节制、合理地利用生态，妥善处理好人类与自然、观念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只有像萨拉这样与绿色生态平等相处，人类社会才能形成和谐的世界。“……蒲公英，春之使者，疾首痛心的王冠———蒲公英让她回忆起她那最幸福的日子。”［3］286萨拉的第三个“朋友”———蒲公英，“沃尔特就是用它那金灿灿的花给他的女王、他未来的新娘加冕的”［3］286;她是萨拉最亲密的伙伴，因为沃尔特曾“用蒲公英为她编了一个花冠”［3］286，是萨拉和沃尔特的爱情信物。“她都两星期没接到沃尔特来信了，而菜单上下一道菜却是蒲公英———蒲公英炒什么蛋”［3］286，这是最让萨拉难过的，因为蒲公英的命运就像自己一样:昨天还是爱情花冠的“金灿灿的花”，今天却成了任人摆布的案板上的“不光彩的蔬菜”;昨天还在享受着对“幸福日子憧憬”［3］285的萨拉，今天却“来自极度绝望深处的泪水在她心里涌出”［3］285。金灿灿的“蒲公英”映衬出主人公的美丽，见证了萨拉姑娘的爱恋，并且成为女主人公与爱人重逢的重要线索，更是美好爱情的象征;可以说作者笔下的蒲公英，就是纽约姑娘的爱情寄托，是萨拉心灵的朋友;不仅如此，蒲公英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大自然母亲孕育世界万物的代言人，和萨拉为代表的女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当沃尔特“用蒲公英为她编了一个花冠”［3］285，并“过分地称赞她棕色的卷发点缀上金黄色的花是多么好看”［3］285时，萨拉就是沃尔特心中的“蒲公英姑娘”。欧•亨利笔下的女主人公对生态自然的关爱和互相依存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特质。沉浸在对幸福憧憬里的萨拉，即使住在“红砖墙”的房子里，也会“沉浸在闪着淡泊的金光的蒲公英梦境里”［3］286，也会忘情地“看着绿草如茵的走道，道旁有遮阳的樱桃树和榆树，围着走道的还有山莓小丛，和柴拉基几玫瑰”［3］284。可见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女性受制身份的“他者”地位，只有把自己放逐到生态自然里，去触摸柔软的“春天”，去呼吸清新的“田野”，去欣赏金黄色的“蒲公英”，通过这些方式，才能找到心灵深处的慰藉，才能有自由平等的话语权。欧•亨利在小说中表达出自己对女性和生态环境的关爱，通篇浓墨重彩地描写萨拉与生态自然之间的互动交流，让两者共同的“失语”的受制身份发生移情作用，使得女性与内在可归属感一致的生态环境可以和谐平等地相处，并得到相互认可和共鸣。
(二)蒲公英姑娘的情人与阳河湾农场:自发征服感
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酝酿着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6］除了索取资本，压榨自然界，美国还不断向海外扩张领土，对其国内西部进行大面积的开发和殖民，促进了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快速形成。这一切也影响了在阳河湾农场找到了自己爱情的沃尔特•弗兰克林，他对生态自然的态度与未婚妻萨拉明显不同。他是“新型的农业家，能精确无误地说出来年加拿大小麦产量对他在黑月夜里播种下的马铃薯的影响”［3］284。在男权社会里，人类对生态自然的征服和利用是实现自己人生和社会价值强有力的证明，因此沃尔特和他父亲的核心利益就是通过对生态的统治和奴役得以实现的。由于北美农业机械化迅猛发展，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产生重大变化，人类便认为自己主宰和滥用自然资源是顺理成章的事;耕地面积开始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如小麦和玉米，增加了3～4倍;外国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国土，为美国农业机械化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使北美农业进入大规模生产时期。以沃尔特为代表的人类价值主体论者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建立在现代科学观的基础之上，对生态的改造就是为人类生存服务，这种对生态的征服感和控制欲是人类社会固有的;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社会核心利益总是凌驾于一切客体存在的生态物质世界之上的;生态世界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人类对生态界的采伐、奴役甚至毁灭都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人类价值主体论者全然不会顾及由此而导致的生态危机。“马克思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本主义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7］可见，“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
三、女性先锋意识与男权社会的内在对峙性
虽然美国在南北战争爆发后，废除了种植园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铺平了道路，其工业生产总值在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整个美国社会仍然处于男权中心论思想的父权制社会，到处充满着“菲勒斯符号”。
(一)男权社会里的“菲勒斯符号”
欧•亨利善于描写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生活，往往带有“亨利特色式”的幽默方式，所以对到处充斥着“菲勒斯符号”的美国社会进行幽默讽刺时，作者对男权文化的抨击也含蓄地渗透在字里行间。纽约的冬天接近尾声时，“男人们在筹措一个月的工资去买复活节礼服”［3］284;舒伦堡先生不懂得打印菜单，菜单上的字迹“满纸涂鸦，既不像英文，又不是德文，叫人没法看得清，还颠三倒四的”［3］283，但是却是“家家饭店”的老板。而“纽约姑娘”萨拉好不容易走出女性的自卑感和对男性的依赖感来找工作，但却还是受困于男权文化的桎梏，“只能做个打散工的打字员，做一些打字的零活干干”［3］283。男权文化成为两性社会的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成为社会价值判断的主体;女性作为依附体的社会边缘人存在，则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男性利益和价值观。萨拉“在世人争斗中创造的最辉煌的殊勋伟业，是与舒伦堡的‘家家饭店’达成了协议”［3］283，可是“除了给舒伦堡打印菜单外就无事可干了”［3］284，整日不得不待在房间里，只能“坐在咯吱作响的柳条摇椅里朝窗外看去”［3］284，而且“萨拉的房间在房子的后面，因此她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对面街上制盒厂没有窗户的用砖砌成的后墙。”［3］284女性在被男性利益中心化的社会禁锢中，显然所有的话语权都是以男性为主的，女性同生态环境一样，只能担负被约束和沉默的角色。在男权社会，女性的创造力总是受到不平等的全方位禁锢和阻碍，男性价值标准下的完美女性就是“相夫教子”、不接触社会和外部环境的“房间里的天使”。当萨拉“抽出一本叫《修道院与家庭》的本月份滞销书中最好的书”［3］287时，“菲勒斯符号”又悄然出现了。在19世纪的男权意识形态下的欧美社会，“女子若想胜任家庭教师的工作，就得把她放到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接受驯化教育———这样能让她从小习惯于贫穷、纪律和各种苦差事。”［9］《修道院与家庭》在文中是一种隐喻的男权符号，作者称这本书是当月滞销书之一，反映出作者从侧面反对男权社会里对女性的控制和压迫的不平等性，间接抨击了把女性放在修道院里接受“三纲五常”的洗脑思想，主张女性走出“房间”，争取经济和思想的独立。
(二)蒲公英姑娘的先锋意识
“所有女性从孩童时代就被灌输一种信念……没有自我意志，不能依靠自我克制方式来控制自己，只能屈从于他人的控制。”［10］但是，生活在美国社会的萨拉却能勇敢地跳脱出来，成为当时的先锋女性代表。“她眼光犀利，按照每一菜目的长短把它们打到适得其所的地方去”［3］285;“她敏捷灵巧，通常只要一个半小时二十一张菜单卡就全部打好理好了”［3］285，并且“菜谱十分漂亮地打印在上面，各种诱人的佳肴分门别类地排列着”［3］283。欧•亨利笔下的萨拉是个聪明能干的善良姑娘，她的女性创造力得到提升。所以当“家家饭店”的老板舒伦堡先生拿到新菜单，用男性的标准评价萨拉的“作品”时，“当场就成了驯服的臣民”［3］283，因为“舒伦堡的顾客们现在都知道他们嚼着咽着的东西叫什么名字了”［3］283。除此之外，更有意思的是舒伦堡先生“每天叫侍者往萨拉靠敞厅边上的房间里送三顿饭———可能的话还会派阿谀奉承的侍者去送……”［3］283先锋女性崇尚“自由恋爱”，寻求自我发展和思想解放的信念，力图挣脱约束和压制女性创造力的男性文化，主张与男性建立平等地位，试图通过接触社会众多领域，消除女性客体化地位。虽然舒伦堡先生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代表，但他的一系列反应正是从侧面反映了职业女性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女性不是社会的“他者”，不应该沉默，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对萨拉而言，有了经济保障，“整个阴冷的冬天里萨拉就有了吃的，而这对她来说是主要的。”［3］283“男权社会里的女性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社会地位，无法接受和男性同等受教育的权利，这样就迫使女性不得不以‘金钱婚姻’为现实目的，寻求富裕家境的伴侣，因为结婚是她们唯一获得幸福的通道。由于只能依靠男性而生存，妇女只得在思想上臣服于自己的丈夫，这样又无形中加深巩固了‘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的依附性思想。”［11］作为先锋女性代表的萨拉，就像一朵金黄色的蒲公英，既美丽又坚强，不管开在哪里，都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会放弃自己对生活和理想的追求;萨拉克服重重困难，主动走入社会成为一个敢于接触社会、独立自信、自食其力的新型女性。所以女性在以婚姻作为女性社会价值体现的年代，若要实现自由恋爱，突破婚姻枷锁，就必须实现经济独立、智力平等、参与社会实践，不当“房间里的天使”，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的被奴役地位，才能掌握婚姻自由的“话语权”。
四、结语
虽然欧•亨利在写作《菜单上的春天》时，生态问题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他不可能自觉地以生态保护为己任，也不可能自觉地从根本上以女性价值观来对峙男权社会;而且他的作品多是揭露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北美资本主义社会突出的阶级矛盾问题，但是《菜单上的春天》却通过对女主人公萨拉形象的“主体身份”的塑造，让作家能自发地从生态环境角度赞美女性，提倡女性婚姻自由。同时作品含蓄地批判了菲勒斯社会二元价值论，这不仅表现出作家对女性和自然生态的肯定和赞扬，在一定程度上也批判了两个“中心”的思想，体现了欧•亨利对生态环境和女性的人文关怀和生态女性主义倾向。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眼中，“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同一，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确立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12］，才是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前进之路。蒲公英姑娘萨拉不仅是《菜单上的春天》里的主人公，以她为代表的蒲公英型的先锋女性更是父权制社会里的主角，她们关爱生态自然，摈弃性别歧视，努力摆脱边缘化地位。正是基于受到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社会形态的价值理念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和奴役的共性，才使得女性和生态环境能在相互“移情”财务管理论文作用下，携手奋斗，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奴役和压制，实现自己真正的主体地位和自身价值，最终会迎来盼望已久的春天。
作者：徐锐 单位：湖北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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