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近代农业改进的重要贡献者
江苏农学家对中国近代农业改进有重要贡献，开创了多项农业改良的先河。粮食作物方面，1924年秋东南大学周拾禄运用纯系育种法，育成改良江宁洋釉和改良东莞白两个纯系水稻品种，这是我国稻作改进史上最早产生的两个改良稻种。中央大学农艺系在赵连芳主任主持下，主持培育出帽子头、南特号、胜利?等一批早期水稻良种，为长江中下游水稻品种改良奠定了基础。1932年中农所成立后，稻作系在卢守耕、赵连芳、周拾禄等水稻专家带领下，育成“中农4号”、“中农34号”、“中农30号”、“中农玉粒早”、“中桂马房籼”、“中桂月湖籼”，“中黔2号”、“中黔28号”、“中滇1号”“中农北米”、“中农地禾”、“邵阳柳叶麻粘”等一系列优良品种，对中国现代水稻改良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5年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与中农所合并办公，稻作研究拥有赵连芳、卢守耕，周拾禄，潘简良、叶声钟，柯象寅、黄继芳、周泰初等40余名专家。抗战前，该所推广中大帽子达20余万亩，开创了我国改良作物大规模推广之先河;同时创办地方稻米检验检定，至1942年各省由检定而获得优良稻种总计近100个，有效地促进了稻米品质的提高。[3]沈宗瀚在主持金陵大学农艺系期间，于1934年育成丰产、抗倒、适应性广的小麦良种“金大2905”号，这是我国用纯系育种法育成的第一个优秀小麦品种。1938年，沈宗瀚还发现了“金大南宿州61号”与“金大开封124号”两个优良小麦品种。东南大学原颂周育成“江东门”小麦良种。中央大学金善宝等在20世纪30年代初通过试种观察、鉴评出“江东门”、“武进无芒”、“南京赤壳”和“姜堰黄皮”等一批优良地方品种。1939年．金善宝、蔡旭等人采用系统选育方法，选育出“南大2419”(原名中大2419)，“中大2509”(又名“矮立多”)等良种。[4](P187－195)其中“南大2419”种植面积非常广泛，品种寿命长达40多年，是30多年来我国小麦杂交育种最主要的亲本之一，对我国小麦增产有重要贡献。1932年起，中农所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三机构小麦育种专家合作，经多年工作，选出高产、抗病性强优良品种，著名的有“中农28号”、“中农166号”、“中农62号”、“中农483号”等杂交小麦品种，中农所沈骊英在8年中选出骊英1号、3号、4号和6号等小麦良种。[5](P63)在中国近代47个优良小麦品种中，中农所、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三机构小麦育种专家选育出的占31个，达67%左右，[6](P54－55)可见其贡献之大。王绶等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培育出具有丰产、抗病、秆强的“金大99号”裸麦、“金大开封313号”大麦、“金大南宿州1963号”裸麦、“金大南宿州718号”裸麦等大麦良种;王绶还育成了“金大332”大豆;俞大绂、陈鸿逵等人选出小麦、大麦、粟、高粱、蚕豆等抗病品系多种。棉花方面，1921年春，邹秉文率先在东南大学农科成立棉作改良推广委员会，过探先、孙恩?、王善铨、叶元鼎等教授共同主持其事，他们的研究在十数年间曾影响着中国棉花主栽品种的选用方向，东大农科一时成为全国棉品种改良工作的重心。过探先、王善铨、叶元鼎合作进行改良中棉试验，育成青茎鸡脚棉、江阴白籽棉、孝感长绒棉等良种。孙恩?等试种的美棉，包括爱字棉、郎字棉、脱字棉，产量品种均远超当地棉，[7]胡竟良评价说:“我国有纯种之脱字棉、爱字棉供给，孙氏之功也”。[8](P43)其后，东大农科改中央大学农学院，在冯泽芳、赵连芳③主持下，进行全国美棉品种试验，选育出比爱字棉、脱字棉更优的“斯字棉4号”，“德字棉531号”，这两个优良品种的出现是对棉作育种的极大贡献。[9](P67)此外，中农所华兴鼐于20世纪30—40年代育成中棉“紫茎铁籽20－2”、陆地棉“德字24－424”、“德字24—1099”等优良品种，[10](P113)中农所俞启葆于1940年3月，培育出棉花抗虫新品种鸡脚德字棉，选育出棉花高产品种泾斯棉，还成功地进行了亚洲棉与陆地棉的种间杂交。冯泽芳、俞启葆、奚元龄等人对中棉的形态、分类和遗传，对亚洲棉、美洲棉杂种的遗传学和细胞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最早在中国对植棉区划和棉工业区域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将全国分成5大棉区的重要意见。[9](P67－68)胡竟良于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棉业技术政论文章，如《原棉改良与棉纺业》、《论战后复兴中国棉业》、《中国棉产复兴纲领》等，对当时植棉政策和技术策略均有重大影响。江苏农学家在棉花改良方面，品种之多，在全国所占地位之重要，是显而易见的。蚕桑业方面，邹秉文与东南大学农科蚕桑系主任葛敬中等人于20世纪20年代初创办“中国蚕桑试验所”，在苏南、浙江一带举办蚕桑试验场，其中以在镇江市四摆渡的蚕桑制种场范围最大，在改良蚕种、推广无病毒蚕种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后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改良蚕种的供应中心。钱天鹤在金陵大学任职期间，和吴伟士合作研究无毒种制种技术，有效地控制了微粒子病的传播，是当时金大农林科重要科研成果之一。同时钱天鹤还主持培育成上海白种、横林白种、新元白种、意大利黄种、洞庭山白种等优良蚕种。[11](P80)中农所孙本忠等人自1932年起，经数年工作，以诸桂蚕与黄皮土种杂交而育成黄皮诸桂种，此蚕种体质强健，容易饲育，丝量丰富。园艺方面，金陵大学胡昌炽在江浙选出“陈圃水密”、“陈圃蟠桃”等桃子良种，在浙江黄岩、四川金堂选出柑桔无核品种。1934年，他发表的《中国柑桔栽培历史与分布》一文，为园艺植物综合性分类的成功范例。[11](P49－52)金陵大学章文才于1937年至1940年选得编号为S—26(‘锦橙’)、S一20(‘先锋橙’)优良品系，这两个品种后成为全国各地的主栽品种。[12](P34)中央大学曾勉之对17种果树树种的种质资源展开调查，其论著迄今为果树界引用的蓝本，其被称为果树资源拓荒者。中央大学奚铭己在桃树改良方面有重要成就，选育出多个优良品种。他还开展了苹果和梨的大量授粉试验，这是我国开展现代果树田间规模试验的先声。[13]东南大学吴耕民在任教期间自法国等地引入大批花卉，并逐个加以定名，如“仙客来”、“矮牵牛”、“大理花”、“毛地黄”、“荷包花”等都是由他首次定名，吴耕民还将甘蓝、番茄、革莓等在东南大学引种试种推广。[14](P232)中央大学毛宗良对蔬菜分类和解剖有深入研究与重要贡献，为榨菜确定学名以及对藜苋两科的分类鉴定，均为具有代表性的贡献。[15](P151)金陵大学管家骥于1934至1936年，选出卡它丁(Katahdin)、七百万(Chippewa)、纹白Warba)和黄金(Golden)等4个马铃薯优良品种，比当地品种增产1倍多。[16](P295－306)中农所技士杨鸿祖于1943至1946年，选育出抗晚疫病和耐退化的马铃薯“292－20”、巫峡(B76－43)、多子白，小黄山芋等马铃薯优良品种，这些优良品种成为50年代马铃薯种植的主要品种。[17](P48－49)动植物病虫害防治方面，金陵大学俞大绂是最早从事大麦黑穗病和条纹病的抗病育种研究者，对大麦条纹病的侵染规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他还开展了粟病及蚕豆病害的全面研究，其科研资料是我国此类病害的经典资料。[18](P141)中央大学邹钟琳是我国水稻螟虫防治研究的先驱，发表了《三化螟之研究》等数篇研究报告和论文，为水稻螟虫防治做了开拓性的工作。[19](P546)中农所邱式邦在工作站期间，完成了玉米螟、大豆害虫、甘蔗绵蚜和松毛虫防治等17篇研究论文，其中多数害虫是前人很少或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的。中农所朱凤美创造的石灰水浸种法防治种子深层带菌病害的方法，成为当时独具特色的种子处理技术。他还创制了线虫汰除器，为我国创造了全面防治小麦线虫病的简易技术设备。[11](P28－29)中农所吴福桢于1934年在中农所创办了杀虫机械研究室，该室研究室在其弟子钱浩声主持下研制成自动式、双管式两种喷雾器，在生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1](P73－74)中农所孙云沛于1938年研制成“中农特种砒酸钙”，这标志着我国专门研制化学农药及大面积使用化学农药之开始。20世纪40年代，中农所程暄生研制出新农药品种“砒酸铅”，后又研究出生产杀菌剂碳酸铜的新工艺，它们反映了我国40年代初期砒素杀虫剂研究水平。1946年下半年到1949年，程暄生主持完成了鱼藤乳剂、硫酸烟精等虫药和多种DDT制剂加工等的试验研究，为我国化学农药加工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11](P551－552)中农所程绍迥我国兽医生物药品制造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起，他与罗清生等人合作，建立血清制造室研究兽医生物药品的生产和应用，制成系列抗病血清、疫苗，在防治牛瘟、猪瘟、猪丹毒、鸡瘟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9](P69)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兽医生物药品制造事业的发展。土壤肥料方面:1935年起，中农所土壤肥料系主任张乃凤与南京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合作，主持进行了氮、磷、钾三要素田间肥效实验，这是一项中国土壤肥料使用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经数年研究，基本上了解中国一般耕地氮、磷、钾三要素缺乏状况以及各种作物对三要素的需要程度，有效地获知了当时我国耕地实际需要肥料的状况，其试验结果为合理施肥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些试验结果对今天我国化肥使用仍有参考价值。
二、农业新学科发展的拓荒者
江苏农学家不仅对促进中国农业改良有重要影响，也是我国农业科学各主要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对农业新学科发展起着拓荒者的作用。邹秉文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他在主持南京高师至东南大学农科的10年中，先后开设农艺、畜牧、园艺、蚕桑、生物、病虫害6个系，并在南京以及江苏、河南、湖北、河北四省，开办作物、水稻、蚕桑、园艺，棉花等9个试验场，聘请胡先，钱崇澍、张巨伯、孙恩麟、原颂周等一批名教授，确立了教学、科研、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的教育体系。[20](P418)过探先在主持金陵大学农林科期间，收回了中国教育主权，使原来由美方主讲的课程，改由中国教授担任，并设置了园艺、森林、蚕桑、农林生物、植物病虫害、乡村教育、农业经济、农业推广和农业专修科等10个科系，使该校的农业教育更趋完善。[21](P191)钱崇澍、秉志、胡先等在东南大学于1921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该系集中了邹秉文、秉志、胡先、钱崇澍、戴芳澜、陈焕镛、邓叔群等杰出学者，他们的工作为创立植物分类学、植物病理学、真菌学等学科起了开创和奠基性的作用。如:1916年，邹秉文、谢家声编出我国第一本国人编写的植物病理学教材《植物病理概要》，1923年，邹秉文、胡先、钱崇澍合作编写了中国农科大学的第一部植物学教材《高等植物学》，此后，戴芳澜编写了《中国真菌杂录》，陈焕镛编写了《植物学》，上述书籍均为当时国内高等农业院校的主要教材，为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邓叔群采集鉴定了全国真菌标本数万份，由他亲自定名的有2400个，占全国真菌定名的一半以上，其中发现4个新属，120个新种，奠定了中国真菌学基础。同年，邹秉文、邹树文、秉志等还设立了病虫害系，这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病虫害系。吴耕民于1921年在东南大学倡导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园艺系，任教期间主讲过果树园艺、蔬菜园艺、花卉园艺、蔬菜促成栽培、普通园艺等多门专业课程，并编写了果树、蔬菜、蔬菜适时栽培、普通园艺、花卉园艺等五本讲义，其后，又撰写了《蔬菜园艺学》和《果树修剪整枝法》等书，为我国高等园艺学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14](P199)1928年，胡昌炽回国后创建了园艺系，任教授兼系主任长达20年，他撰写的《果树园艺学》和《果树学泛论》等著作奠定了园艺学的基础。罗清生于1923年在东南大学畜牧系开设药物学、家禽学、乳肉检查学等课程，成为兽医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通过长期临床实践，他发展了中国的家畜传染病学、寄生虫学、兽医内外科学、产科学等学科，其于1937年编成的《家畜传染病学》一书，是我国兽医学科中水平较高的一部教科书。[9](P169)陈嵘于1925年回国后担任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积数年之功，编写了教材《造林学概论》和《造林学各论》，分别于1933年2月和9月出版，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国造林学基础。1937年，陈嵘完成出版了《中国树木分类》一书，此书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全面系统记述树木学的专著，是国内大学林学系主要教材。李寅恭于1927年创建了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组，苦心经营十多年，逐渐发展成为师资、设备较为充实的学系———中央大学森林系。[11](P42)梁希为林产化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使林产制造化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他于1933年至1937年期间在中央大学筹建的森化研究室，是国内最早的森化研究室，其中图书资料和种种设备在国内各森林系中首屈一指。[22]金陵大学在我国最早建立农业经济系，孙文郁，乔启明回国之后相继主持金大农经系务，把各门农业经济专业学科逐渐发展健全起来，将其办成师资阵容齐强，校友遍及全国的著名经济学系。金陵大学孙文郁协助卜凯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农经著作《中国农家经济》与《中国土地利用》的统计和编写，特别是《中国土地利用》一书，成为了解旧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状况的历史性巨著，至今在国内外仍产生着较大的学术影响。他还主持完成了《豫、鄂、皖、赣四省之棉产运销》等农业经济调查研究项目，上述调查在中国近代农村经济调查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统计方面:张心一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设立统计处工作时，建立起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科学的农业统计系统，他还利用这些资料写成了系列专题论文，并于1933年出版《中国农业概况》一书，以较详实的数据和图表反映出全国25个省的农业基本情况，他在这一时期的著述，直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史的珍贵资料。[23](P283－284)金陵大学王绶最早将方差分析、随机区组设计等农业统计方法介绍到国内来，是生物统计学科的主要奠基人。[24](P675)此外，章之汶的《植棉学》、顾青虹的《养蚕法讲义》和《人工孵化育种学》、徐正铿的《稻作》、王绶的《中国作物育种学》和《实用生物统计法》、沈宗瀚的《作物育种学》、金善宝《实用小麦论》，郝钦铭的《棉作学》、乔启明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邹钟琳的《普通昆虫学》和《经济昆虫学》，均为当时国内高等农业院校的重要教材，为当时有关学科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作者：杨珉 朱世桂 单位：南国内医学期刊京农业大学思政部副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