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往往有人把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议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标准，立足于此，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似乎都不到位。例如，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和无法否定的社会发展成就，但西方国家有意无意地将这些成果同政治发展割裂开来，仍然认为中国没有实现所谓的现代转型，没有成为所谓的现代国家。这种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否定和误读必须加以纠正，另外要鲜明地展现其强大的社会发展功能。
一、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奠定现代化稳定进程的基础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经历的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十分精辟地将他观察到的变化描绘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我国著名现代化专家罗荣渠指出:“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了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2］然而，这样一种急剧变化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社会出现巨大的不稳定和动荡。以研究政治发展而著名的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对现代化中的这种不稳定属性做了深入研究和经典阐述。亨廷顿将现代化与现代性区分开来，认为现代化是迈向现代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风险和动荡。他提出一个影响广泛的论断，即“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3］。根据亨廷顿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间，20个拉丁美洲国家中有17个国家的军事政变得逞，6个北非和中东国家、6个西非和中非国家以及一批亚洲国家的军事政变也相继成功。对于为什么现代化与动乱相联系的问题，亨廷顿认为，这与社会发展变化的速度密切相关。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之所以出现动乱到处蔓延的现象，就是因为其现代化的速度远远超过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在第一个实行现代化的英国，这一阶段从1649年到1832年，共延续了183年;第二个实行现代化的美国，从1776年到1865年花了89年时间。在拿破仑时代(1789年至1815年)进入现代化阶段的13个国家平均所花时间为73年。大体上来说，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只对付一种危机。但是对于那些在20世纪头25年进入这一阶段并且到了60年代已崭露头角的26个国家中的21个来说，这一阶段平均只有29年。如果从社会变化率的角度来观察，在19世纪实行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动员的主要指数”每年变化的比率在0．1%左右，然而在20世纪实行现代化的国家的这种比率每年在l%左右［4］。因此，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社会发展问题。
它们扑面而来，而不是依次而至，使这些国家应接不暇，社会动乱也就极易发生。动乱当然会影响现代化的进程，抵消乃至吞噬现代化的成果。当代发展中国家频繁遭受的动乱之苦，成为其现代化道路上的拦路虎和巨大陷阱。如何保持社会稳定，成为当代发展中国家努力探索的重大命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空前地奠定了社会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以后，实现了比资本主义变革更大的社会变革。尽管社会方方面面沧桑巨变，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却相当稳定。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建国初期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激烈斗争后，很快转入了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按照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苏联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为铲除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就存在的私有制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是人类经济生活中无可比拟的巨大变革，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和比较平稳地完成了这一历史性变革。苏联首先在工业领域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到1926—1927年度已经增加到86%［5］。农业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从1929年开始。1930年1月，《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和《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这两个决定诞生。前者要求，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应在半年或一年内完成，全国绝大多数农户应在“五年计划”期末，即1933年完成集体化任务［6］。
从实际的进程来看，到1930年3月1日，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达到了农户总数的56%;1934年，集体农庄已经拥有全国农户总数的75%、耕地的90%了。1931年3月，苏联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在苏维埃工业化和集体化取得极大成就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居于统治地位。”［7］除了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外，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构、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都是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从社会变化的速率来看，苏联的这一数字虽然远远大于其他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却较好地避免了亨廷顿所观察到的剧烈的社会动乱。社会稳定的获得，为苏联现代化的顺利和高速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苏联能够在短时期内跃升为世界强国，乃至超级大国，没有社会稳定是难以想象的。1949年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同样如此。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大于苏联的变化的。
在至今6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除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外(“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动荡也处在可控的范围内)，中国也保持了稳定的社会发展态势。在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无论是其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还是其社会制度的属性，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要保持稳定，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从经济基础的变革来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在旧中国，只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雇农却只占有10%的土地;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垄断着80%的工业资本，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命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对社会生产资料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这一改造集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被称为“三大改造”。“三大改造”虽然使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但中国依然很好地保持了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记载，从农业来看，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集体化运动随之展开，到1956年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总户数已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从手工业来看，到1956年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发展到10．4万余个，社(组)员达到603．9万余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91．7%，基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从私营工业来看，到1956年年底，全国原有的私营工业8．8万余户中，有99%的企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如此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带来社会动乱和不稳定，而且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记载，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与上年相比，1953年增长14．4%，1954年增长9．5%，1955年增长6．6%，1956年增长16．5%。按平均值计算，1953年至1957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中国实施了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改革，并妥善协调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他对改革的强调总是伴随着对稳定的论述。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对社会稳定阐述的分量越来越重。1978年他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8］1980年他指出，“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9］。1987年他强调:“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
1988年在揭示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时他说，“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11］。1989年他告诫全党全国:“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12］1990年，他把这一命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稳定压倒一切”［13］。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也是稳定发展的30多年，毫无疑问创造了社会发展的奇迹。实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把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起来。从党的十六大起，社会和谐就明确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之一。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社会和谐明确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将和谐纳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和贡献，将人类现代化的稳定提高到新的水平。
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创造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
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强大推动力，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鲜明特点和突出价值。尽管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上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把人类社会引入了现代化进程，但社会主义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马克思描绘的未来社会是“……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4］。列宁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5］列宁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依托:“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6］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就体现出强大的社会发展优势。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其191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1/8、法国的1/4，工业总产值仅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4%，主要机械工业产品靠进口，文盲占总人口的2/3［17］。从1926年到1941年，苏联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与1913年相比，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7．5倍，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增长了40倍，苏联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化强国，其工业生产居欧洲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18］。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苏联更加体现出其强大的优越性，整个国家迅速地实现了向战时体制的转变，1942年其军工产品几乎比战前增长了一倍。到战争后期，苏联在武器数量和准备水平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德国［19］。正是这样的社会发展成就，使苏联成为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最主要支撑。社会主义中国也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改变了全人类近1/5人口的历史命运，这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在新中国刚成立的1950年，中国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重至少为40%。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近几十年，中国脱贫工作取得巨大进展，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几亿中国人口摆脱了贫困，13亿多人的生活正在迅速地现代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进步，也是世界的、人类的重大进步。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摆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
资本主义无论怎么发展，始终没能摆脱由于内在矛盾而引起的经济危机。自20世纪末期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断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1990年到1992年，美国出现经济衰退，并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这场风暴不仅横扫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景象，而且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2007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逐渐向全球蔓延，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在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即使在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中仍保持高速增长，这更凸显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拉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分别增长0．34和0．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加7．7%，明显快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3年将近30%，大大高于中国占全球经济规模的比重，发挥了超过中国经济规模的带动力［20］。社会主义政治引导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鲜明特点是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其中极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人的人均寿命迅速提高。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3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对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及医疗数据进行了分析，包括人类预期寿命、死亡率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9个方面。该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已达到76岁，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甚至高于一些欧洲国家。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却创造了更好的人民生存状态———这就是社会主义政治优越性的一个典型体现。
三、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体现文明进步的人间正道
社会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主动地改造社会和推动文明进步的运动，是第一次首先通过政治变革、重建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生动地展现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而且精彩地展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的成功，是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地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而且科学辩证地阐述了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对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正是因为这种反作用及其重要性的存在，社会主义运动才有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并显示出了正确性。恩格斯对这种反作用做过精辟阐释，“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21］。在马克思、恩格斯科学阐述政治功能的基础上，社会主义运动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目标首先确立为改变旧的政治制度，正如他们所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2］社会主义运动是要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和促进整个社会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的先进性最终体现在它对人类进步的贡献上。
社会主义政治引导的人类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首先在苏联对社会主义的开拓及其影响中体现出来。苏联首先开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对当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使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相形见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的成功给西方自由主义以巨大的打击，西方学者甚至把这一段时期看成社会主义凯旋行进的时期。汉斯•海尔曼•赫柏在介绍自由主义大师、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时谈到，此时欧洲自由主义最后残存的一点影响也被摧残殆尽，人们纷纷转而热衷于社会主义。米瑟斯于1940年8月抵达美国，当时年近6旬的他已是国际知名的“大家”，而美国所有的大学和知识界都对他表示出一种毫不掩饰的、无耻的无情和冷漠。相反，此时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三流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的门徒，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在美国找到一个体面的科研位置。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口中说出的这些话，很好地印证了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巨大影响。根据有关统计，1955年至1988年，93个民族独立国家中有55个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占民族独立国家总数的59%［23］。兹•布热津斯基曾感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中，已有10多亿人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整个欧洲大陆几乎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天下。”［24］西方国家受到强烈冲击，布热津斯基说，“在整个50年代，甚至进入60年代后，许多西方大学中，流行的社会观点都是某种形式的‘左派观点’”［25］，结果是“几乎把20世纪变成了一个以共产主义的崛起和影响为主的时代”［26］。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遭受了巨大挫折，西方自由主义再度兴盛，甚至在西方世界再度流行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已经尘埃落定，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是裁定历史的最后的人。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运动再度辉煌。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引导的人类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在当今时代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体现出来。1988年，当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处于艰难时期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28］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历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当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时，邓小平仍然坚定地告诫大家，“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29］。历史证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中国的改革开放开拓了社会主义新的道路。中国道路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创造了社会发展的奇迹。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保持长期、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二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从而开拓了一条社会主义的时代新路。中国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当代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西方学者也开始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认识和总结。英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北京共识”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雷默对“北京共识”的归纳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认为，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实际上，提出“北京共识”的更重要意义在于，西方国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开拓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更在于它是对西式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它重塑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为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甚至连宣扬“历史终结论”的代表人物、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肯定了“中国模式”的成功。他指出，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其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于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社会发展宏伟目标，中国正在稳健地向这一目标前进。当中国以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发展道路将会在人类社会赢得更加广泛的认同。
作者：孙力 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